丁日昌：(公元1823～1882年)，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丰顺人。著名清朝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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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公元1823～1882年)，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丰顺人。著名清朝大臣。
丁日昌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农历6月1日，台风肆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水流横溢。在粤东丰顺汤坑金屋围村，一低矮破旧瓦房，在狂风骤雨中摇摇欲坠。房主人丁贤拔，面对着正临分娩的妻子黄氏和屋前漫涌而来的洪水，焦急万分。恍惚间，丁贤拔见涌来的洪水中，现出一硕大金鲤，冲着他点了点头。正自惊异，耳畔传来哇哇儿啼。回头一看，黄氏惨白的脸上露出笑容，胯畔躺着刚刚出世的婴儿。丁贤拔又惊又喜，忙用剪刀剪断脐带，用旧衣裹好小孩。其时风雨更骤，房屋左右摇晃，吱吱作响。丁贤拔一咬牙，抱起小孩，背上黄氏，披上蓑衣，冲出大门，往三哥贤辉家中奔去。甫一出门，轰然一声，旧屋倒塌风雨之中……
风雨过后，丁贤拔请来文庙饱学塾师陈秀才，将婴儿出世时怪异情况告知，并请代为取名。陈秀才也大为惊奇，说道：“贤郎既出生于狂风暴雨之时，即取名雨生吧。盼其长大后救世济民。”丁贤拔点头称是。
光阴荏苒，转眼间，雨生已是六岁，已届入学年龄。一天，与几个孩童一起到太平寺玩耍，听见殿阁东厢私塾传来琅琅书声，不禁大为欣羡，便跑到东厢趴在窗台上人偷看，见一白发白须老先生坐在讲台边椅子上，神态端严；台下几排学生正在高声诵读，声音整整齐齐，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好听，不觉也跟着读了起来。白发白须老先生忽听到童音清雅，抬头一看，窗台上扒着一个小孩，正大声跟着诵读，清亮的眼睛透出一派聪颖。不觉大奇，便走到窗前，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做些什么，为甚不送你读书？”雨生从窗台上下来，回答了自己和父母亲的姓名后，说道：“严父肩挑日月，慈母手转乾坤，不是不想送子读书，只因家贫送不起束修。”白发白须老先生听罢，不觉拈须大笑。原来，这老先生正是原在埔河文庙的陈秀才，近日为汤坑乡绅所聘至此任教。陈秀才道：“孩子，原来你是贤拔兄令郎，你的名字正是我为你所取，你家缺田少地，孩子又多，靠你父亲卖豆腐和你母亲织苴仅堪糊口，无钱供你读书，是吗？”雨生点头称是。是日散学后，陈秀才找到丁家，说雨生聪颖，要让他读书。丁贤拔搓搓手为难地说：“我们也早想让雨生读书，只是交不起学费。”陈秀才呵呵大笑道：“无妨，无妨，明日叫雨生来吧。”此后，雨生即就学于太平寺中。
清道光十年，雨生已是八岁，在太平寺读书两年，学得满腹经纶，落笔成文，超群拔众。农历9月9日重阳节，陈秀才带学生到明末进士罗万杰隐居地“逸老庵”郊游，回来后叫学生作文，雨生作《七律》：“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海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陈秀才大为赞赏，问雨生能否再作一首，雨生复吟道：“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手，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出壤声。”陈秀才道：“真神童也！”由是雨生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为当地文人所颂扬。
清道光十年冬，雨生因父亲病重辍学。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临死前，给雨生七兄弟改名：庆福，改名日蒸；庆生，改名日升；雨生，改名日昌……
此后，丁日昌得出洋谋生的大兄日蒸资助，回太平寺再读了两年书，然后回到家里精研医术，采集草药，开了一间医药店。由于他勤恳好学，努力攻读医药书籍，积极挖掘民间医学秘籍，并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不久即成了小有名气郎中，治愈了不少病人。至今丰顺汤坑仍留传他盐疗鸦片鬼的妙术奇方：治鸦片必用食盐，因盐与鸦片烟格格不入。盐性咸，能润肠，兼有清火解毒之功效；而鸦片馆多备甜汤圆、甜枣汤、甜莲子汤、甜绿豆汤，咸类食物几无。治法则每天早晨饮用盐汤一大碗，烟瘾发作时亦饮用盐汤一大碗，七、八天后见鸦片而生厌恶，半月后即可戒除。
在行医的同时，丁日昌仍抽暇攻读诗书，学问日进。清道光二十二年，丁日昌到县城应考，得中秀才；其后，曾三次赴广州乡试，却均未中式。但他壮志未消，凡历史地理诗文经济战策兵书无不涉猎精研，俨成饱学宿儒。清道光二十七年，他感于埔河文庙破败，学子就学无所，倡建汤坑蓝田书院，不几年而功成，为兴学育才作出了不小贡献。他曾作诗“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诩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谁知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和心境。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海阳三合会会首吴忠恕率众围攻潮州府城，其时丰顺隶属潮州，丁日昌为邑绅所推，率乡勇千人往援，与吴忠恕军激战于潮州城下，擒获吴军百余人，余众败退，城围顿解。丁日昌由此而名声大噪，奠定了其以后出仕的基础。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春，丁日昌以解围潮州有功，由惠潮嘉兵备道李璋煜荐举，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农历10月擢拔为江西万安县令，踏上了仕宦生涯。
丁日昌到任万安后，见“流民比人众，关吏校官尊”，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即锐意兴革。首先，他改革衙门办事制度，差役办差，一律由官给盘川，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接着，他行文取缔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其三，他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十纸而已。”《丰顺县志》记载：“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辄欷欷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幕僚共赏。”其四，捐俸兴建云兴书院，致力培育当地人才。书院建成后，丁日昌题楹联云：“何尝饱听滩声，帐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安得便瞻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荫。”如此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以苏，读书之风渐长。丁日昌亦由此深受万安民众推重，当其调离万安时，“奉香拥送者亿万人。”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3月，丁日昌调吉安府邑庐陵，到任不到十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往吉安而来，兵锋所指，锐不可挡。丁日昌与吉安府知府曾咏弃城而逃。农历3月11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吉安、庐陵。3月14日，太平军主力进攻峡江，吉安、庐陵兵力空虚，曾咏、丁日昌纠兵乘虚而入，收回吉安、庐陵。不久，大清朝廷免去丁日昌庐陵县令，削职为民。
丁日昌革职以后，为摆脱生活困境，浪迹九江、上海、扬州，甚至溯运河北上安徽、山东，四处寻找职业，尽皆碰壁，最后决心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考察了解，着意制订了一份进军安庆的方略，然后到总督衙门投呈。时曾国藩正思进取安庆，见丁日昌呈文计划周详，别有见解，不禁心喜，即召丁日昌晋见。丁日昌侃侃而谈，对太平军军力和长江沿线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曾国藩不禁暗暗点头，想道，此人诸事留心，思维周密，只不知文才如何？便又邀入公馆花园散步。询问惠嘉潮各地风土民情后，两人来到一株灿放的梅花树边。曾国藩指着梅花道：“丁县令能否以此为题，作诗一首？”丁日昌道：“勉力为之。”略作思考后，落笔写道：“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汛到，半山春汛到江南。”曾国藩看后赞道：“诗绝妙，书法亦上佳。”
当日，曾国藩即委丁日昌为九江关卡卡员，并奏请朝庭，于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农历11开复了丁日昌原来的官职。嗣后不久，丁日昌到广东会办厘务，曾国藩赞为“廉正明干”、“才识闳远”。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农历2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委丁日昌为广东大吏，命他到广东高州县督办火器。丁日昌请同乡黄达权翻译《火器略说》和绘制制作图案，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制炮局，很快即制出火炮三十六尊，炮弹两千多发。这些军火运到安徽为淮军使用，帮了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大忙。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农历5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上海筹办洋务。丁日昌甫到上海，李鸿章即推给他一个烫手的“山芋”，要他遣裁戈登率领的英国“常胜军”。这所谓“常胜军”是满清朝庭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专门向英国聘请而来的，有三千多人，配备洋枪洋炮，原以为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岂知，数次与太平军交手，均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后即避战上海，干扰市民，成为清政府的一块心病。
丁日昌接到这一任务后，通过外交途径数次与英国交涉，致使英国同意调戈登回国，并要“常胜军”限期撤回英国。丁日昌拿到裁遣“常胜军”的文件副本后，即约见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巴夏礼，准备与他商议裁遣事宜。不想，巴夏礼道：“本领事尚未收到此类文件，待收到后再说。”过了几天后，丁日昌再次约见巴夏礼，巴夏礼却拒绝见面，要助手对丁日昌说他事忙无暇接见。丁日昌不动声色地说：“请先生转告领事，本人亦公务繁多，以后若有事故发生，概由领事本人负责。”说罢即转身而去。翌日，丁日昌派清兵封锁了英国领事馆，不准任何人进出，说：“英领事密件失窃，这里实施戒严，禁止通行。”巴夏礼听到禀报大怒，欲出使馆寻找李鸿章，被把守的清兵挡住，道：“奉丁大人令，密件没有找回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入。”巴夏礼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几日后，领事馆存留的一些食物已全部食光。巴夏礼再也支撑不住，走到门口，可怜巴巴地对清兵说：“我已找回裁遣常胜军的文件，请丁大人相见。”守门的清兵说：“文件已是找回，即请领事从事拿出来，我们丁大人就会见你。”巴夏礼拿出文件后，丁日昌来到领事馆，俟巴夏礼在文件正副本上均签了字，才命令清兵撤离。
“常胜军”按期裁遣后，李鸿章大喜，对丁日昌备加赞赏，并上奏朝庭，委丁日昌为苏、淞、太道，并要他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楼船亘天，租界林立，商业异常繁荣，环境极为混乱，人称“冒险家的乐园”。丁日昌上任苏淞太道后，决心严惩陆和尚等黑社会为首分子，整治社会秩序。
陆和尚名陆胜祥，原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工头。他组织帮会，结纳党羽，聚集了流氓歹徒几千人，抢劫、勒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地方官屡次搜捕，但他耳目众多，一有风吹草动即藏匿租界，得到洋人庇护，令官府无可奈何。一天晚上，陆和尚手挽一艳丽女子从天外天夜总会出来，门口花园中闪出几个彪形大汉，陆和尚正打开车门让艳丽女子上车，艳丽女子忽一转身，拉住陆和尚的手狠劲一扭，彪形大汉随即窜上把陆和尚打昏在地。当陆和尚醒过神来，已被押进道台衙门。见一官员端坐公堂之上，两旁排列如狼似虎衙役，不觉两腿一软，跪在地上。只听官员喝道：“查陆犯胜祥，罪不容诛，现验明正身，即刻押出衙门处斩。”过后不久，丁日昌又擒斩了号称“白王侯”的流氓头子，逮捕了一批数以百计的流氓游勇。一时间，上海滩各类牛鬼蛇神潜踪隐匿，社会混乱局面为之一新。
清同治三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丁日昌漫步黄浦江畔。夕阳的余辉照在广阔的江面上，灿烂斑驳，景色瑰丽奇诡。丁日昌不禁心潮起伏。想起几年前，自己流落上海街头，欲觅一份职业而不可得，而今却成为掌管上海的道台，慨叹之余，亦觉振奋。想到几日前，自己到税务总司为建立机器制造总局筹款一无所获，愤慨之余，亦觉担子沉重。不觉吟道：“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正自心中踌躇，忽耳畔飘来丝竹之声。抬头一看，一幢花园别墅赫然呈现眼前，不觉心中一动，紧皱着的眉头随之舒展开来。原来，此别墅为海关通事唐国华所有。唐国华是广东香山县人，在海关任职几年，与卡员张灿互相勾结，索贿收贿，敲榨勒索，狠赚了一笔钱。对此，丁日昌早有所闻。
次日，丁日昌带着僚属来到海关，叫来唐国华和张灿，要他们交出账本。丁日昌说：“久闻两位老兄敛财有术，本道台现筹建机器制造总局束手无策，请有以教我。”唐张两人吓得浑身战栗，生怕贪赃枉法的行为漏底，忙说：“不敢，不敢，请道台大人看在同乡的份上，松一松手，筹建机器制造总局的款项我们当尽力报效。”随即，唐国华和张灿各报捐银二万两。丁日昌微微一笑，对唐国华说：“老兄能如此做最好，看在同乡的份上，我也不为已甚，但只望以后多加检束，否则，莫怪丁某爱莫能助矣。”言罢，率众离去。
有了四万两白银以后，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上海、苏州两个制炮局，创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清同治六年夏秋之交，江苏境内风雨大作，清水河洪水滔滔滚滚，冲决了堤坝，淹没了大量田庄。时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前往治理。沿途只见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丁日昌心急如焚，行装甫卸即率各级官吏督修堤坝，并亲自担石填堤。然而，在湍急的洪流中，投下的石块泥沙多被冲走，收效甚微。丁日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想到一法，叫人砍来大批青竹，编成一个个肚大口小的箩筐，然后将沙石装入其中，再加投掷。此举果然奏效，不旬日间，堵住了决口。而后，丁日昌督率民役，昼夜奋战，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后来，当地群众称这道堤为“丁公堤”，纪念丁日昌的功绩。
清同治六年农历12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当时的满清官场，多为贪婪庸碌者充斥，吏治一片黑暗。丁日昌为自勉及训诫各级官吏，作一楹联贴于抚衙朱红大柱上。联云：“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蘖；民要持平，看去使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丁日昌主政江苏2年多时间，励精图治，仅清理积案就达27万多宗。清王朝为之诏示各省，以丁为勤政榜样。
清同治九年农历5月，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教案。《曾国藩全集》载：“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栓、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予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事发后，清庭谕示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曾国藩一味委曲求全，而洋人的胃口则越来越大，案件迁延不决。清庭对此极为不满，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
丁日昌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后，通过深入查察，掌握了法国仁慈堂残害儿童的人证物证，随即照会法、英、德、美、意等驻清公使：查法国设津仁慈堂残害中国儿童，罪不容逭；法驻津领事不图悔改，反毙伤民众，致使民情激愤，身被殴毙，实属咎由自取；至于焚毁教堂等建筑及误伤无辜，亦属事出有因，除严办下手之人外，损毁建筑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协商赔款，误伤者后事由大清协助办理。法国公使等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无可奈何。
天津教案审结后，丁日昌感到，积弱的中国，欲图强盛，必须把造就人才作为第一要务。逗留天津期间，多次邀约曾就读美国耶鲁大学的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向曾国藩进言，鼓动曾国藩联衔上奏朝廷派遣学生公费出国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曾国藩同治十年农历7月3日《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奏：“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曾国藩的力奏得到了清廷的允准，自同治十年起，先后派遣一百二十人到欧美等国留学。这些人学成返国后，多成社会建设的栋梁或名垂后世的学者，如詹天佑、严复等。
清同治九年，丁日昌经深思熟虑后，上《条议海防》奏折，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水师，大力鼓吹洋务，深得清王朝嘉许，所提建议多为采纳实施。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8月，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在任期间，主持审理了沈纯、文绍荣等贪污军火大案，追回大批赃款，声振朝野。同年农历11月，清庭命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
清光绪二年农历2～5月，福建省境内迭遭百年罕见水灾。《万国公报》载：“城厢(福州)内外，四顾茫然，竟成泽国，数百年稀见之灾也。幸近城之民，蒙丁抚军催令阖城文武官员及兵勇胥役，设法救援，雇大小船两百余只，撑住屋顶木颠，援至城楼或各炮台山上者，不下数万人，施以粥饭，以全民命……”《申报》载：“丁抚军政体违和，不能出署已盈月，一闻警报，力疾而起，登南门城，督视救护灾黎。并分赈各事，兼代筹居之所者，凡四日不回宪署……”
水灾过后，丁日昌一方面积极向各方筹款募捐赈济灾民，一方面大力发动民夫疏浚江河兴修水利，闽省生机渐复。
清光绪二年农历12月至次年农历4月，丁日昌巡察台湾(其时台湾隶属福建，清例闽巡抚夏秋驻福州，冬春巡台湾)。在对台进行全面考察后，对台湾脆弱的海防及腐败的吏治深感焦虑，即大刀阔斧进行兴革。整顿吏治，裁撤陋规，整饬海防，兴办义学，忙得席不暇暖。丁日昌《东巡台湾恒春》诗：“东瀛已是天将尽，况到东瀛最尽头。海水自来还自去，罡风时发时复收。卧薪尝胆知谁共，卸山移石且自谋！饱听怒涛三百里，何人赤手掣蛟龙！”壮怀激烈，气势沉郁，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清德宗(光绪)实录》载：“丁氏至台后督办之事以购置铁甲舰，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开铁路，办电线，置机器，办矿务垦务为最主要。”
清朝时期，福建巡抚例摄台湾学政。丁日昌在主持台湾童子试时，发现苗栗县铜锣湾十四岁童生丘逢甲交卷最早、文章最好，录取为第一名。当丘逢甲进见时，丁日昌命其作台湾竹枝词百首，日未晚而成，大为惊讶，特颁赠“东宁才子”印(东宁为台湾别称)以为奖励。后丘逢甲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考取举人，次年考取进士。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丘逢甲洞察日寇侵略台湾企图，投笔从戎，创立义军三十七营，积极准备抗日保台。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大为震怒，丘逢甲振臂而起，组织全台民众反抗侵略者。丘逢甲被推举为大将军，统率义军在新竹一带抗击沿铁路南侵的日寇，浴血奋战二十余昼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清光绪三年农历7月，丁日昌因足疾加剧，上奏清庭乞假回乡疗养，次年四月获准。离开福州时，众多百姓留连不忍分别，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丁日昌离任归里后，在居住地辟“百兰山馆”，整理藏书和读书著述。
藏书是丁日昌的一生至好。丁日昌在江苏任职期间，正值洪杨战乱后期，江浙不少书籍四处散落。丁日昌节衣缩食，倾囊以求，十余年间，购得书籍十余万卷，且不少为宋、元珍本。后人称丁日昌为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称其书屋为“百宋一廛”。丁日昌将其收藏书籍移置百兰山馆后，编成《持静斋书目》五卷，方便后人浏览。
丁日昌著述不少。现留存于世的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政书》、《丁禹生政书》、《丁中丞政书》、《丁中丞信札》等。此外，丁日昌还编辑校订了《百将图传》、《炮火图说》、《地球图说》、《牧令书辑要》、《法人游探记》、《西法兵略七种》、《江苏舆图》、《江苏布政司属府厅州县志图》等。
清光绪五年农历5月12日和13日，清庭连下谕旨，命丁日昌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然而，丁日昌此时已疾病交加，再不能出山效力了。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农历10月10日，丁日昌辞别人世，终年五十九岁。
临终遗折：“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隙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自我之属国琉球已矣！而法国占据安南六省，更思图其都会，暹罗、缅甸行将尽属英，俄人添兵东海，是高丽不蹶于倭，必蹶于俄。将来我之属国若竟一无所存，枝叶残则根本何以自主。天下事与其焦头烂额而无数燎原，曷若曲突徙薪而缪未雨。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惟望内外臣工，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事实，勿分畛域，勿惮浮言。外则睦邻讲信，虚与委蛇；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
附_丁日昌妙考丘逢甲：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10月15日，时任福建巡抚兼台湾提督和学政的丁日昌，依照清廷规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闽，便从福州乘船到台湾。
公元1877年农历4月，丁日昌在台南府城主持考试。当时，台湾苗栗县铜锣湾有一位市肆岁少年，名叫丘逢甲，又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吉甫(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公元1864～1912年)，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县大爷推荐他到台南府去考试。丘逢甲的父亲考虑孩子年幼，天气炎热，道路漫长，便背着丘逢甲上路。两天后，丘逢甲与父亲一块到达台南府，丘父为了给儿子壮胆，仍背着逢甲进入考场，守卫考场的衙役不同意他们进去，一位老衙役笑道：“老叔，你恐怕走错门了!”然后指着街前一间杏林医所，意思是小孩生病要到那边找名医，这儿是府上考场重地，闲人免进。丘逢甲的父亲掏出县衙门的推荐信，要求进场。守卫的衙役说什么也不信小孩上府应试，坚决不让进场，双方争吵起来。
主考官丁日昌闻讯后出来，他仔细瞧了瞧丘逢甲，又看了丘父递来的赴考公函。原来台湾传闻的“东宁才子”正在他面前。他沉默了一会，佯装不了解地用含有浓浓客家口音的国语问丘逢甲：“什么，幼童也来应试？真是：甲年逢甲子。”
“丁岁遇丁公。”丘逢甲也操起客家口音宏亮地回答，因为他刚才一见丁日昌，就想起县大爷的嘱咐，来台主考的丁巡抚，系客家的朝命大官，便故意用客家话对答。丁日昌果然批准丘逢甲进入考场。
丁日昌认真审阅每位考生的试卷。考试结果出来，丘逢甲荣获金榜之首。丁日昌又想，苗栗县的才子不知是否死背古文诗词，他决定再考考丘逢甲。于是要求丘逢甲写出一百首《台湾竹枝词》给他审读。第二天清早，丘逢甲即写好《台湾竹枝词》百首。书法遒劲隽永，把台湾的风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丁日昌十分高兴，称赞丘逢甲头脑灵活，颇有文学功底，并当众赠给丘逢甲“东宁才子”印章一枚，聊表惜才、爱才之心。同时，他立即介绍丘逢甲到彰化的名人吴子光那里就读。
后来，丘逢甲不负丁日昌所望，公元1888年赴福州应试，考上举人。公元1889年春，丘逢甲赴京会试，考取三甲进士，名列第九十六名，被大清朝廷钦点为工部虏衡司主事，《台湾通志》编纂。
之后，日倭入侵，丘逢甲高举义旗，鏖战台澎，失败后返回广东镇平县(今广东蕉岭文福镇)，成为“拒倭守土”的一名爱国志士、爱国诗人，梅州历史八贤之一。

丁汝昌：(公元？～1910年待考)，安徽庐江人，著名清朝将领。
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作战史上，许多英勇善战的著名将领都是精通海军战术的行家；但是一个世纪前的东方，却有一位陆军行伍出身的人，指挥着一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就是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
公元1836年11月18日，也就是清朝道光十六年农历10月10日，在安徽省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今名丁家坎)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丁汝昌降生人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在四处漏风的茅屋里呱呱啼哭的小生命，在半个世纪之后能成为一支威震东亚的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丁汝昌出生时的名字叫丁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因为家境一贫如洗，童年时代的丁汝昌就不得不离开父母，外出到大户人家做帮工谋生，后又在一家豆腐作坊里当学徒。清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庐江地区不幸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谨遍地，他的父母在饥病交加中双双去世；时年仅仅只有十四岁的丁汝昌便永远失去了双亲的护爱，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饱尝人间的苦痛。
就在丁汝昌成为孤儿的这一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发生了一件后来波及到安徽等十四个省份的重大事件；这个后来完全改变了丁汝昌一生的重大事件，就是由拜上帝教首领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的农民起义——也是后来波及半个中国并持续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开端。
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了金陵(今江苏南京)，遂在此定都并改其名为天京。同年，以破竹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军北上安徽巢湖地区，并攻占了庐江县城。十六岁的豆腐作坊学徒工丁汝昌抛下自己手中的磨盘推杆，投奔了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奋斗理想的太平军；不久，丁汝昌随太平军所部驻守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自此开始了漫长而多变的军旅生涯。
公元1861年夏季，由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的湘军重兵围攻安庆，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攻守作战，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程学启部三百人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
公元1861年底，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程学启率领他的安徽部下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自此，丁汝昌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第一次转折和崛起。
公元1862年，丁汝昌率淮军部队调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及其小刀会。由于在作战中特别英勇，丁汝昌被淮军名将刘铭传索至帐下，统领马队升任营官，受领参将军衔。此后，丁汝昌统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在江淮大地的战场上，丁汝昌的淮军骑兵纵横驰骋，每战必胜，捷报不断。公元1864年，战功卓著的丁汝昌升为副将；公元1868年，三十二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
公元1874年，国内战争基本平息，清朝政府动议裁减军队。淮军提督刘铭传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在当时“兵为将有”的年代，这项裁军方案自然遭到丁汝昌的强烈抗拒。凶蛮的刘铭传暗中谋划“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
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闲居家中多有不适，心情很不畅快。但是丁夫人魏氏却是一个颇有识见的贤妇，她常常宽慰丈夫说：“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这样闲居了几年之后，家境日渐窘困，高级武官不能在家里坐待终年。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秋天动身北上，到北京去谋求差使。
慈禧太后亲自在紫禁城内召见了这位当年战功卓著的淮军将领。在一番例行的问候之后，慈禧太后降旨，将这位赋闲的将领发放甘肃差遣。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从北京驰赴天津，去拜谒自己淮军的老上级、现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要职的李鸿章，想请这位同乡恩师为自己另谋良差。李鸿章马上接见了自己当年的淮军部将丁汝昌，他对丁汝昌表示：“目前创办西式海军，缺人统率；你若能赴英国学习海军，学成归来后自可委以重任。”于是，丁汝昌呈请兵部批准，重入李鸿章的门下。
公元1877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两国留学；不久，在英国订造的四艘炮舰全部驶回国内。李鸿章原要任命道员许景澄出任水师督操，但由于许景澄此时颇遭异议，而从海军发展的长远考虑，需要有淮军出身的武将来统辖震慑，因此李鸿章将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内定为久经战阵的丁汝昌。
公元1879年底，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差遣；丁汝昌旋被委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指挥官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次重要的崛起。
公元1880底，清政府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1350吨级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竣工，丁汝昌奉命率邓世昌等官兵水手二百多人乘船赴英国接受此二舰。这是丁汝昌首次走出国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欧洲之行；他在英、法、德诸国参观了炮台、军港、造船厂和兵工厂等，大开眼界。公元1881年8月中旬，丁汝昌率二舰起航返国，取道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和太平洋，历时近六十天驶抵香港。清政府以此次巡海出力，赏丁汝昌“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他正一品封典。
公元1882年8月，丁汝昌奉命率三艘军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得穿黄马褂的赏赐(获赏黄马褂是清朝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公元1883年，丁汝昌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公元1885年10月，清政府组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不久，从德国订购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级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及巡洋舰“济远”号到华，丁汝昌陪同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善和李鸿章出海检阅海军，受到好评。
公元1886年8月，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四舰到日本长崎入船坞维修。其间，日本警察蓄意寻衅，在冲突中中国水兵死伤多人；当时的形势一度有升级为战争的危险。丁汝昌力主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冲突，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在他的努力下，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以互恤死伤者而告罢。
公元1887年底，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购的四艘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驶抵中国。至此，北洋舰队主力舰只齐备，阵容堪称亚洲之最。公元1888年10月，《北洋海军章程》奏准颁行，北洋舰队随后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统率大小舰艇四十多艘，总排水量四万多吨。至此，丁汝昌步入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时年五十二岁，成为令任何人不可轻视的一支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海军领兵生涯中，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司令官始终未能精通海军的业务。这一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贻害甚大。
公元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7月25日，日寇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寇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中午11: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寇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①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②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③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寇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十二公里时，日寇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50，双方相距五千三百三十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三○五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寇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寇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寇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40，日寇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十二艘，大致是势均力敌的。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是严重失误的。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排成了不利于实施机动的横队并采用了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舰艏向敌”战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寇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五艘军舰。显然，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是负有无法推卸的直接指挥责任的。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驶返旅顺口军港修正，丁汝昌上岸住院养伤，同时主持抢修受伤的军舰。10月下旬，日寇陆军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由朝鲜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节节朝纵深方向推进；另一路在辽东半岛海岸中部的花园口登陆，迅速向辽南方向进攻。丁汝昌未经向顶头上司李鸿章请示，就率北洋舰队移驻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在日寇于花园口登陆的十四天时间里，北洋舰队未前往袭击。日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在率联合舰队掩护陆军登陆后，曾坦诚直言说：“如丁提督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安全上陆耶！”11月下旬，日寇攻占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军港，丁汝昌只能率北洋舰队孤寄于威海卫军港了。
日寇攻占辽东半岛后，于12月中旬修改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挥兵渡海南下，发起旨在歼灭北洋舰队的山东半岛战役。此时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战局已十分之险恶，孤寄于威海卫一隅的北洋舰队一旦被歼灭，战争必将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北洋舰队却没有实施积极有效的机动作战行动，丁汝昌竟然不顾李鸿章和朝廷多次下达给他的出港击敌的明确作战指令，率舰队消极地株守于威海卫军港，又一次坐视日寇运输船队在荣成湾顺利登陆，痛失了抗敌的作战良机。日寇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
自公元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2月4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将军进入威海卫军港，劝说丁汝昌放弃抵抗，率部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还严正拒绝了日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将军温情的劝降书，表示“余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几经苦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2月9日，日寇四十多艘大小舰艇全部驶至威海卫军港的入口处，欲发动强攻。丁汝昌乘“靖远”号巡洋舰前往拼战，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水兵救上小艇得以身免。此时，刘公岛守军内部大乱，少数洋教官串联部分海军军官，煽动士兵威逼丁汝昌率众降敌。丁汝昌毫不为其所动，他凛然声明：“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晓以大义，慰告部下坚守待援。11日夜，丁汝昌自知陆上援兵无望，遂嘱部下将自己的提督大印截角作废，然后服下超量的鸦片自尽，终年五十九岁。北洋舰队余部降敌；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是以其所任之北洋舰队提督一职而为其军事生涯之最辉煌顶点的；而他在这一显赫职位上所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又将他送到生命的尽头。甲午战争，使丁汝昌交上了厄运，给这位英勇却不善战的海军统帅披上了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厚重外衣。
早在丰岛初战之后，丁汝昌数次率舰队出海未能击敌，他就开始受到朝廷一些高级文官的奏参。8月26日，朝廷将丁汝昌革职，经李鸿章多次上奏力保，丁汝昌方得“暂免处分”，但日后“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宽姑。”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五艘军舰而日军未失一舰，丁汝昌再遭奏参。11月16日，清朝廷发布上谕：“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11月22日，旅顺口军港失守，11月26日朝廷再度降旨：“该提督救援不力，阙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职，仍暂留本位，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在山东半岛战役中，丁汝昌始终处在戴罪留任而以观后效的境地里，情绪悲观低落，内心矛盾重重，自然难以从容指挥战事。公元1895年1月24日，丁汝昌在打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寒心，大局更难设想。”
在冰天雪地而又炮声隆隆的威海卫军港内刘公岛上，久经沙场的丁汝昌知道，处于日寇严密海陆夹击之中的北洋舰队已形同瓮中之鳖而在劫难逃。丁汝昌更清楚的是，这支由大清王朝花费巨资历时二十年建成的舰队一旦被日寇彻底歼灭，在北京城等待他自己的只能是一座断头台。因此，丁汝昌此时已下定战死在刘公岛的最后决心，他甚至还请来六名木匠为自己打制了一口棺材，并亲自躺进棺材里一试尺寸是否合适。1月27日，丁汝昌给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至极的心态：“……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而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在进退维谷、无以解罪的情况下，丁汝昌不顾上令，选择了一条株守军港直至舰没人尽而后已的末路，这也算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最好的解脱了。而他率舰队株守军港则无异于是坐以待毙，至多也是将一群活军舰当作死炮台作了有限的抵抗，最终是从一定程度上断送了这支耗费巨资建成的庞大舰队；这与他所肩负的提督职守是相违背的，不足后人称道。但是，丁汝昌在最后关头的宁死不降之举，毕竟是为他自己守住了历史的晚节。历史人物的复杂和悲剧，从中可窥见一斑矣！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因丁汝昌“获咎甚重”而未对他议恤。直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4月25日，满清政府方以丁汝昌当年在战争中“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其原有官职军衔。丁汝昌的遗体被运到安徽老家，安葬在无为县严桥乡梅山村的小水鹳山的土岗之上。
一代无作为、甚至是罪在千秋的清朝海军统帅，就这样长眠在故乡安徽省那无为的山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