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南斗东山祖陈氏宗亲联谊会 有关我们的源流问题作了重要决议

桃溪钓徒

南斗东山祖陈氏宗亲联谊会 有关我们的源流问题作了重要决议

我们的源流自2001年《永春小岵南山陈氏谱志》讨论稿印发后就知道有问题。根据原谱载，我祖因家奴六二花之难（西元1284，元至元廿一年甲申七月廿三日），家眷流离。而其“讨论稿”的六二花事件则是元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七月廿三日，给予推迟了整整70年，致我们的源流与其不能衔接！是年的冬至日小岵冬祭，我们马上争执，及至2003年小岵南山陈出版的《永春小岵南山陈氏谱志》，六二花事件仍然是元至正甲午年七月廿三日。

究其实，我们谱载的源流在历史上曾有争议。因旧谱遭兵火，所以在十二世才再修谱，山格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开先河为后之始修，将我们的源流通过温陵郡纪史官顾邦垣而载曰：“我祖陈氏始自河南光州固始县人，从王审知入闽，后周显德三年移入永春小姑，祖校尉公卜居于桃源南山，世科传十四世而及于祖讳琯、字公荫、号四三公，初移兴化府仙游县矿山，住未几，寻移泉州府安溪居湖山后溪三载，复移金田乡还集里南斗场东山头居住，至宋朝开庆五年（元年），遂分派今之林兜，始祖陈五四公（智公）是也”。但十二世霞镇面堂翁在他的《手书分派情由》中则考辩道：“考之山格谱，谓五四公移居林兜，在宋开庆元年（1259），世数如此久远，正宜分别！据理而论想，分居山格者，当在元末明初时代，若四三公辟居南斗场则似当在开庆矣”。甚至连南斗文场万选翁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奎星堂第四次修谱时也在其所撰的《又题序》中作了彻底论断：“吾族几半天下，其居闽者，相传唐时自河南光州固始县从王审知而来，初居兴化，后移永春小岵而聚族焉，然世系如此，而谱系不之及者，以代远年湮无可考也，家乘之纂，将以纪实则断。自四三公始，公吾宗之艺祖也”。可见，霞镇、南斗就不承认山格这个源流说法！按推想，万历44年，山格谱董应该是到莆田找无我祖的名讳，然后才找温陵（泉州）郡纪史官顾邦垣帮助，结果将小岵十四世一个没后嗣的公荫说是我祖四三公，不然山格第一次的谱序就不可能有温陵郡纪史官的署名。据莆田玉湖在2015年 9月23日纪念陈仁公诞辰1000周年发放的资料，在1277年整个玉湖境内除了少数庙宇外，全部毁于战火，宗亲全部外迁，至明中期才陆续从外地迁回，清乾隆间才再修谱，所以山格在明代到玉湖哪有谱可看，更不知文龙是俊卿的承嗣元孙，成长于长乐后山，当时要如何查起？

即使孙梁先生（朝栋）于民国廿七年主持合修南斗山格大族谱时所撰的《古谱陈姓派系源流考》和《东山头祖祠聚星堂记》，一说：“我南斗始祖公荫公，在宋孝宗、光宗间（1163--1194）由永春姑峰兄弟八人遭五陈之乱，分散各省县，我祖经仙游矿山，历安溪湖山后溪，三徒而来肇基于南斗东山祖”。一说：“粤稽吾始祖四三公，于宋宁宗间（1195--1200）来斗乡……”。虽还说我祖是公荫，但迁徙原委竟另提因“五陈之乱”，抛开六二花事件，就是年代他也说是宋，而公荫是生于中叶。可见，孙梁先生对我们的源流也是没有真正的定论。

南斗、霞镇对我们的源流记载既持不同的看法，又为什么会再认永春小岵十四世公荫为祖呢？据霞镇保存的一篇系南斗道美派发荣翁于清嘉庆三年（1798）所撰的《叙明》，就是偏信于西向（今仙夹）一业竹工者的话，什么“彼谱载，七房子四三入安南斗住居东山头，虽未尝到处验谱，而住屋地名已知”。今永春人庠生殿选抄录宗谱，什么“亦载七房祖公荫公即四三公”。才下一个结论：“则其传即其实也”。究竟如此吗？根据2012年3月4日（此时间包括以下均为农历）永春小岵南山陈氏宗亲理事会向我们出示的旧谱载“祖讳君泽公，字汝霖，号贞毅，真祐公次子，于元至正甲午年七月廿三日，被家奴六二花诱贼所害”；至于公荫，在其牒下是书：“公荫公，汝霖公之长子，娶郭氏，移居兴化”；在另一副古谱的其牒下是书：“公荫公，一郎，汝霖公长子，未详”。根本没有我祖讳琯，行四三，娶何氏，生子四四等载，要怎样说“则其传即其实”？就是当时所抄录的宗谱，什么“十三世，祖君泽，于元至元廿一年甲申（1284）七月廿三日被家奴六二花诱贼所害；”“十四世，祖公荫，生于元英宗、泰定年间（1321--1327）。”试想，天下岂有为父者死了40多年才生儿子之理，这不是为了自圆其说而闹出历史笑话吗？

因六二花事件这70年之差，致我们的血脉与小岵南山君泽公不能互为贯通，自2001年开始，曾多次与其谱志编委会、宗亲联谊会进行了争议，都无济于事。2011年5月3日小岵迁君泽公墓，纪念碑仍然还是刻“公于元至正甲午年六二花事件被害”。自此，深知应重启寻源之程。

我们于2011年 9月30日就赶往曾有传说我祖是来自漳平官坑，又于2012年4月5日赶往曾在1982年南斗山格还筹资参加建祠，并连续三年参加祭祖的永春一都南山，经过稽考，均无我祖之记载。

幸是，霞镇金宗正好在2011年葭月朔日前来参加东山祖冬祭，看到一份落款陈敦厚的《我们的源流如何撰写》资料，翌日，马上将民国卅二年所抄的《霞镇二房派家谱》谱首的一篇加有种德先生附识的《旧谱家世源流》用电脑传过来（详见影本），这副旧谱原来是其父福志老先生把它秘密地藏起来，才逃过“文革”十年浩劫，可算是霞镇尚存唯独的一副旧谱。按本文所载的“世祖俊卿”和“宋臣裔祖四三公”等字句分析，我祖定与俊卿和文龙有传统关系之所在，不然哪有如此相关之称谓？其迁徙原委和路线，首先是知宋祚将改，家眷流离，初居仙游矿山，继而移安溪湖山居后溪三年，最后由于文龙公被执，加上元酋对宋臣裔严加旨捕，恐在后溪隐不住脚，才徙入南斗东山头之僻地而潜踪，记载得非常清楚。就是早前支接永春小岵君泽，也是根据这个迁徙路线，无非是在琯公名下多加一名字公荫，并将迁徒原委改为六二花事件而已。如按“会元诏捕，故宋臣裔祖四三公……不知所措”这个因果句看，四三公明显是文龙之子。

为遵照种德先生之所嘱，我们特于2011年12月 3日就赶往莆田玉湖考证，内容基本相符，但文龙之子是梦云、梦雷……，没有我祖名讳，文龙且是宋卿五代孙不是俊卿之后，陈瓒是文龙之从叔不是从子，在俊卿的支系中虽有一名琯和一名四三，从时间推算，与我祖的年龄有一定的差距。后来霞镇的荣煌在电脑网上又查到长乐阜山有一万多人口属文龙幼子璥公的后裔，经联系，从而又获悉晋江东石“陈淑桢（文龙之长女）纪念馆”有相关资料，2012年 3月26日马上派人前去取回一本《陈公文龙史料摘辑》，据其所载，文龙诸子是模拟岳侯儿子之名，非真实名字。有关文龙和陈瓒，文龙 9岁就嗣于俊卿四代孙居在长乐后山的士伟为子，故为俊卿之后；陈瓒系文龙之胞弟麟之的子，故为从子。与我们《旧谱家世源流》记载相符。为了解其地是否有我祖四三公的记载，特于2012年 8月11日就往阜山进行考证，结果他处专载文龙幼子支系，没有四三公史料，其老协负责人陈勤功说：“你们应找长乐市陈礼渭才会清楚”。于是在2013年 1月26日又是曾往东石的合春、金宗赶往长乐市找礼渭，讲明了来意并与其进行了座谈，最后带回50多页的《阜山陈氏族谱》影本。经认真拜读，不管是文龙公登第、从政以至殉节的时间、过程，还是陈瓒进复兴化，均与我们《旧谱家世源流》记载完全一致。如将我们《旧谱家世源流》那句“知宋祚将改家眷流离”与文龙公被执不屈至合沙以诗寄仲子不寄长子之用意给予联想起来，其所以不寄长子，说明其长子已事先离开，最大原因可能是其长子已有家小，让他先出走，可传承宗支，以不致于绝后之苦，而我祖四三公讳琯本也是宋臣裔，出走时一家三口两代人，也正好在宋即将灭亡时期，不是凑合吗？可谓同一人。按出生时间和年龄进行推测，其长女淑桢生于1251年，四三公应该是生于1254年，这与其七代孙尾哥1421年的出生时间相距就有 167岁，平均每代28年，上下血脉互为贯通，四三公应该是文龙之长子。从取名的字眼看，不管是我祖的琯，还是文龙公的幼儿璥、从子瓒，均是斜玉旁，有传统之所在。从南斗跟阜山的辈份看，均在廿五世左右，可以说琯与璥有兄弟关系的存在。如此现实，欲接其支系，正如《阜山陈氏族谱》所载：“公……生有数子，第因国亡家破，诸子各自亡命，音尘隔断，多失其世系传统，无从稽考”，因此，只能根据我们的《旧谱家世源流》之记载，认定莆阳玉湖的俊卿公和成长于长乐后山其五代孙文龙公是我们的祖先。为了解长乐阜山宗亲是持什么看法，我们于2015年8月2日，又组织了19名代表，在朝旺、克复和天从等宗长的带领下，再次抵长乐市与礼渭叔交谈，并将相关谱牒进行拍摄。继而又赶往阜山与原老协勤功叔及现任副会长等人再进行根源性的探讨，已初步得到他们的认同。接下来又参观了文龙公纪念馆和大祖祠，奇怪的是，倒下龛台满是尘埃的一尊文龙公神主，为什么会等到今天才让我们给予扶起来？大家深感祖上在天之灵！最后，留下了资料，让其为我祖再进行认真研究。

为慎重起见，我们特于2015年 8月21日，在东山头大宗祠里召开了所属南斗东山祖陈氏各村的主干和宗亲代表大会，除本乡六个村外，还有霞镇、桃舟、半华、福前等外乡镇代表参加，会议期间，将《旧谱家世源流》和《阜山陈氏族谱》影本分发给大家进行认真比对，与会者都认为再找无更吻合的了，应承认文龙公是我们的祖先！又深深地体会到，霞镇能留有一篇与阜山陈氏族谱相印证的《旧谱家世源流》，绝无可能为人所捏造，因旧时代的交通和资讯远远比不上现在！更有与会者认为，我们监宫其所以供奉三位圣王（赵昺、文天祥、陆秀夫），与宋臣裔吾祖四三公不无有一定的关系。

最后，以举手的形式，一致通过了“文龙公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一重要决议。并决定以人口集资（每人10元）和发动捐献（凡捐资 300元以上者，日后定将其名字刻上石榜）进行筹款，以备日后认祖归宗之资用。

南斗东山祖陈氏宗亲联谊会

二○一五年夏历八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