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黄帝阴符经疏》的真伪考略

莆阳陈氏

李筌《黄帝阴符经疏》的真伪考略

李筌，号达观子，新旧《唐书》俱不载其身世，大约为唐玄宗（712～756年）至唐肃宗（756～763年）时人。按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卷首进书表，末署有“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推知筌在天宝二年（
743年）尚为布衣。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提“李筌郞中为荆南节度判官”、“后为邓州刺史”，此说与曾慥《集仙传》所载之筌“仕至荆南节度副史、仙州刺史”[01]略有差异。又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谓“筌上元（按：760～761年）中自表”，故知筌在肃宗年间尚任官职。此后筌之行踪，史载语焉不详，如杜光庭《神仙感遇传》谓筌“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愿意，入名山访道，后不知其所也”[02]。李筌之身世，扑朔迷离，而其著作，亦有真伪莫辩者。

李筌著作甚丰，《新唐书．艺文志》录其书目最详，称筌著有《阃外春秋》十卷、《中台志》十卷、《太白阴经》十卷、《青囊括》一卷、注《孙子》二卷、《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六壬大玉账歌》十卷等，《宋史》则提及“李筌《阴符经疏》一卷”。坊间《正统道藏》本录有源于宋本的《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另录有题“少室山李筌疏”的《黄帝阴符经疏》，为今存《阴符经疏》的最早版本。因上述书目皆有录李筌注过《阴符经》，故未有人质疑《黄帝阴符经集注》中的“李筌注”为伪。虽然《四库提要》及阮元《揅经室文集》皆认为《黄帝阴符经疏》是李筌之作，但因该疏与《黄帝阴符经集解》（题“朝散郞行潭州长沙县主簿袁淑真集解”）文字大体相同，由此引发了该疏是袁疏还是李疏的争议。民国刘师培先生乃辨疑之始作俑者。今人任继愈先生主编之《道藏提要》及朱越利先生之《道藏分类解题》亦认同此说。虽质疑者远较认同者稀，但不能因此不理会如是质疑。《黄帝阴符经疏》为李筌思想的精华所在，若该书真伪，则李筌在道教史之思想地位当重新确定方是。故冒无知之讥，略作考辨[03]。

《道藏》本《黄帝阴符经疏》前有序文一篇，该疏分为三卷，即上卷“神仙抱一演进章”，中卷“富国演法章”，下卷“强兵战胜演术章”，每章皆先注后疏，章末略述章旨及赞一首。三章共注疏三百字经文，另书末有经文“七十言理尽不疏也”[04]。而《黄帝阴符经集解》则注、疏混一，前冠以“淑真曰”三字，章末亦无赞。刘师培先生根据袁淑真《黄帝阴符经集解序》有“洎乎唐陇西李筌尤加说释，亦不立章疏”之句，推测《黄帝阴符经疏》之疏文非李筌所作，亦不可能有分章体例。由于袁氏集解序文也提到分三章的事，故他断定《黄帝阴符经疏》“乃后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为李作，强加改窜，致失袁疏旧名”[05]。今《道藏提要》作者，亦谓“以此书（按：《黄帝阴符经疏》）与袁本相较，文字基本相同，体例亦合于袁氏序文之言，惟将袁本每注前之‘淑真曰’三字删之而成。是此书非李筌之作，实宋人采李筌《序》与袁疏合并而成”[06]。《道藏分类解题》作者亦称“按此本与所谓《黄帝阴符经集解》同，皆为宋袁淑真所撰。注疏分列，较〈黄帝阴符经集解〉清晰”[07]云云。上述说法似是而非，宜先从《黄帝阴符经疏》及《黄帝阴符经集解》的二篇序文入手剖析。

《黄帝阴符经疏序》载：“（筌）至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阴符》本绢，素书朱漆轴，以绛缯缄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应手灰灭，筌略抄寄，虽颂在口，竟不能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乃坐树下说《阴符》玄义，言竟诫筌曰：‘黄帝《阴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参演其三，混而为一，圣贤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学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人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筌所注《阴符》，并依骊山母所说，非筌自能。”[08]晚唐五代人杜光庭著《神仙感遇传》，亦述李筌遇骊山老母事，较该序文简略，故很可能抄自该序[09]。另者，《骊山老母传阴符玄义》卷下（《新唐书》）亦有“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之记载[10]。托古或托圣撰书或注书，是战国以来中国人作书的一种流行体裁，书中的所托名者，也只有“角色”作用而已。若不明作者欲擒故纵的心法，一律将这种表达称作“伪造”，并不妥当[11]。约与李筌同时代的张果，就相当清楚这是李筌耍弄的手法：“近代李筌，假托妖巫，妄为注述，徒参人事殊紊，至源不惭。”[12]“注述”者，可能包括注与疏，不能只妄断为简略的注。《黄帝阴符经疏》每章皆先注后疏，此“注疏”何尝不是种“注述”？该序文虽无作者姓名，但就行文语气而言，当属李筌自述，主张《黄帝阴符经疏》非李筌著的学者们亦不否认。该序文称“筌所注《阴符》，并依骊山母所说，非筌自能”，恰透露一个不争的事实：李筌注《阴符经》实有其事[13]，至少《黄帝阴符经疏》内之“注”文是“李注”。如此说来，刘师培等持异议的学者的话是各说对了一半的：注是李注（刘师培），或序是李序（《道藏提要》作者、朱越利先生）。但疏是否李疏呢？“外证”资料少，我们拟藉“内证”入手略作剖析。

袁氏《黄帝阴符经集解序》曰：“此经文少而义博，词近而理深。先儒数贤并精注解，义终省略，使中士或存或亡。洎乎唐陇西李筌尤加说释，亦不立章疏，何以光畅玄文？骊山母云：‘《阴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又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人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圣母发明三体，此乃三章。显然儒流因循，然无分析。今则叙三章之要义，以为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因义亦有等威，光（按：应为“先”）注各举其纲宗，后疏冀陈其周细。非厕前贤之广达，聊申后学之寡文耳。”[14]按：袁氏序文既云李筌“亦不立章疏”，偏又引用了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序》有关演三章要义的骊山母辞，此等于承认李筌说释是立章疏的，袁氏说辞似乎前后矛盾。如何解释袁序文的前后矛盾？从校雠学角度分析，不排除《道藏》本的袁氏序文有“讹”、“倒”、“衍”、“脱”等而误者。如序文中之“光”字乃字型相近而讹，当为“先”字。刘师培先生所关注的“洎乎唐陇西李筌尤加说释，亦不立章疏，何以光畅玄文？”则可能是句“倒文”。试将“洎乎唐陇西李筌尤加说释”移置于“今则叙三章之要义”（“今”字亦可能是衍字）之前，则袁序文的理路大抵就较清楚了：序文前半部引用《阴符经疏序》，批判“儒流”因循，不晓得各章所述之根本。后半部则是说“道流”李筌叙三章要义。况是“尤加说释”，则不仅仅是“举其纲要”，更是要“陈其周细”的。况且袁氏采纳的是“集解”体例，序文既然提到李序文，“集解”文中未引李筌注疏，那才是不正常。袁氏所做的，更近于整理的而非原创性的文字工作，集解本当集采众家之长的。更可能的情况是袁氏将李筌的注、疏混合了。当然这也还是种“大胆的假设”。朱先生称《黄帝阴符经疏》比《黄帝阴符经集解》清晰，并非偶然的。

另考张果之《黄帝阴符经注》，极力贬抑李筌之注释。张果所针砭的李筌注释，大多见之于《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但亦有见之于《黄帝阴符经疏》。试举一二：

（１）释经文“五贼在乎心，施行于天”，《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生。”[15]《黄帝阴符经疏》所释与《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同：“此者（按五贼）……在食为五味。”[16]张果批曰：“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则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17]

（２）释经文“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与《黄帝阴符经疏》所释大同小异。《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筌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数，月次十二以积润，大小余分有定，皆禀精炁，自有不为圣功神明而生；圣功神明亦禀精炁，自有不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贵乎天地，败不怨乎阴阳。”[18]《黄帝阴符经疏》：“日月者阴阳之精炁也，六合之内为至道也。日月，度数；大小，律历之所辩，咸有定分，运转不差。故云‘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者，六合之内赖此日月照烛，阴阳运行而生成万物，有动植功力微妙至于圣，故曰‘圣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阴阳不测之谓神，日月晶朗之谓明，言阴阳之神，日月至明。”[19]张果批曰：“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炁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20]

（３）释经文“至乐性余，至静性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与《黄帝阴符经疏》所释亦基本一致（引文过长，不引），张果分别判曰：“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21]“筌不瞭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22]

（４）值得注意的是，在释《阴符经》“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时，张果曾批判李筌是“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23]。但《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并未直接将“师”释为“兵”：“筌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心分则机不精，神竟则机不微，是以师旷薫目而聪耳，离朱漆耳而明。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师于心，举事发机，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经昼历夜，思而后行，举事发机，万全成也。”[24]《黄帝阴符经疏》却明确地说：“所言师者，兵也。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将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师为喻，切令修炼保护其身，非真用师也。”[25]此可佐证张果亦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黄帝阴符经疏》。据此，《黄帝阴符经疏》应是李筌所著，并非宋袁淑真之疏文。

从《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同《黄帝阴符经疏》思想基本一致看，再参照张果注的批判，可以断定《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和《黄帝阴符经疏》应都是李筌作品。另《黄帝阴符经疏》内之注、疏义理亦无二致，将《黄帝阴符经疏》附之注、疏断为二人著，似不合情理。比较而言，《黄帝阴符经疏》比《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内涵更为丰富，代表著李筌较为成熟的思想。至于为何张果多引《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文，这可能跟他作注的体例有关，疏文乃陈其周细，而非举其纲宗。

注释：

[01]《太平广记》卷63引《集仙传》。唐置荆南节度使系在唐肃宗至德（756～758年）年后，肃宗乾元元年（
758年）曾复改南阳郡为邓州。

[02]《云笈七签》卷112，《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62页。

[03]卿希泰先生曾对李筌的生平及著作考证甚详，本文妄加修裁，添一二自臆之新证罢了。参照《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隋唐五代北宋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633－640页。

[04]《道藏》第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747页。

[05]《读道藏记》，《刘申叔先生遗集》卷63。

[06]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6页。

[07]朱越利：《道教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1996年，30页。

[08]《道藏》第2册，736页。

[09]《云笈七签》卷112，《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762页。

[10]《新唐书》，第5册，中华书局，1995年，1521页。

[11]参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30页。

[12]《道藏》第2册，755页。另《旧唐书》有张果传，谓之曾著《阴符经玄解》，张果为唐人当无误。

[13]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朱熹《阴符经考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误认《阴符经》乃李筌假托之作。余嘉锡已详考诸说之非，见氏著：《四库提要辨证》卷19，中华书局，1980年，1177-1180页。另王明已考证《阴符经》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见氏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46页。

[14]《道藏》第2册，845页。

[15]《道藏》第2册，717页。

[16]《道藏》第2册，737页。

[17]《道藏》第2册，756页。

[18]《道藏》第2册。718页。

[19]《道藏》第2册，741页。

[20]《道藏》第2册，757页。

[21]《道藏》第2册，757页。

[22]《道藏》第2册，758页。

[23]《道藏》第2册，757页。

[24]《道藏》第2册，719页。

[25]《道藏》第2册，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