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望下南洋--探索泉州人在马来亚的历史足迹
2022-07-28
马来亚大背景
今天的马来西亚，由两块较大陆地组成，一是与印尼的加里曼丹和汶莱国，共三个国家的土地联合形成世界第三大岛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的“东马来西亚”，另一则是与东马来西亚隔著南中国海的“西马来西亚”。“西马来西亚”在史上尤其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时期称为“马来亚”，北连泰国、南与新加坡一水之隔、东濒南中国海、西临麻六甲海峡，三面环水，故亦称“马来半岛”。东马来西亚迟至1963年才与马来亚一起组成马来西亚。本文专注谈马来亚，而非马来西亚。
槟城 乔治市
15世纪初，麻六甲王朝建国，不久后迎来郑和下西洋的多次到访，也迎来与明朝的蜜月期。一百余年后，西方列强轮番占领。1511年开始被葡萄牙人统治
130年，1641年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取而代之统治
183年（其中1795年至1818年因为荷兰与法国的战争，而由英国人代管），到了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署《英荷条约》划分两国在麻六甲海峡的势力范围，英国以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与荷兰交换麻六甲，麻六甲开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至此，英国已经拥有麻六甲海峡东岸的三个非常重要据点：槟榔屿（1786年英国人莱特从吉打马来统治者手中取得，另于1800年取得对岸的威斯利省，两者今天合为槟城州）、新加坡（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从柔佛马来统治者手中取得）和麻六甲。1826年英国将这三个殖民地合并，成立“海峡殖民地”建制，俗称“三州府”，隶属英属印度马德拉斯省。1867年，海峡殖民地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理。1874年英国的势力开始延伸进入马来亚内陆各州属。英国对整个马来亚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57年马来亚成为独立国家为止。
虽然新加坡于1965年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但新加坡当年是英国人海峡殖民地建制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心，就是总督所在地，于官于民与马来亚皆是一体的，所以在探讨当年泉州人于马来亚的历史足迹时，新加坡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聚焦泉州人在麻六甲、槟榔屿及新加坡的足迹，基于吉隆玻目前是马来西亚的首都，而泉州人的人数也居闽南人之冠，本文也略谈吉隆玻。
初试啼声麻六甲
在葡萄牙人统治麻六甲期间，“中国村”和“漳州门”这两个地名于1613年就已经出现在葡萄牙人里伊列亚所绘的麻六甲地图里了。这说明当时已经有闽南人住在麻六甲了[01]。
槟榔屿 码头 1910年
明末清初之际，那些不愿成为清朝臣民的志士纷纷移民海外，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抵达麻六甲，他们大部分来自福建的泉州、厦门和漳州[02]。1683年台湾的郑氏集团抗清失败后，就有主要祖籍福建泉州、厦门和漳州的中国人移居到麻六甲。颜清湟认为，这些反清人士如福建厦门籍的甲必丹李为经与其女婿甲必丹曾其禄来到麻六甲，对于在当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华人社区并使其保持高程度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贡献[03]。青云亭内有甲必丹郑芳扬为父亲立的神主牌，写著“……卒于隆武戊子年闰三月”。“隆武”年号的采用，或能视为“仍奉明朝为正朔”的一种体现。华人定居麻六甲的时间较具证据的是在荷兰人统治时期。根据许云樵所作考究，1641年荷兰人占领麻六甲之际，因战争逃亡之故，麻六甲人口只剩三千，其中华人占有一千之谱[04]。
大体而言，荷兰统治麻六甲期间，麻六甲的华人人口不多，增长很慢，其中1750年最高峰时有2161人[05]。18世纪的麻六甲就已经有泉州人的足迹了。当地全马来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坟山——三宝山现存最早的南安人墓碑为1763年的李门黄捷娘。[06]已发现的最早永春籍墓碑则是建于1774年的陈柔、陈燕之墓。[07]其实，麻六甲青云亭第三任亭主陈金声本身虽是麻六甲侨生（“峇峇”），但其祖父正是从永春南来的水客[08]。他的这位祖父陈臣留于1757年从永春桃城镇丰山村到麻六甲谋生，据说因善用中草药治病把土酋夫人的病医治好，而被赐予大片土地以供开垦。陈氏因人手不足而返回永春招揽同乡，带了数百名亲友同乡来麻六甲开发，从事种植[09]。葡、荷统治时期的麻六甲，殖民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和统治麻六甲，便设立甲必丹制度，委任各个侨居民族的首领为甲必丹。华人甲必丹负责管理麻六甲华人居住的村落。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所有已知其确切籍贯的麻六甲华人甲必丹都是闽南人。在各位学者针对麻六甲华人甲必丹具体资料内容持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阮涌俰于2015年前往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进行田野考察，从郑氏族人手中获取与麻六甲首二位华人甲必丹
Notchin及郑芳扬身世密切相关的《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针对两位华人甲必丹进行历史线索研究。他详阅《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后，把上述田野考察，结合各种参考文献资料[10]后，梳理而成最新资料如下[11]：
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接过麻六甲的统治权后，废除了华人甲必丹制度，麻六甲华社以“青云亭亭主”取代之，成为麻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1673年建立的青云亭也就成为麻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了。
自1825至1915年，麻六甲所有六任青云亭亭主全是闽南人。上表可以看出，1847年始，在新加坡和麻六甲两地经商的永春人陈金声与他的儿孙先后担任四任青云亭亭主。这反映了麻六甲泉州人势力的强大。麻六甲永春会馆成立于1800年，是马来亚最早成立的几个会馆之一。这反映了泉州人较早移民麻六甲且在麻六甲具有一定数量。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梁美吉也曾担任槟榔屿重要华人组织广福宫的首席董事。这个事实证明，闽南人社会领导当年在海峡殖民地三地来往穿梭。对于闽南人在民间社会组织活动来说，三地之间确实是一体的。
北上开拓槟榔屿
1786年
8月英国占领槟榔屿时，岛上只有58名居民。取得槟榔屿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莱特在槟榔屿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极力鼓励华人移居槟榔屿，从而吸引了大批华人从邻近的港埠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涌向槟榔屿，华人移民马来亚的人数大增。到了1794年，岛上华人已增加到3000人[12]。
槟城广福宫
福建人移民槟榔屿的人数，在华人五大方言群中居于首位。18世纪末移民槟榔屿的福建人主要来自3个地方:一部分是当时已在泰国南部立足的福建商人南下吉打再进入槟榔屿，例如在1786年8月莱特占据槟榔屿7天后，祖籍泉州府同安翔风里十二都浦尾村、槟榔屿最早的华人甲必丹辜礼欢率领族人辗转从泰国到吉打再进入槟榔屿定居；另一部分是从马来半岛的闽南人发祥地麻六甲北上；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闽南原乡[13]。如槟榔屿早期的五大姓氏——谢、邱、杨、林和陈的族人均来自漳州府的海澄县[14]，他们主要在19世纪初期从闽南大量移居槟榔屿[15]。
通过早期槟榔屿的碑刻捐款名单可一窥华人内部实力。1800年创建于槟榔屿椰脚街的广福宫，是槟榔屿最早的华人神庙，香火之盛，槟榔屿无出其右者，在早期扮演了槟城华人最高协调机构的功能，为闽粤两省华人共同捐赠所建。统计创建碑记的捐款名单可知，闽南人居于绝大多数，证明早期槟榔屿华人以闽南人在人数和经济实力上占优势地位[16]。19世纪，漳州五大姓家族实力极盛。随后泉州人也强势崛起，包括南安、安溪、永春等社群，在广泽尊王的号召下，建立了凤山社的祭祀组织，供奉广泽尊王，以团结泉州籍社群。1864年槟榔屿凤山寺《广泽尊王碑》写道：“福建凤山社藉我泉属董事：永郡孟承金，南邑梁光廷，安邑叶合吉，爰我同人等公议建立庙宇于描伫文章山川胜地，崇奉敕封广泽尊王，威镇槟屿。国泰民安，名扬海内；则四方之民，罔不咸赖神光赫显垂祐永昌。”永春当时是永春州，下辖永春、德化二县。广泽尊王是源于南安县的地方神明，其祖庙为福建南安凤山寺，可以想见在凤山社的社员中，南安人应该居于主导地位[17]。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泉州的晋江人、惠安人等社群，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实力，都大有提升。最先成立的福建省籍的县份会馆，都是泉州籍：南安会馆(1894年)、安溪会馆(1919年)、晋江会馆(1919年)、惠侨联合会(即惠安人，1914年)，都是原本的泉州凤山社成员。其实，正是因为19世纪上半叶闽南社群内部宗族血缘认同相对高于整个闽南地域认同，延缓了福建省级社群组织在槟榔屿的出现。所以，隶属福建省范围内的县份地缘会馆在19世纪末才陆续成立，而槟榔屿福建会馆迟至1959年才成立。
南端扎根新加坡
根据族谱记载，在清代，至迟在乾隆年间(1736-1796)已有零星的福建人移民新加坡[18]。据纽博特海军上校记载，1819年1月英国人莱佛士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150人，其中华人30人，其他均是马来人[19]。有学者认为，当时新加坡的居民估计有300至500名之间，莱佛士等人说的
150名居民，可能只是限于新加坡河口附近的人数[20]。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两年后，1821年
2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出发直抵新加坡。早期新加坡的闽南人主要是经商。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柔佛苏丹及天猛公谈判，后者把新加坡的主权割让给英国，新加坡变成英国殖民地，并被开辟为自由港，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允许商人自由买卖。一些闽南商人由此从麻六甲移居新加坡，这其中包括漳州海澄籍的陈笃生（1789--1850），出生在麻六甲的永春籍的陈金声（1805--1864），漳州漳浦籍的薛佛记（1793--1847）等。[21]稍后，从厦门港前往新加坡的闽南人也逐年增加。1827年，在新加坡殖民局发给华人居民的租地契约中，已出现“厦门街”这一地名。1829年至1830年，从厦门启航的
4艘商船共搭载1570多人前往新加坡。1831年，又有两艘商船运载货物和移民进入新加坡港[22]。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到福建大量拐骗、掳掠和贩卖华工，厦门成为闽南华工出国的中心，地处东西航道的新加坡成为贩运华工的中转站。漳、厦、泉人大量被西方殖民者从闽南沿海拐骗、掳掠和贩卖到新加坡。自由华工也不断增多[23]。新加坡的发展和兴起，与闽南有著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闽南社群的主要领导成员，大都是从麻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泉州和漳州籍商人。闽南社群人数众多，财力雄踞各社群之上，凭借著这两项优势，得以长期领导新加坡华人社会，并在以恒山亭、天福宫为中心的侨团机构领导下，在文教、市政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卓有建树，为早期新加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4]。1793年生于麻六甲，祖籍漳州漳浦的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南社群的开山鼻祖。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薛佛记从麻六甲到新加坡经商，当时大量华人涌入新加坡，闽南籍人口激增，为满足旅新乡侨的丧葬祭奠所需，1828年，他带头捐款，在石叻路兴建恒山亭，作为新加坡泉、漳籍人士的坟地，后来逐渐成为旅新华人集合和议事的场所，是当时闽南社群的总机构，实际上也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1836年，薛佛记召集管委会及一些炉主、老板、泉漳籍商人，订立了《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规定“漳泉邑人之船舶，需捐资若干，始允下葬于恒山亭”；凡在新加坡的漳泉人士和来新加坡的漳泉籍船主、商人必须遵守规约，否则不能在祠庙里祈神庇佑，本人和伙计身故后不许葬在坟山等。1839年闽南社群开始在泉漳籍移民聚居的直落亚逸街建设新的庙宇——天福宫，历时
3年落成。当天福宫建立后，闽南社群总机构的会所也由恒山亭迁到了天福宫。恒山亭仍然以其基本的营葬和祭祀的功能继续为社群服务，是闽南社群组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福宫是一座具有闽南建筑风格的宫庙，奉祀的主神为福建民间信仰中的海神——“天上圣母”妈祖，因此天福宫又称妈祖宫。由于闽南社群的实力最强，加上共同的妈祖信仰崇拜，所以天福宫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宗教活动中心的地位从未发生动摇，这也是闽南社群领袖成为事实上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的重要基础。当时在新加坡至少有三位华侨商人起著甲必丹的作用，他们是陈笃生、陈金声和陈金钟，而这三人均曾为福建会馆领袖，他们在作为闽帮帮主的同时，还为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效力。1860年，为应对日益增多的世俗事务，天福宫在宫内设立依托于天福宫组织的福建会馆，会馆领袖直接由天福宫董事、理事兼任。
麻六甲青云亭
麻六甲青云亭首任亭主梁美吉的三弟梁壬癸于1836年在新加坡创建凤山寺。凤山寺是新加坡南安社群的祖庙，梁壬癸因此成了新加坡南安社群的开山鼻祖。根据《重修凤山寺石碑记》（1868）记载，“清道光丙申年（1836）”，“梁壬癸”以“总董”身份在“丹戎巴葛之山阿”创建凤山寺，开启了南安人在新加坡发展的历史里程碑[25]。
马来亚泉州人人口资料
海峡殖民地的官方人口普查始于1871年，而以方言群来区分华人人口的普查在麻六甲和槟榔屿始于1881年，在新加坡则始于1891年。因早期南来马来亚的福建省人主要来自闽南地区，闽南人以高比例占据了福建人的绝大多数，所以英国殖民政府在人口统计中，称闽南话为福建话，相应称闽南人为福建人。英国人根据闽南语“福建”译音创造英文辞汇“Hokkien”（福建人），指闽南方言社群。根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2000年发布马来西亚人口和住宅普查资料，福建（闽南）2020868人占了华人人口总数的37.59%，客家1092854人（20.33%），广府1067994人（19.86%），潮州497280（9.25%），福州251554（4.6%），海南141045（2.2%），广西51674（0.9%），兴化24654（0.46%），福清14935（0.2%），其他202989（3.78%）[26]。
麻六甲世界闽南文化节（林文/摄影）
在次方言群，就是福建的县级群体方面，泉州地区的闽南县级社群数量最多。其实，仅永春人的人数便占了闽南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7]。
麻六甲:英国统治麻六甲后，麻六甲华人人数稳定增长。华人于1825年共有3828人；1830年有6555人；1836年有13749人；1840年有17704人；1849年有29988人；1860年有50043人；1871年有13456人；1881年有19622人；1891年有17893人；1901年有18863人；1911年29888人。根据海峡殖民地官方每隔10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1881年福建(闽南)人占华人总人口的49%（含占华人总人口27%的侨生），在各华人方言群中占第一位；1891年上升至54%(含占28%的侨生)，在各华人方言群中仍占第一位；1901年再上升至55%（含占26%的侨生），在各华人方言群中还是占第一位；1911年减至32%，在各华人方言群中占第二位，比海南人少2%[28]。槟榔屿:现存最早的按照华人内部方言群来统计人数的是1881年的人口调查。1881年在槟榔屿的45135名华人中，福建（闽南）人有13888名（30.7％），广府人9990名（22.1％），客家人4591名（11％），潮州人5335名（11.8％），海南人2129名（4.7％）及侨生华人（峇峇）9202名（20％）。若把多数祖籍福建的侨生（峇峇）也纳入的话，则福建（闽南）人（51.1％）已占华人比例的一半了[29]。新加坡:新加坡，从1891年开始，海峡殖民地官方每隔10年举行一次以方言群来区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普查。普查结果显示，1891年福建人占华人总人口106643的48%(含占华人总人口11%的侨生)；1901年占华人总人口164041的45%(含占9%的侨生)；1911年占华人总人口207413的44%。在这3个年份里，福建人在各方言群中均占最高比例，并远远高于其他方言群[30]。吉隆玻:与海峡殖民地早已有福建人存在不同，吉隆玻的福建人以“新客”为主。这种以中国南来的“新客”占多数的地域华人社群，构成了马来亚较具特色的现象。在吉隆玻的福建人以泉州人占压倒性多数。19世纪以来马来半岛境内的锡苗陆续被开掘，其中雪兰莪是重要的开采地之一。1857年在安邦发现锡苗，吸引了矿家和矿工前来开采。随著矿山不断被开掘，聚集到吉隆玻附近的商家、矿家和矿工越来越多，其中的华人数量也随之持续增长。1884年，英殖民政府为了引进更多资本进入吉隆玻，改变原来客家人一派独大的现状，有意将原来客家人独享的饷码承包权[31]转让予来自槟城的闽南人。在遭到客家和广府人的反对后，即让福建、客家和广府人一起承包。承包权的转让，连带吸引许多福建人和广府人来到吉隆玻，逐渐改变了原来客家人居绝大多数的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籍人数虽然未能达到与客家、广府平分秋色的程度，但亦毫无争议地成为吉隆玻华人第三大社群[32]。英国殖民政府当局的人口调查按照传统的方言群来计算，资料并未深入到福建省甚至闽南的县份。雪隆福建会馆保存有20世纪30年代福建义山的葬地收据，收据记载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资讯比较全面，可以为认识福建人社群内部人口结构资讯提供一些基本依据。
学者宋燕鹏与潘碧华以此作为切入点，根据吉隆玻福建义山收据与义山登记簿的记录，计算出埋葬在福建义山的福建各原县份籍贯人数，再结合英国殖民当局的人口调查资料，估算出20世纪30年代吉隆玻福建人的籍贯分布和各县份的大概人数。
闽南人以83.54%的高比例占据了20世纪30年代吉隆玻福建人的绝大多数。在一般意义上的闽南方言社群里，也有著很明显的地域差别。泉州(包括厦门)籍占闽南方言群的77.84%，近五分之四。永春州占14.82%，漳州占7.21%，龙岩仅有１人。可见泉州籍在吉隆玻闽南人里也占压倒性的人数优势。就是从整个福建省来看，泉州人也占了福建人总人数的65%。宋燕鹏与潘碧华最终估算出1930年代居住在吉隆玻的泉州人约有20559人，而县级籍贯则以安溪(8623人)、南安(4454人)、永春(3255人)为最多。通过义山收据估算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吉隆玻福建人的籍贯分布和各县份的大概人数，具有参考价值，所得出的籍贯比例是可以用来大致反映实际情况的。
鸡场街世遗公园（林文/摄影）
精神寄托、文化传承
泉州人下南洋，脑子里对在异境“安身立命”的祈求，是由内心对祖传根深蒂固的习俗与信仰之坚持来支撑的。永春人的张公圣君、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南安人的广泽尊王及更多泉州府境内各地神明之神像或香火（香灰），皆随家乡百姓漂洋渡海，落脚南邦，护佑在新土之泉州人。这大背景下，闽南诸府王爷的香火也南渡了。泉州王爷信仰在超过
200年前已经下南洋的证据可在麻六甲市区怡力找到。在1811年已在现址建庙的勇全殿，池府王爷的香火源自泉州府同安县，信徒是从当地马巷池王宫元威殿奉引王爷香火下南洋[33]。同时，麻六甲可以看到的王爷公庙还有市郊干冬的清华宫（朱府王爷）、观音亭街的华德宫（温府王爷）、鸡场街清侯宫（李府王爷）、玉华宫（白府王爷，寄祀在勇全殿）。非常可贵的是，各宫庙以“五府王爷”的名义联合举行王舡大游行，勇全殿以“朱、温、池、李、白五府王爷”名义发出平安灵符，诸府善信以“五府王爷”的名义举行元宵节王爷出巡，无不体现了闽南人超越地区之分及籍贯差别，精诚合作。在槟榔屿，灵应堂则是三府王爷以兄弟互称，同享庙祀的例子。19世纪南下谋生的信徒到南安二十九都辽阳山上的灵应堂，恭请孙、佘、池三位王爷香火，连同祖庙36支灵签及大小内外科药签一起，带下南洋。带有祖亲信仰性质的泉州王爷也能在槟榔屿看到。槟榔屿开埠初期，同安丙州社陈姓村落族人在港口沿海搭建干栏式建筑，形成“姓陈桥”的宗族聚落。他们在“姓陈桥”海滨建了昭应殿，除了供奉开漳圣王，也附祀丙州社陈姓族亲昵称为“祖佛”的陈府王爷。香火南下、建庙。合祀、巡境，是闽南文化通过信仰活动移植与传播到马来亚的一种重要形式。闽南文化数不尽的内容在海外世代传承。而闽南语不仅实现了传承，还已经达到超出闽南人范围的境地。
槟城 乔治市
因为闽南人口极多，在很多地方成为各籍贯华人通用方言，不但如此，甚至影响当地马来语。通过长期与当地土著马来人的各领域交往，马来语吸收了不少闽南语词汇，目前马来语里面拥有很多闽南语借词，达到上百个，不只形成生活用语，而且已经成为正式书用语。
经济发展、安居乐业
自从东来的海路打通后，欧洲列强未曾一刻停下寻觅最佳据点，争取优势控制东方海路商贸的脚步。英国人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用不到40年的时间一举拿下最具策略作用的航道麻六甲海峡东岸的三个重要据点，这三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注定离不开“港口”及“贸易”。槟榔屿成为自由港后，一切与港口相关的经济活动成了主轴。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槟榔屿成为泰南、缅甸及苏门答腊等地货物的集散地，转口贸易成了主要经济活动。因为舶在码头的大小货船都用舯舡小船来起卸货物，在海墘建起的“水上人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仲介“桥梁”角色，成了乔治市的经济脉络。这些“水上人家”几乎全是闽南人。身为一座国际港口城市，槟榔屿也就成为国际商业城市。由于最早是麻六甲和吉打的华人移入槟榔屿，闽南人在槟榔屿也就具有优势，在商业上居主导地位。经营各种商品之批发商、贸易商、零售商、店主的闽南人大有人在。那些极度富有的闽商更拥有雄厚资金、稳固劳工资源及商业结盟网路，有实力得到各种商品如锡矿、鸦片、白米的饷码承包权，财富翻倍增长。闽商于19世纪初已成为饷码承包权、船务、航运、贸易这些经济领域的主要势力[34]。据麦留方论证，福建帮在槟榔屿的财力无能出其右者。他根据福建帮和广东帮等捐款的数额论证，槟榔屿福建人的经济实力较广东人高13倍[35]。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罐头食品工业兴起，对锡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半岛开发矿区，除了闽商投身锡矿业，不少闽南人也到矿区工作。
永春会馆（林文/摄影）
土地开发政策有效地使到槟榔屿的城巿得以发展起来，耕种地也逐渐扩大，被耕种的农作物有胡椒、丁香、豆蔻、槟榔、椰子、木薯等。这些经济作物成为华人的主要经济基础。闽南人也参与其中，无论是成为种植园主或种植劳工，皆为自身生活提升与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依据麻六甲港务局对进港船只记录整理的时间数列正好能定量验证，克劳福德描述的东南亚海域内华人船运的增长可追溯至18世纪末。1761至1785年，到达麻六甲港口的船只总数约增长了2倍，从188艘上升至539艘。以麻六甲为母港的华人帆船到访次数从1761年30次升为1785年106次[36]。这些资料显示麻六甲的经济也是离不开“港口”。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来访船只数量迅速超过麻六甲及此前东南亚的所有港口，包括槟榔屿。到1822年，新加坡港口已塞满100多艘欧洲船与1000多艘亚洲船，大约是1785年麻六甲贸易高峰时的两倍。新加坡成为欧洲与中国贸易的港口，私人企业通过新加坡而不通过槟城可以避开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操纵，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新加坡作为驿站。新加坡泉州人很多来自麻六甲，他们大多从事商业活动，开设商行、大米贸易、批发、进出口贸易、船务、鸦片饷码承包、烟酒、土产贸易。其实，泉州人在海峡殖民地的商业活动并非局限于任何一个城市，他们是穿梭于三地之间的，例如麻六甲青云亭亭主陈金声的“丰兴号”轮船川行于麻六甲与新加坡之间，开展海外贸易，还设立了“丰兴号”公司。
结语
麻六甲、槟榔屿、新加坡三地，一衣带水，是泉州人进入马来亚的桥头堡。就在这桥头堡，泉州人在三地之间紧密穿梭其中，收获满满，成绩极佳。泉州人在大环境下开启新乡的建设，成功建立基础，进而进入马来亚内陆各地，获得更大成功。
琼州会馆（林文/摄影）
泉州人在马来亚华人人口数量的比例长期稳居前位，经济社会地位也一直强势维持，文化传承也做得非常好。从当年的无奈投奔怒海，到克服惊涛骇浪，再到成功开创海外另一个泉州，泉州人在马来亚的历史足迹，值得大家回味探讨。而泉州人在马来西亚的前路更值得我们期待。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作者系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会员，马中国际文化经贸促进会创会秘书长）
注释：
[01]张礼千：《麻六甲史》，郑成快先生纪念委员会，1941年（初版），第324页。
[02]王付兵：《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67页引颜清湟：《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见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03]同[2]第67页，引Yen Ching Hwang,The OverseasChinese andt 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Singapore and Malaya,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第三页。
[04]许云樵：《麻六甲的华人》，《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载《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54周年纪念特刊》，吉隆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77年，第533页
[05]同[2]第67页引克尼尔•辛格•桑杜：《华人移居麻六甲》,梁英明译,载姚楠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06]黄文斌：《麻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玻：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第96页。
[07]黄文斌：《麻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玻：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第122页。
[08]洪文洛：《永春侨汇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永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永春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总第5辑，第40页。
[09]同[2]第67页引永春《留安刘氏族谱》，引自林国平、邱季瑞主编:《福建移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也见林源瑞：《漫谈古城老街谈故事》(上集)，麻六甲：罗印务(马)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2页。
[10]1)Wong,C.S.(1963).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傅吾康、陈铁凡(1982)《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玻：马来亚大学出版局。3)许云樵（1977）。〈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出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54周年纪念特刊》。吉隆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507-549页；4)郑良树（1984）。〈麻六甲华人甲必丹补义〉。出处《亚洲文化》，3（4），第2-7页。5)日比野丈夫（1969）。〈マラッカのチャイニーズ•カピタンの系谱〉。出处《东南アジア研究》，6（4），第88-108页；6)阮涌俰（2013）。《吉打客家籍甲必丹与华人方言群社会的互动——以戴春桃与罗启立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八打灵在再也：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7)庄钦永（2016）。〈麻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应葵：一个被历史遗忘了三个世纪的人物〉。出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8&19，第1-44页。
[11]阮涌俰《麻六甲华人甲必丹Notchin与郑芳扬生平事迹补遗——以《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为依据》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七卷，第一期,2019年。
[12]同[2]第68页，引书蠹(Bookworm)《槟榔屿开辟史》,顾因明、王旦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8、149页。
[13]同[2]第68页引钱江:《马来西亚槟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在海外的重建》,载《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第56卷,新加坡:南洋学会(South Seas
Society),2002年12月,第151页。
[14]同[2]第68-69页引Yen Ching hwang,“Early Fukienese 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and Malayabefore1900”,in Yen
Ching2 hwang,Community and Politics: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5,PP.75277。
[15]同[2]第69页，引钱江:《马来西亚槟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在海外的重建》,载《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第56卷,新加坡:南洋学会(South Seas
Society),2002年12月,第151页。
[16]宋燕鹏：《宗族、方言与地缘认同——19世纪英属槟榔屿闽南社群的形塑途径》。
[17]宋燕鹏：《宗族、方言与地缘认同——19世纪英属槟榔屿闽南社群的形塑途径》。
[18]同[2]第71页引庄为玑、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228、814页;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载《南洋研究所集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1958年,第23-24页;李勇:《侨乡族谱在华人方言族群移民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论文(未刊),暨南大学,2009年5月9日至11日,第3页。
[19]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第5页。
[20]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第5页。
[21]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第86、81、206、213页。
[22]《厦门华侨志》编委会:《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23]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24]聂德宁、张元：《19世纪新加坡的“新福建人”》，《福建日报》2017年9月4日第15版。
[25]柯木林：“青山一道同云雨”——从古庙碑刻看新呷两地渊源《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第33期)，2017年10月/2018年1月，第84页引民国二年岁次癸丑五月（1913）《重建凤山寺碑记》，参阅《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1819-1911（上册）》，前引书，第413页。
[26]
[27]蔡维衍：《永春最统计资料简介》，《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吉隆玻：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2007年（无页码）。
[28]同[2]第68页。
[29]同[16]。[30]同[2]第72页。
[31]饷码承包权的概念：即是税收承包制度。政府把税收权力承包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获得承包权者付给政府规定的租金后，拥有于规定期限内在规定地区内针对指定物品的销售征收税收的绝对权利。当年饷码项目很多，包括鸦片馆、赌场、酒、典当铺、锡、猪肉、市场等。通过投标收取的租金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以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得到比自己收税更高的收入。
[32]宋燕鹏、潘碧华：《20世纪30年代吉隆玻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玻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33]王琛发：《代天巡狩下南洋——麻六甲与槟榔屿闽南先民印象中的王爷信仰》引自苏庆华《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爷与王船》，马来西亚，麻六甲怡力勇全殿，2005年。
[34]黄裕端：《闽商与建德堂在19世纪槟城及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Frontiers of History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
[35]宋燕鹏：《跨越地缘、混合方言与认同边界：19世纪英属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形塑途径》。
[36]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华人贸易与东南亚经济扩张之概观》摘自：《海洋史研究（第十辑）》李庆新主编，第93至1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0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