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晋江人出国与分布

湖洋陈裔

晋江人出国与分布

出国

晋江县滨海，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乘槎浮海的历史悠久，出洋旅外也源远流长。

隋唐五代

据清代东石蔡永蒹《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导舟”远航勃泥(婆罗州)等地；唐开元、干符年间，林智惠裔孙林銮、林灵仙等，先后航海经商至勃泥、真腊（柬埔寨）诸国，因其“往来有利……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

唐代佛教盛行，中外佛事往来频繁。天宝十二年（七五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偕石匠多人，随鉴真东渡日本。咸通十四年（八七三），又有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居住二十五年，遍历亚洲三十余国。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九四四），“晋江王”留从效，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番国”（刘继宣《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留从效还“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清源留氏族谱》）。随著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侨寓“番国”的晋江商人，随之增多。

宋元时期

随泉州设市舶司后，晋江的商业、手工业及海外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自唐末五代以来，北方战乱，中原人口不断南迁，泉州地区人口增多，人稠地狭，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日见增多。因此，宋代晋江人出洋经商、谋生乃至旅外者，屡见于史籍。

北宋时期晋江就已出现华侨。“大中祥符二年（1009），（安南）国人共推闽人李公蕴为主”。李公蕴祖籍晋江县东石李家港，早年随兄李淳安经商并侨居安南，曾任安南国殿前指挥使，而后“创立安南李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史．高丽传》记载，北宋间，高丽“王城（今开城）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据《高丽史》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五年（1015～1090），晋江人远航高丽达十九起，近五百人次，其中不少人定居当地而成为华侨。其中有考者：大中祥符八年欧阳征、天圣元年（1023）陈亿、元祐三年刘载以及林仁福、黄文景、黄谨等二十多人。

莆田《祥应庙碑记》载，北宋间，“泉州纲首朱仿，舟经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前后之贾于外番者”即不乏具备侨民身份之人。

南宋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不仅使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并导致晋江县人口急速膨胀，出洋谋生不断增多。

十三世纪中，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蕃、汉文，迎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洪迈《夷坚志》)。宋宝庆元年（1225），祖籍安海的陈日煦又登上安南王位，建立陈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景定甲子年，即五年（1264），前泉州判院蒲公及其子应、甲曾分别奉使渤泥、占城等地。1972年，汶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方汉字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庄为玑《汶莱国泉州宋墓考释》）。随著海外通商的发达，晋江县磁灶吴氏先民“泛海传艺者多人”（《磁灶吴氏族谱》）。此外，朱聪、郑庆等水上起义失败后，余部及受牵连者多逃亡海外。宋末元兵入泉，晋江县不少民众纷纷出海逃难，避居菲律宾、爪哇、汶莱等地。

元代，泉州港更跃居世界最大港之一，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晋江人出洋侨外随之大增。当时晋江县对外交往通贸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周致中《异域志》记载，“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的爪哇，“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写道，爪哇东面的古里地闷（今帝汶岛），“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地处海交要冲的“龙牙门”（新加坡），“通泉之贸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元初曾多次对外用兵。至元二十九年（1293），元军从泉州港开航，出征爪哇，晋江县不少船工、水手被征入役。军至勾栏山（加里曼丹西南的格兰岛），“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居之”（汪大渊《岛夷志略》）。元末，泉州战乱。县民不堪其苦，有些人相率逃洋。据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史籍记载，“旧港，即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爪哇……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州人下海者，逃居于此”。

如此众多的“漳、泉州人”移居南洋诸岛，或因经商而留居，或因谋生而流寓，不少人则因躲避军役、战乱而“逃居”。由宋及元，晋江县的海外侨民已有相当数量，其分布从东北亚至南洋群岛各地，而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越南、汶莱、印尼等当时海交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期

入明以后，明王朝实行“海禁”，泉州市舶司初被限制只准通琉球的海交范围，后则被取消机构设置（移福州），晋江县的海外交通大受抑制。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来以海为生的晋江民众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其时，虽然泉州港已衰落，而安海港的私商贸易却一直十分活跃，“安平镇独矜贾……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归……以异域为家”（李光缙《景璧集》）。成化年间，邻近的漳州月港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天下郡国利病书》）。

郑和七次下西洋，曾航经泉州港，促进晋江县商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郑和船队曾到过吕宋、苏禄等地，其后，闽南（包括晋江）人民旅居菲律宾群岛者日渐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漳泉人多往焉”（何乔远《名山藏》）。

“郑和使婆罗（汶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明史．吕宋传》）。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船队途经泉州，晋江县许多人受雇为火长、船工及其他勤杂人员，随船队前去南洋，有的人留居海外。

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土地兼并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也已开始萌芽，进一步刺激晋江县民众出洋营生。与此同时，倭寇骚扰之患，更使晋江人民惨遭荼毒，因而纷纷浮海逃生。张燮在《东西洋考》明确写道，漳、泉人移居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菲律宾“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地方族谱对此记载更具体。大仑《蔡氏族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据安海、石狮、金井、永宁等地，黄、陈、颜、柯、蔡、洪、吴、王、高等九姓十四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六十六人。

明朝成化至崇祯年间安海等地居民出国情况表

年号

菲律宾

印尼

星马

越南

泰国

柬埔寨

其他

殁于海

合计

成化

1

1

弘治

正德

1

1

嘉靖

6

1

2

9

隆庆

4

4

万历

41

1

1

3

5

51

天启

2

1

1

4

崇祯

7

1

1

2

11

合计

60

2

2

3

2

1

8

3

81

此外，还有因灾荒或吏治腐败而被迫出洋者。1607年前后，金井坑西村大饥荒，一百五十多人相继出逃外洋谋求生路。

有明一代，晋江县华侨足迹遍及日本和南洋各地，而以旅居菲律宾群岛为多。

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其间曾出现几次高潮。

清初，先后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晋江沿海乡镇深受其害，不少人即离乡背井，漂外谋生。据《安海志》载，“丙申（1656）毁镇”、“辛丑（1616）迁界”之酷举，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若夫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正所谓出省入番邦，而不回故乡者。《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

康熙年间，海禁稍开，厦门港兴起。晋江民众出洋谋生乃至侨外者随之继续增加。安海灵水村埔顶灰埋吴氏二份房头族谱记载，自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一百多年中，即有二百余人出洋谋生。道光元年（1821），即新加坡开埠第三年，晋江人的第一艘帆船自厦门驶达新加坡，是为晋江人大批移居新加坡之始。

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九年（1754）菲律宾苏禄国王两次遣使团携方物及表文朝贡清廷，第一次使团正使龚廷彩和第二次使团副使杨大成均为晋江人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社会经济凋蔽，劳动人民大量出洋，又一次形成出国高潮。安海灵水村二一五户人家在高利贷重压下，七十多户被迫出洋谋求生路。陈埭海岸崩塌，农作物连年不收，广大农民被迫渡洋。霞美村盐埕毁坏，盐民无以为生，不得不离开家园，谋生异国。马坪、茂亭一带的“林股”械斗长达五年之久，无辜群众纷纷出洋避难，仅前仓村二十四户中，即有十六户十八人远走菲岛、印尼等地。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废除出洋禁令之后，晋江有不少贸易商人寓外而成为华侨。东石蔡树叶经营蔡玉记号航运业，海禁重开后即向南洋群岛发展，后侨居异国。现其子孙定居新、马、菲等地者近二百人。

早期出洋的乡侨，素有携亲牵友的习惯。“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金井李氏族谱》）。清末，安海西溪寮蔡德浅少时往菲，当蜡烛业杂工，后经营蜡烛厂，富甲晋南侨乡。西溪寮与漳州寮两村由他牵引往菲者达70％以上；亭店村杨孙獭、杨嘉种父子在菲经营土产业，行店30余处，且购置轮船定期川走厦门，在菲设有“浪帮”（寄居）处，供同乡“新客”食宿，月发零用钱六元。于是，全村往菲者达六百余人。树兜村蒋备球往印尼当华工，期满后艰苦创业，成为巨富，牵引村人到泗水谋生者达千人。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加紧掠骗、贩卖“华工”（即所谓“猪仔”、“苦力”），“猪仔出洋”一时成为晋江县出国的普遍现象。咸丰二年（1852），一艘英人雇用的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轮船从厦门运走华工，其中在八重山岛上岸的三百八十名华工中，即有晋江人郭从、蔡德等一百二十五名（冲绳县《历代宝案》第二集）。安海颜文卿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客头”引带，前往印尼当华工。树兜村蒋既淑也是往印尼泅水当华工。青阳庄笃坎在新加坡被人贩劫掠，逼往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当苦力，幸为闽商陈天赐营救得脱。

清代华侨比明代明显增加，而且以旅居菲律宾为多。

清代安海等地居民出国情况表

年号

吕 宋

星 马

印 尼

越 南

暹 罗

仰 光

其 他

合 计

顺 治

3

13

3

1

2

22

康 熙

15

12

2

5

12

46

雍 正

9

18

4

5

36

干 隆

14

2

8

37

8

14

83

嘉 庆

6

1

2

20

5

34

道 光

47

2

3

24

2

16

94

咸 丰

24

1

1

1

3

30

同 治

47

8

1

2

1

6

65

光 绪

32

12

5

3

4

11

67

宣 统

3

3

合 计

188

26

54

113

20

5

74

480

注：表中数位仅为有记载的。

民国时期

自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而远避海外。民国12年（1923），金井坑西村居民不堪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80％以上被迫出走他乡，不少人则逃往南洋谋生。彭松涛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中称，晋江人到新加坡数量最多的时期，正是“走土匪”和“逃壮丁”的二三十年代。石狮钞坑村“因逃避壮丁”而往菲者就达四十余人。

同时，还有不少革命志士因避难而出国。辛亥革命时，安海蔡忍带头拆毁清政府安海分县衙门，翌日出逃海外；池店归侨李昭秀原在晋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民国24年被捕，后只得重返新加坡；安海陈再兴民国20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避居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吕宋。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不少人出洋谋生。

新中国成立前后

晋江县在解放前夕及解放初期，有一部分居民以游历探亲身份及以学生资格相继出境；还有少数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如1947～1952年间，以观光探亲名义入菲者2745人，以学生资格往菲者1500人（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其中多数为晋江人，仅石狮一带就有3000多人以游客、学生身份进入菲律宾（《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原国民党三二五师师长吕省吾，立法委员、晋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黄哲真，社会名流洪天送，石狮镇镇长王幼邨等人，都是在此期间辗转前去菲律宾的。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出国的现象已基本告一段落，但人民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出国探亲或定居。

50年代以来，晋江县仍有归侨、侨眷陆续出国探亲、接业而客居境外。据晋江县公安局统计，1953～1965年，出国人数为9631人；1979～1986年，出境人数为16966人。其中一部分已获准进入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另一部分则因未获移民签证而滞留香港、澳门，成为港、澳居民。此外，尚有不少晋江籍港澳同胞的子女，前往欧美日本各国留学而定居当地，成为新一代移民。

1953～1986年居民出国情况表

年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缅甸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菲律宾

北婆罗洲

高棉

新几内亚

沙劳越

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

日本

巴西

比利时

奥地利

澳大利亚

出国合计

备注

1953

456

18

34

27

17

552

1955

389

109

91

73

18

2

682

1956

518

100

298

1

68

79

7

1071

1957

726

39

90

1

1

97

7

1

962

1958

181

236

17

33

1

36

22

12

39

3

1

581

1959

197

120

15

21

4

16

2

1

5

381

1960

166

140

9

30

3

3

21

36

8

2

1

419

1961

177

148

5

38

7

16

1059

17

1467

1962

166

94

14

114

18

44

1042

13

1

1506

1963

48

29

16

27

4

17

581

14

3

739

1964

93

36

1

2

2

1

475

5

615

1965

46

18

26

3

1

3

564

661

1966～1975

无统计数字

1976

136

只有合计数字

1977

156

只有合计数字

1978

7055

只有合计数字

1979

185

只有合计数字

1980

1471

只有合计数字

1981

207

只有合计数字

1982

14

1

29

4

5

1

1

55

1983

1056

只有合计数字

1984

2350

只有合计数字

1985

149

7

13

9

2258

5

1

1

1

14

2458

1986

1804

12

13

2

2

3

1836

注：本表据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档案数位。

分布

据1987年侨情普查统计，晋江县共有海外华侨、华人94.45万人，遍布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东南亚各国居多，其中菲律宾占总数的68.82%。具体分布：菲律宾65万人，印尼9.5万人，马来西亚7.5万人，新加坡4.5万人，缅甸1.3万人，越南1万人，泰国0.5万人，日本0.1万人，美国0.2万人，加拿大0.2万人，澳大利亚0.1万人，朝鲜、汶莱、柬埔寨、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科威特、孟加拉、新西兰、巴布亚新矶内亚、苏联、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德国、瑞典、法国、比利时、义大利、巴西、古巴、墨西哥、多明尼加、阿根廷、几内亚、苏丹、埃及、东帝汶、葡萄牙、汤加、北马里亚纳、关岛、贝劳（帛琉）、匈牙利、希腊、马尔他、委内瑞拉、巴拿马、巴哈马、玻利维亚、伯利兹、巴拉圭等国5.55万人。

其祖籍情况为，菲律宾以龙湖、石狮、金井、深沪、永宁、英林等乡镇为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东石、祥芝、安海等乡镇为多；印尼则是罗山、安海、磁灶、池店等乡镇较多。

华侨与侨居地从事经济建设

晋江华侨凭著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与侨居国人民一道在侨居地从事经济建设，为侨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菲律宾

菲律宾是晋江华侨最为集中的地方。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晋江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约占总数的20％。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薯、蔬菜，饲养禽畜，捕鱼捉虾，供应市场需要。另一部分较具资力的商人不及10％，其中经营丝绸、陶瓷等中国货的商人仅占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晋江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档商贩为主。据马尼拉杂品商同业公会当时的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2765个摊位，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70～80为晋江华侨经营。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的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进出口、航运方面，亭店村华侨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三十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永宁人施光铭的泉益行就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晋江人郑焕彩经营的郑正益行，在其航业部也自置轮船五艘。一般的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若干小轮船或帆船，川行菲律宾各岛。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承接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锐意进取，不久即发展成为造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比索，被誉为“木材大王”。龙湖西吴村华侨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签订采伐协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华侨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金融业方面，1920年，晋江华侨李清泉、邱元衡与南安华侨黄奕住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最初资本只有290万比索，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07月复业，并发展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华侨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华侨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具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晋江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企业、工厂、商行、庄园及进出口贸易等）3%；失业游民5%。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

6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府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宿务施维鹏（龙湖籍）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龙湖籍）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菲华经营的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三家，其中庄清泉（青阳籍）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比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青阳籍）的福州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全菲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晋江籍）拥有一百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近40艘。陈本显（晋江籍）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内坑籍）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菲律宾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和零售）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五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三家晋江籍华人（陈永栽、施至成和吴光伟）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菲律宾十三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八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

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印尼

印尼的晋江华侨大多集中于爪哇、棉兰，尤以东爪哇为多。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除一部分充当蔗园苦力的华工外，多数晋江华侨从事小摊贩、肩挑小贩、亚弄店（即零售店）、咖啡间（饮料铺）等行业，另一部分被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营的零售、土产、食品、什货和加工业的制糖、碾米、榨油、卷烟、咖啡等都有较大的成就。安海灵水华侨吴河水的咖啡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延泉陵在泗水埠是颇有名气的咖啡出入口商号。另有为数不少的晋江华侨由这段时间经营亚弄店、咖啡间、豆腐厂或土特产收购到20年代发展成为中等资产者。仅安海灵水村华侨，就有十多家由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该村华侨吴金箴经营的加里马斯汽车运输公司，也是在这一期间奠定基础的。

20年代末，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政策，晋江华侨大部分仍然从事小商贩和零售商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据1930年荷印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175241名福建籍华侨职业结构比例分别大约为：初级产业13.9%；手工业15.4%，运输业3.7%；商业57.7%；自由职业1.6%；公务人员0.7%；其他7%。晋江华侨情况也大体相似。

1945年0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在最初八年间，华侨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不少晋江华侨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进展。罗山英塘村的翁梯琪此时开始进行金融、土产贸易、糖业等方面的多元化经营；罗山佘店村的陈钱瑞在泗水经营烟草业，50年代初代理“２、３、４”牌香烟，先后在印尼几个大城市设立分店。

1953年07月，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碾米厂印尼化条例》、《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外侨结束县以下零售商条例》等。华侨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十三万华侨被迫离开印尼，破产者比比皆是。晋江华侨也不例外。安海华侨、泗水烟草代理商吴我炎即在60年代初移资香港。

1967年06月07日，印尼内阁第37号法令《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颁布以后，印尼政府对华侨、华人资本减轻限制，加强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又逐渐获得发展。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土产收购、岛际土产贸易、国际贸易、种植业、食品工业等方面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4～1980年，印尼出现短期限制华人经济的反复，华侨、华人资本再次外流。1984年，印尼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1980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使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将华人资本视为印尼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又有长足进展。翁梯琪经营地产、银行、土产、糖业、饼干厂等行业的集团公司成为印尼较著名的跨国公司。祖籍安海的颜期宝于50年代初前往泗水经商，发展为拥有数十个店面的电器商，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祖籍罗山的郭文梯经四十多年奋斗，发展成为跨国富商，在雅加达拥有数家饼干厂，并在菲律宾、台湾、香港开设数家饼干厂、一家钢铁厂和一家贸易公司等。祖籍磁灶的吴桓枢于1977年由香港前往泗水承接产业，经营碾米厂、饲料加工厂、汽车运输和橡胶、化肥贸易等业，成为泅水著名华商。陈钱瑞于1965年迁居新加坡，开中成药行、从事药品进出口业，但他主要生意仍留在印尼，除“２、３、４”牌香烟总代理外，主要经营藤条等土特产贸易，还与祖籍泉州的吴世传在泗水合资经营地产，在巴厘岛开设沙丁鱼罐头厂、鱼粉厂及水产养殖场等。

新加坡

早年前往新加坡的晋江华侨多数为估▓工（体力劳动者），包括船工、搬运工、店员和散粗帮工；次为财副（即记帐员）和总铺（即厨师）。晋属估▓工人数众多，估▓间达五六十间，著名的有泉晋发、泉协轩、泉菌江、泉碧江、泉声、仁和轩等。

20世纪初期，部分晋江籍船工开始驾驶舯舡（小船）在小坡美芝路海边、梧槽河和加冷河一带为商家载货，形成水上运输业中的舯舡业。同时，出现极少数商人，如大建筑商萧志来。1941年，晋江华侨商人已开设商行十多间，如橡胶商洪肇闪的源和号和洪宝植的厚源及四美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些资力雄厚的晋江籍华人逐渐崛起。祖籍陈埭的黄朝园拥有四家颇具规模的船务、船业贸易公司，企业属下有三个码头及货仓、二十余艘远洋运输船，同时还投资地铁业和地产业，并在日本与人合营七个码头货仓，在香港也设有公司。祖籍东石的蔡世柑、蔡锦淞父子拥有七家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和机械、贸易等业。蔡锦淞还与人合资经营房地产业，在汶莱建造一百六十幢高级组屋出租。祖籍石狮的陈植佩开设丈兴引擎制造厂、凤梨厂、储运公司等系列企业。

马来西亚

古代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不多，多从事商贸、农、渔及采锡等业，少数人曾在吉兰丹开采金矿。

近代，晋江华侨在马来西亚多从事开荒垦植业、锡矿开采业。20世纪初期，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人经长期积累成为中、小胶园主；有的成为贩卖杂货、收购土产的小商贩。池店华侨李金粥于1880年前往柔佛州，初为工人，经数十年积累，投资开发一五七依葛的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渐增，除锡矿和橡胶种植业外，还开设米店、米绞（碾米厂）、杂货零售和土产收购店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资本对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橡胶需求量的减少，加上世界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不少晋江华侨靠借贷投资的小胶园破产。1922年11月，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胶园实行限制。其后，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晋江华侨的中小胶园几乎破产殆尽。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晋江华侨开始投资兴办大胶园。安海梧山村华侨苏紫听、苏承球与王景成、许平等人合资创办大同树胶公司。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晋江华侨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华侨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迈向多元化经营。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晋江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苏承球于1946年把大同树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同时又投资金融业、地产业。嗣后，又与其兄弟苏紫听集资于槟城、吉隆玻创办南方银行。苏承球任董事主席，苏紫听任副董事主席。此外，郭奕炉与李春德在经济上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按种族比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非马来西亚人实行多种限制。不少华人企业、商店倒闭，华人资本开始外流。因此，华侨社会对经济体系和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很多华资股份制控股公司和金融、信贷、银业银行公司纷纷成立，同时建立不少股份制企业集团。

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取消对中小厂种族资本、雇工、经销、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华资中小型工厂获得活力，华人经济开始好转。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著名华商逐渐出现。已故银行家苏承球的次子苏敏实，任南方银行董事主席、合众银行副董事主席、南方集团董事主席。南方集团为马来西亚大型集团之一，有10多家骨干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金融、屋业发展(房地产业)、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面粉厂、纤维工业、电池厂、酒店等。祖籍东石的郭奕炉，1924年南渡霹雳太平，经数十年奋斗，拥有源顺兴机构集团，属下有七家主要公司，经营投资、信贷、屋业发展、油脂工业和碾米厂等。祖籍池店的李春德1984年往古晋从事土产贸易，创办有古晋李永芳公司四家大型企业，拥有大小轮船数十艘，成为东马航运、地产、进出口商业钜子。

此外，祖籍晋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建立一些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如仁和控股（合资）、蔡世举控股、张毓津父子控股、蔡尤河父子控股等有限公司。目前，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有金融、信贷、种植、锡矿、屋业、船务、运输、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酿酒、旅游、电器、饲料、粮食、食油、糖、石油、化肥、农药、土产收购（包括橡胶）、烟草、渔业、木业、建筑材料业等。

其他国家

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美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美国

早期旅居美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开餐馆、洗衣店、小杂货店以及当缝衣工、建筑工、理发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有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晋江人前往经商。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华人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工商活动。

目前，美国出现几位祖籍晋江的较著名的工商业家。祖籍罗山的王思荣，在夏威夷和三藩市分别经营大型的士TROPUOI出租公司和现代化化工企业SUNTRIPS公司。该化工企业实验室拥有来自7个国家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祖籍安海的王震(王家骏)，在洛杉矶主营亿万实业投资公司、王震财经咨询公司。祖籍金井的蔡实鼎主管洛杉矶方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弗斯特市假日大饭店、圣马刁威斯顿大饭店。祖籍石狮的柯长山创办洛杉矶GORGE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玻璃器皿及玻璃制品、服装、人革包装。祖籍石狮的林荣勋主管洛杉矶CORC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日用化工洗涤用品、化妆品及其他精细日用化工产品。祖籍池店的黄世惠，1983年在加州矽谷购下制造电脑磁碟的高智公司和生产电脑用微膜磁头的格致公司。祖籍金井的李昭进，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创办宾士顿地产企业有限公司和实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金融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主要金融企业有：建来银行，祖籍金井的吴振声任董事长，总行设于三藩市，在三藩市华埠、屋仑及关岛设有分行；美国加州银行，原为周旭东等于1972年在洛杉矶创办，1987年由祖籍永宁的菲律宾华商郑周敏家族接办；世界华商银行，1981年由祖籍石狮的日本华商蔡明裕创办于洛杉机；大洋银行，由祖籍青阳的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家族创办于洛杉矶，现任董事长为祖籍青阳的陈永杰。

泰国

早期旅居泰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商贩、船工和制瓷、造船工匠。明末清初，晋江人移居泰国进入鼎盛时期，不少晋江华侨从事中暹之间的贸易。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用船运回厦门、泉州、安海等地销售，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1819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前来闽粤沿海。在泰国南部的晋江华侨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19世纪中期，泰国南部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晋江华侨改途从事橡胶种植业。橡胶种植业和采锡、冶锡业成为泰国南部晋江华侨的主要职业，次为工匠和土产杂货商贩。在曼谷及其他地方的晋江华侨则大多以商贩和工匠为业。

进入20世纪，泰国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新发展。至30年代后期，出现少数较具实力的华侨商人。安海华侨苏廷芳，开设和盛栈出入口行，从事橡胶收购和出口业，已颇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府垄断了大米出口业。1953年又实施国营企业法。不少华侨商人放弃传统行业，投资创办工厂。祖籍石狮的陈植津及苏廷芳等较著名的晋江华侨商人开始崛起。60年代初，又有一些旅居香港的晋江人前往泰国投资，兴办企业。

70年代后期以来，泰国晋江籍华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少数著名企业家开始出现。祖籍石狮的陈德树于1960年经香港前往泰国。1986年其父陈植津去世后接掌文兴企业集团，在泰国拥有10多家大型企业，主营凤梨罐头生产、房地产投资、机械制造、旅游饭店，同时投资金融业，是盘谷银行和泰国多家银行的董事和主要股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银行也有股份，并办有企业。祖籍金井坑口村的蔡志伟，1965年从香港移居泰国，20多年来与其二姐夫丁政曾等人先后创办10多家企业，其中太平洋金融、开源棉纺、美国玻璃纤维均为泰国著名大型企业，其他企业也颇具规模。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证券、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合成纤维厂、石油化工企业、棉纺厂、塑胶制造、成衣厂、饲料厂、水泥厂和建筑业等。1975年苏廷芳去世后长子苏国世接掌家业，和弟国材、国富、国全共同努力，现拥有八家大型企业，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橡胶种植、橡胶制品、味精厂、旅游饭店、建筑、汽车制造等业。其中和盛栈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缅甸

早期旅居缅甸的晋江华侨人数不多，多为小商贩、手工工匠和艺人。19世纪中期开始，聚居土瓦、丹老一带的晋江华侨渐多，他们以米谷收购、加工、贩运及开采锡矿、收购燕窝和捕鱼为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紧邻的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进行中缅贸易，把大米（包括燕窝等土产）运回泉州销售，使仰光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经过长期积累，不少开采锡矿的工人和收购燕窝者逐渐迁往仰光一带，当零售商兼土产收购商。至20世纪30年代，半数以上的晋江华侨成为商人和小商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缅甸期间，晋江华侨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1948年缅甸独立后的15年间，华侨经济有较大的恢复发展。60年代初，晋江华侨拥有一些较大的商店和中小型工厂。

1963年，缅甸政府开始实施国有化计划，第一次废大钞。1967年06月，开始进行反华排华。后几经周折，华侨经济多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80年代初期，一些稍具资力的晋江籍华商开始出现，如祖籍金井塘东村的蔡尔格、蔡作安，祖籍安海下洪村的李益华、李明坎等。1987年以后，缅甸政府欢迎外商前往投资，华商也获准从事出入口贸易，华人经济日益好转。

越南

早期往越南的晋江华侨以垦荒者、手工工匠和商人为主。垦荒者逐渐转化为小农园主和雇工；手工工匠多从事制瓷、造船、建筑、木工；商人多兼航运业，他们把中国的日用商品运往越南销售，收购当地的米谷运回闽南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从事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农业、渔业、水陆运输、木业、金融业、米谷业、纺织业、土产收购、杂货零售等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济受到破坏。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少数晋江华侨商人的经济事业也取得较大进展。安海华侨龚纯礼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业、运输业，二次大战以后，拥有海防半数左右的火车厢。石狮华侨王金锭在西贡创办金城银行，并投资工业，后还置有直升飞机，成为越南著名的银行家和钜贾。

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一些南越的晋江籍华商开始移居法国和其他国家。王金锭在1974年捐卖一切财产，携一子移居法国，另两子分别移居香港、美国。晋江籍华商杨朝坤事先将经营的经济事业转往曼谷、新加坡、马尼拉、三藩市等地，也于1974年离开南越。

1978年，在越南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越南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遭受惨重打击。1986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承认华人与越南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其后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

承传宗教、习俗

晋江华侨把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带到海外，世代相传，即使当代华人社会也仍然保持相当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在风俗习惯上，晋江华侨、华人基本上沿袭家乡的传统，如元宵舞狮、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等。

晋江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有的还信奉“妈祖”、“关帝”、“大伯公”等其他被认为灵应的地方神祗。

菲律宾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晋江籍的华侨、华人大多信奉佛教。不少晋江籍的佛门人士也先后到菲律宾弘法传经或主持佛事。本世纪初泉州崇福寺的云果、妙月等曾先后赴菲传经，并主持兴建宝藏寺和宿燕寺。由晋江人吴江流带头捐建的马尼拉信愿寺聘请瑞今法师（东石人）为第二任住持。

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俗家为晋江池店；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伽陀精舍住持常凯法师俗家也在晋江。

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有的很早就皈依天主教。菲律宾国父里萨尔的高祖父柯南戈（晋江上郭村人）在1697年就接受天主教洗礼，后来一家几代都成为天主教徒。

1909年许声炎牧师（安海前坡人）由金井到菲律宾布道，建立旅菲中华基督教布道团，至1937年许声英等人在菲设立九所基督教教会和一些闽南话礼拜堂。

信仰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较多集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随其出洋的晋江人中的回教徒，有些人留居印尼，世代繁衍，参加当地的回教活动。1950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清真五姓联宗总会则全是回教徒。近些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明显增多。

晋江华侨、华人还奉祀其他神祗。不少人对“关帝”甚为信奉。印尼和菲律宾建有不少关帝庙。1984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菲华通淮庙关圣夫子董事会。青阳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华人祀奉“顺正府大王公”，成立了董事会。80年代中期，还建造一座九层大楼祀奉，并作为宗亲会办公之所。龙湖、金井、深沪等地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也在马尼拉的大千寺、沙寺祀奉“广泽尊王”，并各有董事会组织。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华人多数崇拜土地神，称“大伯公”，在各大中城市都建有“大伯公”庙。另外还有崇拜“三保公”的，在印尼的三宝珑、马来西亚的麻六甲都建有三保公庙。

早年晋江华侨乘船渡洋，多祈求海神“妈祖”保祐，因而在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地都有天后宫、妈祖庙、妈祖堂，或在其他寺庙中供奉“妈祖”神像。每到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香火旺盛。

这些宗教和习俗的传播，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