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台湾史话

星聚一堂

台湾史话

在世界最大的陆地和世界最大的海洋交会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岛国。

她曾经以「福尔摩沙」（美丽岛）闻名全世界。这个「婆娑之洋」中的「美丽之岛」，以前也曾经被称为「流求」「北港」「笨港」「东番」「鸡笼山」「大湾」「大员」「台员」…不一而足。现在，全世界几乎都叫她「台湾」。

目前所知，早在一万五千到五万年前，台东长滨乡出土的「长滨文化」遗址留下台湾最早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当时仍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过著采集、狩猎、捕鱼的生活。至于距今约四千年至一万年的「大坌坑文化」，又称粗绳纹陶文化，以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为代表，已开始种作，是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近百年来，台湾出土的考古遗址，遍布全岛，至少有一千二百五十处之多，可见台湾到处都有先民的遗迹。

在十七世纪荷兰人、汉人移入台湾之前，居住台湾的原住民是属于「南岛语系」（或称「印尼语系」）民族。原住民族呈现多元而复杂情形，约略分为二十个族群，依汉化程度，习惯被区分成「平埔族」和所谓「高山族」(日治时代称「高砂族」)。所谓「高山族」，其体质与部分文化特色至今大底尚清晰可辨（有九族或十族之分），至于平埔族（也分为九族或十族）则已模糊难分。在汉人、荷兰人入台之前，从台湾北端，沿著西部平原，一直到恒春半岛，以及东北的宜兰平原，散居著许多平埔族。经过三世纪多受到外来移入者的侵扰、威胁、同化，以及生存的需要，平埔族的文化特色逐渐与汉人难以区分。今天台湾住民当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具有平埔族的血统。郑氏王国时代及清领前期，渡台者多为单身男子，他们有许多人与在地的平埔族通婚，这种「天作之合」，使得汉人「罗汉脚」从此不再浪迹天涯，而粗耕的平埔族则引进较进步的农耕技术与人力。以前台湾南部有「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俗谚，正反映早期部分台湾人的血缘的混融。台湾很多地名、姓氏、风俗、信仰、歌谣等，则保留了平埔历史文化的遗绪。

十五、六世纪中，欧洲经过几次的海上大航行（所谓「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之后，世界从此进入海权时代。在海权争霸的国际环境下，台湾被迫走进近代的世界史。十七世纪初，除了一些零星的日本人、汉人、海盗游走进出于台湾之外，西方重商主义国家也开始意图染指台湾。此时远东海面已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势：租得明帝国之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的西班牙、盘据爪哇的荷兰，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竞争。因此，台湾沦为帝国主义的猎场，乃势所必然。

荷兰人在远东的商业目的，原以明帝国为重要物件，但因受制于葡人的竞争和明朝当局的抵制，荷人只好转向澎湖，先后在一六○四、一六二二年两度进占澎湖。澎湖自十四世纪中叶，已有元朝政府设官治理，早被纳入「中国」版图。所以明朝政府乃于一六二三年派兵与荷兰人在澎湖交战，历经八月不分胜负，终而议和。在议和订约中，明朝当局要求荷兰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之后，去占领对面的「化外之岛」台湾，明朝政府则无异议。经此议和，荷兰人遂在一六二四年进入南台湾。

荷兰人入台的第二年，西班牙不甘示弱，也自马尼拉派兵占领台湾北部，与南部的荷兰人展开殖民及商业竞争。经过十六年的竞争，在嘉南平原上拥有米、糖、鹿皮等经贸大宗的荷兰，赶走了在经济发展上占下风的北部的西班牙人。

荷兰统治台湾前后共约三十八年，荷兰人在台湾发展贸易，并以台湾作为转口站，台湾成为明帝国、日本、南洋、欧洲等地的货物集散中心。此时的台湾，已跃入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海洋文明体系，有别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式的小农经济。不过，荷人在台湾的统治毕竟是剥削式的殖民统治，一六五○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每年纯益约四十万荷币（约四吨黄金），无怪乎一位荷兰总督说：「台湾真是公司的一头好乳牛」。

荷兰人为了生产米糖，曾向闽南招募人手，所以自一六三七年到一六五二年之间，约有二万名闽南人移民台湾，受雇于荷兰人从事稻米与甘蔗的种植。

荷人招募汉人入台，但因实施剥削的殖民地政策，税赋繁重，引起汉人不满，在荷人统治的最后十年，爆发汉人郭怀一领导的抗荷事件，虽然失败，但此后荷兰在台统治，逐渐不稳。

自一六四七年起，标举「反清复明」的「国姓爷」郑成功，据守闽南沿海及金、厦等岛，图谋恢复明朝，苦撑十几年不得结果，为了「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郑氏于一六六一年攻占台湾，为他的军队找到供应粮食的来源，而台湾则无异增加了一批农耕队。郑军各营各镇部队，分批在嘉南、高屏平原上屯田开垦，为该地区留下带有「营」「镇」「劲」「协」等称号的地名，延用至今。

郑成功取台五个月即去世，子郑经在权力斗争胜利后即位。一六六三年，郑军全面撤出闽南沿海，进入台湾。郑经自称「东宁建国」，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这是台湾史上首次出现汉人建立的独立政权。

郑经进入台湾后，在陈永华的辅佐下，「东宁王国」一方面引进中原政权的文教制度，如设科举、建孔庙；另一方面则相当「国际化」－－发展国际贸易。清廷虽封锁台湾，但台湾转而向外发展国际贸易，使得台湾仍维持自荷兰以来远东商品的集散地的角色。一六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还设有商馆。此时的东宁王国，俨然以岛国之姿，雄据东亚。

可惜，「东宁建国」的郑经，却心有旁骛，他在独立建国的十年后，介入清国的「三藩之役」，发动一场反攻大陆的战争，结果因此「套牢」，等到自大陆败退回台后，从此一蹶不振。郑经死后，东宁王朝又在一阵权力斗争之中，更加腐败，人心溃散。继位不久的郑克塽，终被权臣胁迫，率东宁亡国百官，向清国投降，结束郑氏政权在台二十二年的统治，时为一六八三年。

清国虽降服台湾的郑氏政权，但刚开始对台湾却没有强烈的领土野心。康熙皇帝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倒不如「徒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弃台湾，后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争，才勉强将台湾留下，所以台湾自一六八四年起才正式被并入「中国」版图，在此之前，台湾未曾是「中国」任何王朝的领土。

清国既然勉强留下台湾，因此治台政策采消极态度。在清朝统领台湾的两百一十二年当中，真正用心于台湾之建设，仅在最后二十年。清初对台湾极不放心，视台湾为危险之地，派自大陆的官吏三年一调，调自大陆的驻兵也三年轮班，以防未然，也不鼓励大陆人移民台湾，移民渡台，诸多限制。在西方世界正掀起海外殖民竞争之际，清国此举，实为时代之异数。然而，移民政策虽多门槛，但闽粤移民却不断涌入，或正式持有照单入台，或买通船头偷渡，皆不计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沟」波涛之险，真所谓「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台湾提供了闽粤难民一个新生存活的天地。

渡台开垦的移民，来自不同原乡，由于生存竞争，遂发生磨擦，进而冲突群斗，闽客互斗、漳泉相拼，此即所谓「分类械斗」。清治两百多年内，台湾社会发生过六十多次的械斗。

除械斗外，清治台湾社会「民变」迭起。由于台湾吏治之坏，为全清国之冠，赋税之重，也倍于清国内地，而且台湾米粮经常被征送福建赈灾，台湾仿似福建的殖民地。在「一只牛剥两层皮」的生活夹缝中，许多游民和农民乃铤而走险，聚众抗官。两世纪多的清代台湾社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变，就有七十余起，而小者尚未计入，无怪乎台湾俗谚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

满清因消极治台，台湾之发展主要是靠民间的努力。又因清国系大陆封建古国，闭关自守，不重经贸，台湾原本自荷兰以降的海洋经贸特色，因此大减，过去做为远东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台湾的商业发展，由国际贸易转变为区域贸易。「郊商」兴起，往来台湾与中国沿海之间，输出农产，输入手工业品。「郊」是货品进出口的商业集团，一七二○年代在府城台南先发展出来；一七七○年代，郊商的发展也在鹿港急速兴起；到了一七九○年代，则发展到艋胛（今万华）一带。所以俗谚说「一府二鹿三艋胛」，多少说明著这种商业发展由南移北的进程。

十九世纪四○年代以后，由于台湾的煤、硫磺、樟脑等物产的诱惑，英、美等西方列强曾有意染指台湾。一八六○年以后，清国应列强要求，先在淡水正式开港通商，各国商船纷纷随之而来。台湾贸易又迅速扩张，糖原本有国际市场，樟脑更是独特商品，茶也后来居上。贸易发展的结果，在原本苦于贸易逆差的清国境内，台湾却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地区。台湾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也因此逐渐由南往北移。

甫进入明治维新的日本，也开始觊觎台湾，借口琉球民遇害之事，于一八七四年发动「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屏东，后经交涉议和。历经此事后，清廷接受沉葆桢建议，才较积极从事台湾的防务建设。十年后（一八八四），清法战争，法军曾侵入北台湾，清廷有感于台湾地位不容再忽视，乃于战后将台湾脱离福建独立设省。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积极推展洋务建设，成果可观，本来近代化起步较清国内地慢约一、二十年的台湾，成绩却后来居上，成为全清国最进步的一省。可惜，这是「满大人」统治台湾的最后十年。

一八九四年，清国为了朝鲜主权问题，和日本发生甲午战争，清国打败仗，最后却出卖二千公里外，与此事毫不相干的台湾。做为大陆政权之边陲的台湾，就必须背负大陆政权腐败与落后的包袱，这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台湾官绅成立「台湾民主国」（一八九五年五月），以独立之名行抗日之实，但终究不敌。日本正式领台，长达半世纪之久。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产生结构性的改变。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任内起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奠定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统治基础。日治五十年间，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员警机构、户政制度、农会系统、金融财经体系，以及普及全岛的初等教育、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公路铁路交通、电力及其输送系统等基本建设。

日本在台的经营，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策，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网路（亦即殖民地的剥削网路），必须从事各种交通运输建设，但亦因而促进了全岛性的沟通联系，助长了十九世纪末叶已萌芽的全岛一体的台湾意识。

尽管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内有相当的建设，但其本质是剥削和垄断的，除亲日的台籍买办之外，台湾人普遍受到歧视，因此抗日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日本领台期间的前二十年，发生过二十起以上的武装反抗事件。一九三○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惊世界的雾社事件。不过，这些武装抗日事件，大多为传统式的农民暴动，或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而不具备近代民族运动的性格。

直到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决思潮，以及日本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民主主义风潮的影响，兴起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一九二○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成立「新民会」，拉开一九二○年代各项社会运动的序幕。随后有「六三法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相继发动；有《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刊物的相继发行；一九二一年，蒋渭水结合青年学生及台湾各地社会领袖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从事文化启蒙运动，例如，一九二六年「文协」在全台湾举办了三百十五次的文化巡回演讲，听讲人数达十一万两千九百多人，启迪民众影响不小。「文协」成为往后台湾的诸多民族运动、社会运动的大本营。，一九二七年，「文协」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协」，老干部另组「台湾民众党」。一九三○年台湾民众党又分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而农工运动团体方面，有「台湾农民组合」（一九二六年六月）「台湾工友总联盟」（一九二八年二月）。一九二八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此外，尚有许多小团体，也在一九二○年代出现，不一而足。简单言之，一九二○年代的上半期，是台湾社运团体萌芽发展的时期，下半期则是各社运团体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的阶段。直到一九三○年代初期起，随著战争局势的逐步紧张，日本当局开始采取高压手段，这些社运团体才纷纷式微。

政治社会运动消沉之后，一九三○年代文学、美术、戏剧等运动代之而起。台湾新文化的追求，促进台湾知识份子主动思考台湾的图像，激发台湾意识的茁长。

一九三七年以降，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在台推动「皇民化」运动，试图改造台湾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战结束，也结束日本在台五十年统治。半世纪的日本统治，台湾人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台湾社会的近代化，都起了相当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