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陈鹏生 从志而行 坦荡而生

堂构新声

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陈鹏生 从志而行 坦荡而生

2016-05-21

提起陈国辉，在闽南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当年在福建叱咤风云的土著军阀，至今仍然是一位功罪是非任人评说的人物，就连《毛泽东选集》中都提到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军阀最小的儿子陈鹏生，却曾经是新中国首位政法大学的党外领导人。
陈鹏生的成长，有著一个不平凡的历程。

一

陈鹏生的故乡是福建省南安县（1993年撤销南安县，设立福建省辖县级南安市。—编者注）鹏溪乡，因出生在鹏溪而名鹏生。这里鹏溪水长，卓云（山）高耸，是个山川秀丽的村庄。陈鹏生刚出生，他的父亲即逝世。他随母亲叶秀莲移居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回厦门鼓浪屿定居。眼看日本侵略军就要进入厦门，又迁回到南安鹏溪故乡。在家乡读完小学，适逢泉州培元中学因抗战内迁到鹏溪，陈鹏生就进入培元中学读书。这时候，他母亲叶秀莲虽目不识丁，但对抚孤成长却十分用心，特聘请了一位清朝举人住在家里，专门指导陈鹏生学古文学书法，每天黎明即起，诵读古诗文，悬腕写大字，使他从小打下较坚实的古文基础。所以，陈鹏生从小学到中学，历次参加作文和书法比赛，都屡屡得奖。那时，乡里人也常常上门请这位十来岁的孩子写春联和婚庆条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鹏生随培元初中还回泉州。初中毕业后，自己挑选了远离家乡的集美高中。集美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学府，有中学，还有航海学校和商校，形成南方海滨一大片宁静而绮丽的读书家园。在这里，陈鹏生深为诱人的学习气氛所吸引，连寒暑假都留在学校里帮看图书馆。特别是班级里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他们朝夕相处，相互鼓励，对陈鹏生的思想影响很大。后来，因为母亲多病，陈鹏生又回到泉州培元高中读书。这时候，闽南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宪兵及驻军进入泉州市，横行霸道，激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陈鹏生当时是中学学联的带头人之一，常带著同学到处贴标语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事被学校当局发觉后，准备对陈鹏生等人宣布开除处理。可是，就在这时候，泉州宣布解放了，学校也停课了，陈鹏生等人总算逃过了被开除一劫。

培元高中毕业后，陈鹏生考取了设在福州的协和大学和福建医学院，后来厦门解放，又考进国立厦门大学法律系，于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新生进入厦门大学读书。

厦门大学法律系聚集许多有名的法学教授，像陈朝壁、陆季藩、薛祁光、李景禧……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他们的专著被大学广为采用，陈鹏生在这所东南名校接受薰陶，受益匪浅。进厦门大学不久，陈鹏生即被派往郊区参加土地改革，并荣立了三等功。他在高中时代就喜欢动笔头，写点东西，曾在《泉州日报》和厦门《江声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进入厦门大学后他又被聘为《仰光人民报》和香港《大公报》的特约通讯记者，经常为这些报刊写稿，很快他又参加了厦门大学校刊的编辑工作，并作为厦门大学通讯社骨干，为厦门日报和福建日报写稿。当时有许多人都误认为他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1953年夏，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法律系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等法律系合并，成立新型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简称华政），陈鹏生就这样于1953年
8月进入华政，直至1954年8月大学毕业。

二

大学毕业后，陈鹏生被选派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事部门考虑到他有一定写作能力，就分配他到研究室。研究室接近领导，有较多的学习机会，进步较快。这时，陈鹏生一方面潜心研究业务；另一方面将所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工作结合，开始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在陈鹏生大学毕业后的1955--1957年年初，正是新中国处于一个群情激昂的年代，许多青年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勤勉工作、锐意向上。陈鹏生也不例外，周末和夜间休息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用心看书、看杂志和写东西。当时，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闻日报》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从《论逮捕拘留条例》这类理论文章到《戴盆何以望天》的小品，直至《洗冤追凶》之类的通讯特写。后来他又在《文汇报》的社会版上开辟专栏，系统地宣传法制，并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开设法制专题讲座，上海周边城市的电台都派人前来录制后回去转播。陈鹏生因此被评为上海报刊一等宣传奖。这时候陈鹏生曾在小报上发表了一首他们青年人相聚景观的小诗，其中有一首写道：

萦绕著一阵阵清香与凉风，我们浸沉在无限的快乐之中。
年轻人哟，行健不息当自强，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星星满天空。
今朝醉得大家脸通红，试问，有谁了解这些连珠笑响中的神仙酒翁。

足见当时他们这些年轻人，多么意气风发，激情满怀。

但是，在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祸从天降的事情总让人意想不到地发生。也就在1957年刚刚获得一等优秀宣传奖的陈鹏生，到了当年下半年，却大祸临头了。有一天夜里，陈鹏生从外面参加座谈会回到机关，一看不得了，机关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直指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突然的袭击，让他完全懵住了。看了大字报，才知道原来祸出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那时“大鸣大放”刚开始时，陈鹏生一些同学来找他，谈起他们的工作都是学非所用，有的搞采购、有的搞建筑、办后勤，希望陈鹏生能帮他们在报上作些呼吁。血气方刚的陈鹏生，一股不平之气横亘胸中，于是就写了一篇矛头直接指向人事组织部门的文章，《为什么不让政法大学毕业生务正业？》公开责问。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因而就被指责与“章罗联盟”相呼应，是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大毒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机关内大字报形成高潮的时候，陈鹏生原先奉命写的批判王造时、杨兆龙“大右派”的文章也在报上登出来了。看著自己那些带著烽火雷电、剑笔啸气的批判文章，面对著眼前的大字报，陈鹏生十分茫然，真不知说什么好。

三

人生第一次挫折当然给陈鹏生以巨大打击，但是，他仍然暗自鼓励，绝不能就此趴下去。他用行书写了八个大字：“超然物外，宠辱不惊。”压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以策励自己。这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有一位领导将调往安徽淮南市一所工业大学当党委书记，他参加市检察院党组讨论陈鹏生问题的全过程，对陈鹏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就竭力劝说陈鹏生随他到这所工业大学去工作。20多岁的陈鹏生就这样在1960年毅然跟著老领导踏上新的工作岗位。

到了这所大学，陈鹏生选择了教学工作，他一边上课，一边又写文章。不久，在当地的《安徽日报》、《淮南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当然，这不是法律方面的文章，而是有感而发的杂文、小品和影评之类。渐渐地，陈鹏生倒也觉得生活过得很平静、很自在。可是，曾几何时，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来了，这种平静的生活随即被冲垮了。造反派到处收集陈鹏生发表的文章，成立了陈鹏生“黑文”专室，发动了广大师生进行批判。陈鹏生也被关进牛棚，终日请罪、批判和监督劳动。直至淮南炮轰派和支持派战斗转向激烈，要动真刀真枪时，在知心学生偷偷指点下，写了一篇《试看今日之淮南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大字报，暗地散发，当即连夜逃离淮南。后来，淮南两派枪炮相向，铁路中断，学校停散，陈鹏生在外面转了大半年，才回到学校参加所谓“复课闹革命”。眼看在学校里实际上是无课可复，还得三天两头批判，不如自动报名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于是他和几位相处较好的老师，自愿组成一个下放小组，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们选择的是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崇山峻岭大别山区，落户在1927年革命大暴动的老根据地金寨县。这里群山逶迤，叠峰高耸，人迹稀少，早年出了许多红军，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有名的领导人，因此素有将军县之称。

到了这里，陈鹏生他们登上山峰，置身云端，尽抛尘世烦忧，感到这清净的世界竟如此怡神。而远近的山居老百姓，也渐渐地和他们接近、熟悉了，让他们深深地感到这里真是山好水好人更好。他们发现这方圆几十里的山区，竟没有一所中学，就想利用自己的知识资源，帮助山区办一个中学，位址就设在当年革命暴动据点的一座古庙里。在公社的支持下，他们七拼八凑，因陋就简，团结了当地的一些老师，终于把中学办起来了。远近几十里的老百姓都高兴地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而今，30多年过去了，这学校已经发展成金寨县一所初具规模的职业中学。不久前，陈鹏生还自掏腰包，捐款为学校建造一个校门，并为其题写校名。

在大山里待了两三年，高校先后恢复了。陈鹏生他们也就陆续被召回淮南工业大学。形势在一步步地转好，陈鹏生的处境也有所改善，他开始重返讲台，为本科生开设哲学课，并被任命为兼职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恢复教学工作，正是陈鹏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他锐意奋发、孜孜以求，他开设的哲学课常常举行公开教学，吸引校内外的同业来听课。他兼任附中校长，又亲自带了一个高中班自任班主任，并任语文课老师，使这个班级进步很快，在高考中竟有
60%以上的学生考入大学，其中有的还考进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在校驻地淮南市，一时传为佳话。

四

光阴驰速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华政复校了，陈鹏生也于1981年年初被调回该校。

回到华东政法大学，放下近20年的法学，又从头开始了。陈鹏生自己说这是扬帆起程，他夜以继日地发奋前行，如饥似渴地攻读，专心致志地钻研，写出了许多学术文章。他不但要为研究生、本科生上课，还要为成人教育开课，又身兼《法学》杂志的工作，为《法学》的复刊做出了重要贡献。陈鹏生的勤奋和努力，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护和支持，他们纷纷通过多种管道向中共上海市委、国家司法部建议提任他为校领导。经过国家司法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深入考核，终于1985年也就是陈鹏生返回学校的第
4年，正式决定让陈鹏生担任华东政法大学主管教学、科研和外事的校领导。任命他的时候，国家司法部部长意味深长地说：“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被提任为国家高等政法院校领导人的党外学者啊。”

任职后，陈鹏生在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上都有了喜人的成绩，在这期间铸就了他的一段多彩人生。他担任校领导，仍然坚持带研究生，为他们开了几门课，并亲自兼任中国法律史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在教学上，陈鹏生是有自己特色的，他一直认为，进入现代社会，在法学研究上就不能再靠传统的注释性方法做学问，要有所探索，有所创新，注入清流，注入活力。他常说，知识份子应该是有思想的人，而不只是有知识的人。因此，他提倡老师要具有一种“不取亦取，虽师勿师”的精神，要引导学生处于一种积极思维、努力创新的状态。所以他十分注意鼓励学生关注学科前沿，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常说“山以虚受，水以实流”，做学问就应该广收并蓄，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饰。

在科研上，陈鹏生潜心地探索和研究法律史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资讯，主持了中国法律通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两项全国重点专案的分卷工作，由他主编的《隋唐法制史》是全国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中分量最重的分卷，该项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并获得国家图书大奖。他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也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另外，陈鹏生主编的上海重点社科项目《上海法制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其他著作和论文，也先后获得上海市和国家司法部的优秀成果奖。

1986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掀起学习法律热潮。这时候，陈鹏生应邀为上海市四套领导班子开设法学讲座，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以及其他市委领导吴邦国、黄菊等都认真参加听讲。陈鹏生主讲的题目为“法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他针对听讲物件都是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强调了法律意识对干部的重要性，分析和评点了干部在法律意识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有些干部利用公权政商勾结“寻租”的现象提出尖锐的评析，震动很大。接著，陈鹏生在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的支持下，依靠他主管的《法学》杂志，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律与经济的学术研讨会，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一股把法律与经济对立的模糊认识而召开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政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通过十分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取得法律应该为经济服务，经济应该依靠法律而正确发展的共识，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会后，为了巩固会议的成果，在汪道涵的宣导下，陈鹏生等人积极组建上海法学家与企业家联谊会，陈鹏生任常务副会长。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都纷纷派人来沪取经。联谊会成立后，上海的许多大中企业都积极加入，如宝钢、金山石化、江南造船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等，都是基本会员单位，影响很大。

1987年，陈鹏生应邀赴美国讲学，先后到芝加哥的伊利诺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华盛顿州大学进行访问和讲学，并和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大学法学院院长联合会签订合作协定，决定由华政为美国法学院大学生开办暑期中国法律学习班。由于这种学习班得到美国的正式承认，认可了学生取得的学分，因此报名参加的同学很多，有时一个暑假要开办好几个班级，学员遍布美国许多大城市。后来，华政的领导或教授出访美国，有的美国学生佩戴华政的校徽，到机场去迎接，真情至为感人。

1991年年初，在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鼎力安排下，陈鹏生作为大陆第一位访问台湾的法学界人士，顺利到达宝岛台湾访问、讲学。那时，台湾的所谓“戡乱令”还未取消，像陈鹏生这样既有官方身份又是政协委员的人是被严禁入台的。陈鹏生在台湾对外只称是大学教授，是中国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会长。

在台湾，第一位接待陈鹏生的是90多岁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生于1900年，是走过一世纪风云路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这位被称为“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核心人物，曾经“权倾一时”。接待陈鹏生时仍然既是“总统资政”，又是海峡两岸统一促进会会长，他主持的孔孟学会会员遍及10多个国家。他正是以孔孟学会会长的身份接待中国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会长陈鹏生的。陈鹏生和陈立夫从儒家学说的思想精神价值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文化思想基础，认为儒家思想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两岸应该是“一以贯之，亘古常新”。陈鹏生认为，孔子那种本于大“公”，发于至“诚”，归于求“仁”，固于执“中”，成于为“行”的精神，已跨越关山阻隔，成为欧洲启蒙时代的一大人文资源，我们也应该加以珍惜、利用和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促进我们内聚和统一的巨大动力。这时，这位政海纵横、风云一世的老人紧紧地握住陈鹏生的手，连说“对，对，对”，颇有“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之慨。他告诉陈鹏生，早在1988年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他就和蒋纬国等人联名提出“以文化统一中国”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议案胎死腹中，实为可惜。后来，陈立夫亲笔为陈鹏生书写了一个条幅：“以忠心呈给祖国，以孝心献给父母，以恒心付给事业，以信心留给自己。”落款特意写上“吴兴陈立夫”以表示他念念不忘故乡“吴兴”这个“根”。

在台湾，陈鹏生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先后到台湾大学、淡江大学、东海大学、老子学会以及弘儒学会等学校和学会访问讲学，给他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应蒋纬国的邀请，为“中华战略研究会”近百名理事作报告。蒋纬国于1978年任三军大学上将校长时创立了“中华战略研究会”，参加的都是现役或退役的将校军官以及学界名流，会员多达数千人。研究会设在被称为台湾“世外桃源的”原美军祝驻台顾问团的驻地，这是一个绿树成荫、碧草连片的风景秀丽社区。蒋纬国当时是台湾“顶峰作业机构”、“国安会”的秘书长，主控台湾情报和安全工作。那天，宝岛台湾风和日暖，陈鹏生坐著蒋纬国派来的专车直达研究会大门，这时蒋纬国和秘书长已在大门口相迎。陈鹏生演讲的主题是“大陆法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针对台湾地区这些听众对大陆法制的不了解和疑虑而定的内容。蒋纬国亲自主持演讲会，对陈鹏生演讲给了很高的评价，连说这是“一流的专家、一流的演讲”，一再要求陈鹏生再次前来作报告。还赠送了一对刻有蒋纬国名字的金笔和他写的几本专著。在陈鹏生临离开台湾时，蒋纬国热情地约请陈鹏生到他办公室就两岸和平发展问题作了长谈。

在台湾，陈鹏生还拜会了台湾当局“监察院”院长黄尊秋，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陈重光等人，就儒学研究的交流和合作交换了意见。陈鹏生和陈重光任会长的弘儒学会还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共同举办儒家思想文化研讨会。在此期间，陈鹏生在台湾地区结识了许多政界、学界、文化和经济界人士，为后来他积极开展对台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2000年，纪元更新的时候，他曾请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书写两副字，汪老写的是“纪元晋千”，辜老写的是“源流归一”，这两幅含义深刻的对子合在一起，被称为“世纪楹联”。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中国赠送了一个大鼎，上面除了雕刻象征中华民族56条龙之外就刻有这个对子。

1991年10月，陈鹏生应聘赴日本，作为日本神户大学的客座教授，为研究生和大学老师开设了“东方法制史”和“东方法律思想史”两门课，陈鹏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一年多时间，结识了许多日本政界和经济界、文化界的人士，如原日本首相海部俊臣、日本环卫厅长官林大干、日本大财团住友生命董事长新井正明等。他多次应邀到设在深山老林中的研究所，为日本大企业高层人士讲儒学与经济，促成大企业家三浦先生组建日中经济与文化发展基金促进会，带动日本企业界来中国投资。1994年，在陈鹏生的牵线搭桥下，日本环卫厅长官林大干组团来中国访问，并通过汪道涵的联系，前往北京和朱镕基总理会谈。1994年，经由陈鹏生的联络，他陪同汪道涵应邀访日，与日本国首相竹下登以及日本最大经济组织经全联、著名证券集团野村证券举行会谈，商讨中日环保事业的合作事宜。在日本的中山纪念馆、神户女子大学等地，至今仍留有陈鹏生的墨迹。

陈鹏生由于学术上的成就，受到业界同人的敬重，曾被推选为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而他至今也仍然担任中国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会长职务。陈鹏生自1991年担任研究会会长以后，不断积极推动我国儒学与法文化研究的工作，而且广泛联系海外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先后与台湾的弘儒学会、老庄学会、淡江大学、日本的法文化研究中心、鹿岛大学、日中文化与经济发展基金促进会等机构，成功地在我国的无锡、黄山、南京、厦门、开封、连云港和汕头等地，举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并出版了系列研究丛书，有的使用中日两国文字印刷，在两国同时发行，影响颇大。我国革命元老薄一波和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都专门为中国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题写横幅。后来，陈鹏生于华政在全国高校首先成立法文化研究所，并招收法文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1994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眼看著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陈鹏生敏锐地感到，无形资产的价值已越来越重要，但社会上对此关注不够，使无形资产大量流失。于是，在上海市政协领导的领导和支持下，他们在上海首先成立了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政协领导任董事长，陈鹏生担任所长，他们团结了一批学者和业务骨干，以刻苦钻研、潜心研究的精神，勇敢地闯进了这个全新的领域，使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的业务增蒸蒸日上，一时名噪上海。他们评估了上海大众、上海电视、上海三毛以及文明国内外发行量近
200万份的《小主人报》等著名商标和品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上海的报刊经常报导他们的评估资讯。为了传播评估资讯和评估经验，以促进无形资产评估这一新的事业，他们克服著许多困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创办了一份专业杂志《资产评估与财富》，这份杂志在无形资产评估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鹏生自1986年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其中除因出国讲学外，先后于第六届、第八届和第九届连任三届。

陈鹏生在71周岁时正式离开教席。华政鉴于陈鹏生的业绩和贡献，特地在他退出教席时，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他“功勋教授”的荣誉称号。现在，年近80的陈鹏生仍然身兼许多社会工作，奋发不息地为社会、为国家而忘我工作。他身兼中国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会长，司法部《中国司法鉴定》杂志主编，厦门大学校友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长，上海法学家与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以及中华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等等。在他那张大写字桌的玻璃板下，压著一幅他以遒劲的行书抄录的华罗庚的话：“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从严以终”。陈鹏生真正以此策励自己，勤奋不息。上海市侨联、全国侨联先后为陈鹏生颁发了“爱国奉献奖”，“奉献”两个字，正点出陈鹏生一生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而人们还应该在这种“奉献”精神的背后，体察到陈鹏生那股历尽艰辛，不畏困难，不怕挫折，始终勇往直前的锐志，此乃“志者气之帅也”。他说："作为一个由人民培养出来的知识份子，应该‘常怀忧民之心，恪尽爱民之责’。”这颗心，这份责，是何等可贵啊！

（原载《闽南儿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