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巴金三次福建之行时间考

高盖山民

巴金三次福建之行时间考

巴金最初与福建发生的关系，源于1930年在泉州黎明高中任校长的吴克刚的邀请，由此他第一次踏上了福建的土地，在此后的1932年和1933年，他又两次到达泉州。然而，关于这三次福建之行的具体时间，有关的巴金传记研究者有著不同的推测，而作家本人的文章及后来的回忆也都各有出入。实际上，如能尽可能具体地确定巴金几次在闽时间，就可以确定巴金在泉州、厦门等地所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进而准确探讨巴金三十年代革命叙事与当时实际民众运动之关系。因为1930年～1934年正是泉州安那其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有关民众集会和斗争时有发生，而巴金这时期的小说也有不少是以厦门、泉州的民众斗争为背景的。

1930年巴金第一次到福建的具体时间目前最难确定。国内第一本巴金传记研究著作的作者陈丹晨在他的《巴金评传》以及二十年后的《巴金全传》中，都谨慎地把其粗略定在“1930年秋”（01）。这一时间估计依据的是巴金1939年所作《南国的梦》中的回忆：“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1930年的秋天”（02）。

就大体而言，“秋天”的认定也可以说是准确的。但再进行到“具体时间”的研究，就出现了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巴金本人通过侄女李国煣1983年
5月21日写给友人回信说：

第一次去泉州是1930年7～9月，应吴克刚校长之邀，与卫惠林同行，在黎明高中住了二个月，当时在那里写了短篇小说《父与女》，翻译了蒲鲁东的著作《何为财产》的下半部，《何》稿未发表就全部遗失了，“译后序”在上海1931年出版的《时代前》杂志上发表，当时主要与陈范予、袁国钦、叶非英、沈一叶等交往。第一次去泉州的情况在《忆范兄》这篇文章里也有所谈到。（03）

后来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则持另一看法：

1930年
8月下旬：接泉州北门黎明高中校长吴克刚信，决定南下，经厦门赴泉州度暑假；

9月上旬：赴闽途中经厦门，在鼓浪屿一家靠海的旅馆内结识作家王鲁彦；

同月：友人吴克刚住院，巴金不久也离晋江返沪。（04）

在这前后，谭兴国、徐开垒等人的著作（05）都回避了巴金首次赴闽的时间。倒是艾晓明、李存光、陈思和等人对这一时间的认定比较一致，他们把巴金第一次访闽的时间定在1930年8～9月（06），陈思和的著作还就认定这一时间的理由进行了充分的说明：

巴金说他第一次去泉州是1930年7～9月（引自《巴金老师自上海来信》，载《资讯》第
6期——原注），时间可能有出入，就如他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中叙述的那个“一个七月的夜里”一样。后者有一个疑点，是《洛伯尔先生》刊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
7号，出版时间是
7月10日，巴金写这篇小说的时间即使在7月1日，从交稿到出版只有十天时间，总嫌太紧了一些；而且，《洛伯尔先生》以后8、9、10三个月连续发表小说《亡命》、《复仇》、《苦人儿》，真如巴金说的他去泉州一个多月只写过一篇小说的话，那至少这三篇应当在他去泉州以前完成，由此推想，巴金写《洛伯尔先生》的时间，最早应该是
6月下旬，就是他刚刚完成《死去的太阳》的时候。而巴金说去泉州的时间是
7月份似乎也赚早了一些，他说过在那儿住过“二三十个黄昏”（引自《悼范兄》，载《全集》第12卷第
475页——原注），连头连尾应是一个多月，
9月他在泉州，10月曾游过杭州，很可能就是那次关于办《时代前》的西湖会议，那么，他在泉州的时间应是
8月到 9月，这样，他才有可能在
7月份写完这几篇小说，以及办理出版《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诸种工作。

巴金自己八十年代初的回忆，与唐、张主编“年谱”的推算以及艾、李、陈等的认定出入太大了，以至于曾专门研究过巴金与泉州关系的日本学者阪井洋史，在稍后出版的著作中也不得不再次表示存疑：

巴金何时初访福建泉州？上面已多次提到，1930年夏天至秋天之间初次访问泉州是无疑的。那么，确切的日期呢？巴金自己的说法是“1930年的秋天”（《南国的梦》，1939——原注），逗留时间为“二三十个黄昏”（《悼范兄》——原注）即二三十天。各类年谱、回忆文章的说法都不大一致、不够明确，似乎一下子不能确定。（07）

所以，阪井洋史最终还是采用了巴金通过李国煣的回信的说法。

实际上，除了巴金上述的相关文字，上述各位推算主要依据的也仅是巴金写于1939年的《南国的梦》和写于1941年的《悼范兄》，两篇文章的回忆距初访福建都已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目前还不能找到更为直接印证的情况下，我觉得只能通过比这两篇更早的文字记录，也即更为接近的原初文献来探讨这一问题。

在1930年的当年，巴金文字中直接留下与福建关系的，目前可以找到的有两处。一是巴金小说《父女俩》（后收入各种作品集时改题《父与女》）1930年12月25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4号时，文末“附记”标有“1930，
8月，于厦门”。二是巴金同年所写《〈幸福的船〉序》（鲁迅等译，巴金编：《幸福的船》，1931年
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明确谈到：“我现在住在一个僻静的南国的古城里……”，文末又注明“1930年
9月在泉州”。从前一记录可以初步认定巴金1930年
8月巴金已经到达厦门， 9月到达泉州。那么，巴金有没有可能是
7月到达厦门的呢？陈思和根据作家当年写作、发表小说的情况作出了否定的推论大致可以成立，但推论总是建立在常规状况上的，而生活中非常规事件的发生也并不少见。所以还应有更为具体的理由、用更为实证的方法来充分探讨这一历史疑案。

首先必须探明巴金在厦门、泉州停留时间的长短。在《南国的梦》中巴金谈到了“南国的梦的开始”，他明确地说：“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便在一个早晨坐筏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了下来。我在改建后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在稍后的《悼范兄》中他又谈到：“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著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这里的“一个月光景”和“二三十个黄昏”基本上说是一致的。从时间上说，《南国的梦》和《悼范兄》先于巴金通过李国煣的回信，更接近于原初文献；从文献叙述者身份看，《南国的梦》和《悼范兄》出于作者本人手笔，而后面的信件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他人代笔。所以从信度上说，《南国的梦》和《悼范兄》显然高于李国煣的回信，我们只能从前两篇文章的说法，即巴金停留鼓浪屿的时间为三天，在泉州的时间为一个月左右。

其次，巴金虽然从没谈过到达泉州的具体时间，但在其回忆文字中也不乏相关的记录。在《南国的梦》中他谈到后来那个被戏称为“耶稣”的友人（即叶非英）时说：“他比我迟两三天来到古城”。据秦望山回忆，叶非英到达泉州时，“黎明中学教员已满，容纳不下，故叶非英虽入校，但未正式担任课程”，“不久叶由人介绍给平民中学校长苏秋涛，入该校为义务教员”（08）。在这一回忆中，秦把叶到泉州的时间误记为“1929年冬（或1930年春）”，实际上这次叶非英也是第一次到达泉州，因为根据苏秋涛回忆，叶非英兼授平民中学选修课“农村社会学”的时间是在1930年“秋季”（09）。所以初步可以推定，叶非英是在1930年暑假即将结束时到达黎明高中，所以才出现“教员已满，容纳不下”的情况。而巴金早叶三天到达，大概时间也当在八月下旬。

当然，如仅有上述的推论也还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还得从巴金其他文字进一步探寻其第一次到泉州的时间。在1939年的另一文章《黑土》中，巴金谈到了几次到泉州的印象：“公园里生长著许多株龙眼树，学校里也有。我们走过石板巷的时候，还看得见茂盛的龙眼枝从古老院子的垣墙里垂到外面来。我见过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见过龙眼果熟的时节。在八月里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下不少带果的枝子，放在公园凉亭的栏杆上，大家欢笑地剥著龙眼果吃；或者走在石板巷里我们伸手就可以攀折一些龙眼枝，一路上吃著尚未熟透的果实”（10）。后来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的回忆中他又一次谈到第一次到黎明高中作客的印象：“学校附近公园有几株龙眼树，正是龙眼熟了的时候”（11）。就像“龙眼花开的时候”在巴金作品中常被当成特定的时间概念使用一样，这“正是龙眼熟了的时候”的印象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巴金其他两次到达泉州都在春季，即龙眼花开的季节，而“龙眼熟了”的记忆仅此一次。

龙眼属亚热带常绿乔木，在泉州一带的房前屋后，河畔路旁随处可见，其茂密优美的绿叶沁人心脾的花香以及清脆香甜的果实一定给巴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巴金有关泉州的小说和散文中不时有这方面的描写。泉州一带的龙眼花期始于
4月中旬，终于 5月下旬，而果实的成熟期比较短，多数在 8月下旬到
9月中旬。因此，巴金到达泉州的时间应该在八月下旬，这样才能说“正是龙眼熟了的时候”，也才有“吃著尚未熟透的果实”的可能。

紧接著
9月上旬是中学开学的日子，所以巴金在《关于〈火〉》中谈到认初识林憾庐的时间是：“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12）再下来，朋友吴克刚患上虎疫“伤寒”，“所住医院，全体病患，完全死光”，存活者仅吴克刚一人（13）。巴金也因此被传染，“发烧到一百零二度以上”，但他“始终没有倒下去”，“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料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南国的梦》）。“伤寒”和“副伤寒”系由伤寒、副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一般流行于夏秋季，发烧的时间通常都在1～2周以上。副伤寒病程略短，症状较轻。巴金患的可能为副伤寒，但估计等他（以及吴克刚）痊愈恢复，可以动身离开泉州也应该是十几天后、即
9月下旬了。如果从八月下旬算起，这一时间刚好与“一个月光景”相吻合。

而在《南国的梦》中，巴金谈到与叶非英告别时的情形说：“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记得他穿著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相当整齐”。泉州夏天不仅十分炎热，而且特别长，年轻的叶非英已经穿上西装上衣，时间也肯定是在
9月下旬了。另外，在更早的散文《亚丽安娜•渥柏尔格》（1933年）中巴金还写到：“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14）。如果他
9月下旬底离开泉州，中途经厦门乘船，回到上海的时间当在
9月底或10月初，应该可以感受到一定的冬意了。

因此基本上可以确认：巴金第一次到达厦门时间是1930年
8月下旬，在厦门停留三天，完成短篇小说《父与女》，后于 8月下旬或
9月初到达泉州。在泉州翻译了蒲鲁东的著作《何为财产》的下半部，患副伤寒，后于
9月下旬离开。由此也可认定，巴金通过李国煣写给友人回信中关于第一次到泉州的相关回忆有误。

巴金第二次和第三次到厦门、泉州的时间就没这么复杂了，但具体的日期也仍然有待考证。
据巴金李国煣转述：“第二次去泉州是1932年4月或5月，袁志伊来上海买蜂箱，邀我去泉州，我便与他同行。在泉州和袁住在他所租来的房子里，有一至二星期，此行回来后，写了《春天里的秋天》”（15）。而前述唐、张主编“年谱”及谭、艾、李、陈、徐等人著作对巴金1932年是
4月还是 5月访闽，表述也各有不同。

查巴金的《家》初版代序《呈献给一个人》文末注时为“1932年
4月”，初载 5月
1日《创化》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家〉后记》文末注时为“1932年
5月20日，上海”，初载
5月22日上海《时报》。巴金第二次福建之行应在这期间。另据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1932年“写完《海的梦》，我便到南方去旅行，看见一个疯狂少女的脸上的秋天的微笑，在那里起了写《春天里的秋天》的心思，回来后就以一个星期的工夫写完了它”（16）。《春天里的秋天》是1932年
5月23日起在上海《时报》开始连载的，由此往前数一个星期，巴金最迟在
5月15必须回到上海。

在1983年李国煣转述的信中，巴金说这一趟“在泉州和袁（志伊）住在他所租来的房子里，有一至二星期”；但在1939年的《南国的梦》中则说：第二次到泉州和叶非英“同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在1986年的《怀念叶非英兄》又谈到，这一趟“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袁志伊）家里休息一会儿，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17）。这三次回忆，最为可靠的当然是《南国的梦》，《怀念叶非英兄》也基本与其相吻合，只不过时间由“一个多星期”改为“十天光景”，更为具体化了。1983年李国煣的转述，时间上的“一至二星期”也无大的出入，但强调“在泉州和袁住在他所租来的房子里”则明显有误。当年平民中学学生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也都证实，巴金后两趟泉州之行，均住在平民中学所在的泉州文庙。（18）

写作日期比上述文字更早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1936年10月）中，还有对这趟福建之行的一些更为具体记录：“我记得很清楚：《雨》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是在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所破庙里写成”；“我那时刚从福建旅行归来，带了在那边写好的《雨》的第五章原稿。三个星期的奔波，两天的统舱生活使我感到疲倦”。那么，我们姑且假设巴金在泉州住的时间是十天，加上来回的海上“统舱生活”各两天，《南国的梦》谈到的前往福建时在厦门住的一天，估计回上海时在厦门停留一天，那么总共应是十六天，与“三个星期的奔波”之说还相差五天左右。

另外，查当年上海《申报》的“轮船出口报告”， 4月中旬至
5月上旬从上海开往厦门的轮船有：

4月13日 太原 厦港粤

4月20日 济南 厦港粤

4月26日 太原 厦港粤

5月 3日 济南 厦港粤

再查当年厦门《江声报》的船期公告， 4月上旬至
5月中旬来往于上海、厦门间的轮船有：

4月 8日 太原香到

太原赴上海 济南香到

济南往上海

4月16日 太原申到

太原赴香港

4月23日 太原香到

太原往上海 济南申到

济南往香港、广东

5月 6日 太原香到

太原往上海 济南申到

济南往香广

5月14日 太原上海到

太原往香港、广东 济南香到

济南往上海

就上述太原、济南轮船的航行规律看，
4月29日，厦门港还应有一“太原申到／太原赴香港”和“济南香到／济南往上海”的船期。因为一般只刊登轮船出口报告的上海《申报》在
5月 3日却意外地刊载“轮船进口报告”，其中 5月
2日进口轮船有“济南”轮；而对照《申报》和《江声报》的船期可以肯定，从上海到厦门或从厦门到上海的航程都是三天。

而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已经明确从上海往厦门乘的是“太原轮船的统舱”，所以从
5月15日往前，他只有可能乘 4月16和
4月29（或30）日的轮船到达厦门。假设他是乘
4月29日太原轮到达厦门，第二天离开厦门到泉州，在泉州住“十天光景”再返厦门，就只能乘
5月14日济南轮回上海，航程三天，得17日才能到达。这已超过我们前面“最迟在
5月15必须回到上海”的推算。

所以可以认定：巴金于 4月13日乘太原轮从上海出发，
4月16日到达厦门，17日往泉州；在泉州住“一个多星期”或“一至二星期”，后返厦门乘
4月29日的济南轮回上海， 5月 2日到达。

巴金第三次到厦门、泉州，据作者当年的文章和后来的回忆，肯定是在1933年
5月。但什么时候到达，巴金自己语焉不详。而在泉州住多久，作家本人的回忆也前后矛盾。在当时写的《南国的梦》（这篇《南国的梦》写于1933年，前面反复引用的是写于1939年的《南国的梦》）和由李国煣代笔的信中都说是“将近一个星期”，但在《怀念叶非英兄》中却说成“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因此谭、艾、李、陈、徐等人著作或依前说，或依后说，很不一致。我认为，这篇《南国的梦》写于1933年
5月底，距离开福建的时间还不到一星期，用巴金自己的话说，“是我初到广州时写成的”（19），其记叙的时间绝对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只能从“将近一个星期”。

那么，他又是
5月几日到达厦门和泉州的呢？唐、张主编的“年谱”有比较具体，但又似乎不能完全肯定的推测：

约十七日／晚上与陈洪友登上济南号；

约二十日／自厦门坐汽车抵晋江（时晋江县政府设泉州城内，故泉州也称晋江——笔者注）；

约二十六日／离开晋江，重返厦门；

约二十七日／抵香港……晚十时，坐小火轮驶广州；

二十八日／早晨，小火轮驶进珠江，是日恰逢端午节。（20）

我认为“年谱”对巴金离开福建日期的推测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巴金在《香港的夜》和《省港小火轮》中谈到，他和陈洪有“搭小火轮去广州，晚上十点钟船离开香港”（21）。第二天早上“天已经大亮，船也驶进珠江了。……小火轮上的人看见龙船就高兴地叫起来，……我才知道今天是旧历端午节”（22）。据查，1933年的端午节就是阳历5月28日。

但巴金具体是哪一天离开福建的呢？查1933年
5月《江声报》的船期公告，济南轮和太原轮进出厦门码头的日期是：

5月6日 济南申到

济南往香广 太原香到

太原往上海

5月11日 济南香到

5月12日 济南往上海 太原上海到

太原往香广

5月19日 太原香到

5月25日 济南香到

5月26日 济南往上海 太原申到

太原往香广

但巴金在《南国的梦》（1933年）中又谈到：“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将近一个星期……，我别了他们回到日光岩下的岛上（厦门的鼓浪屿——笔者注）来……”。“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那个美丽的岛屿，搭了那只和山西省城同名的轮船往前走了”（23）。因此，他就不是“二十六日/离开晋江，重返厦门”，而应该是25日离开泉州到厦门，住一夜后乘
5月26日的太原轮往香港，27日到达，当晚十时乘小火轮往广州，28日端午节的早晨到达广州。

那么，巴金离开上海和到达厦门的时间是否与“年谱”的推测一致呢？在上述《江声报》的船期公告中，19日估计应有一济南轮到达厦门的船期被漏刊了。因为查1933年
5月《申报》的轮船出口报告，从
5月中旬起“济南”轮由上海开往“厦港粤”的有两个班次，即 5月16日和
5月30日。 5月16日上海的“济南”航班刚好19日到达厦门港。

而巴金在专门记叙这趟旅行的游记《旅途随笔》的第一篇《海上》的开头，巴金说：“五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轮船载著我缓缓地驶出黄浦江，向南方流去。时间是六点钟”，“我是在前一天晚上上船的，有一位朋友同行”（24）。就是说，从上海开往厦门的轮船实际上不要三天的时间，而只是须提前一天上船。在这文章中巴金还谈到，轮船在海上“整整走了两天”。那么，巴金到达厦门应该是清晨（或早上），当天可以乘车往泉州。但是，巴金是在25日离开泉州的，而假如济南轮是19日到达，巴金当天赶往泉州，到25日离开，前后七天，已经是“整整一星期”或“一星期”了，文章中就不必写成“将近一个星期”，所以估计他同样也在鼓浪屿旅馆住了一个晚上。

这也就完全可以肯定，巴金第三次到福建的行程是：
5月16日傍晚在上海码头上济南轮，17日晨起航，19日到厦门，第二天往泉州，25日离开泉州到厦门，26日乘太原轮往香港。

注释：

（01）陈丹晨：《巴金评传》第7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巴金全传》第7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02）巴金：《南国的梦》，《巴金全集》第13卷第284页。

（03）方航仙、蒋刚主编：《巴金与泉州》第18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04）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第242～24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

（05）谭兴国：《巴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06）艾晓明：《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第12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第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存光：《巴金传》第15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07）山口守、阪井洋史著《巴金的世界》第28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08）秦望山：《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福建文史资料》第24辑第195页。

（09）苏秋涛：《平民中学和民生农校创办沿革忆述》，方航仙、蒋刚主编：《巴金与泉州》第21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巴金：《黑土》，《巴金全集》第13卷第280页。

（11）巴金：《关于〈春天里的秋天〉》，《巴金全集》第20卷第576页。

（12）巴金：《关于〈火〉》，《巴金全集》第20卷第648页，巴金后两次到达泉州都住在平民中学了，仅有1930年这次住黎明高中。

（13）吴克刚：《想念巴金
兼及合作》，方航仙、蒋刚主编：《巴金与泉州》第1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巴金：《亚丽安娜•渥柏尔格》，《巴金全集》第12卷第217页。

（15）方航仙、蒋刚主编：《巴金与泉州》第18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20卷第552页。

（17）巴金：《怀念叶非英兄》，《巴金全集》第16卷第713～714页。

（18）巴金为什么在1983年为什么特意强调和袁志伊住在一起呢？我觉得这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等有关。一、1983年5月正处于“清除精神污染”时期。二、有关部门平反叶非英的所谓“反革命”罪名的下文日期是1983年5月30日，这消息再由广东朋友陈洪有函告巴金，则更是后来的事了。

（19）巴金：《怀念一位教育家》，《巴金全集》第16卷第492页。

（20）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第312～31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

（21）巴金：《香港的夜》，《巴金全集》第12卷第118页。

（22）巴金：《省港小火轮》，《巴金全集》第12卷第121页。

（23）巴金：《南国的梦》，《巴金全集》第12卷第112、113页。

（24）巴金：《海上》，《巴金全集》第12卷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