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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祠堂建筑
前言
从历史档案及田野考察调查的资料显示，在大埔区延绵约14,800公顷的范围内，先后建成的祠堂共约
160座，现仍保留的约
120座，它们在形制、历史及面积方面均有不同之处。这些祠堂大部分仍保留著传统功能，是氏族进行宗族活动的地方，亦是村落的焦点，它们实在是大埔区的重要文化财产。
祠堂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类型，亦是中国建筑中特有的形制。中国传统建筑可说是建筑中最具表达意向的功能，无论在单体建筑的设计、构造、装饰，以至建筑中的空间配置和组织都蕴含著中国传统伦理、礼制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达到实用、象征和达意的功能，引人入胜，实为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代表。
祠堂建筑融合了官式与民间建筑，既有官式建筑的庄严空间，又具民间建筑的宜人尺度，当中蕴含丰富的人文观、宗教观、自然观等，加上祠堂往往是汇聚整个族群的财富和人力而建成，既体现族群文化，又反映族人内聚力量，亦是一个于国家、地方和宗族互动与对话中建构出来的权力空间；因此，祠堂包含丰富的历史、建筑、美学及文化的研究价值。
香港虽然位‵处岭南边陲之地，远离中原文化政治重心，但由于历史上数次的民族南迁，为香港地区带来了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上近代东来的西方文化，令香港的文化体系形成独特的风格，这些亦体现于包括祠堂建筑的传统建筑之中。
虽然香港经历多番政治变迁，但族群组织活动与祠堂建筑，除于清初迁界外，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加上英人管治期间对本地华人传统习俗采取不干预政策，令宗族传统能自然延续下去，这亦间接鼓励祠堂建筑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更新。
香港发展迅速，虽然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传统村落已不复存在，但新界及离岛区仍保留有不少传统祠堂建筑，其中大埔区的祠堂在数量以及类型方面都是十分突出，值得研究和推广。
宗族文化的发展
祖先崇拜是一项古老的社会活动，可追溯至五、六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尧舜时代，祭祀天地和祖先是国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商代时期，出现了祭祀祖先的宗庙。周代时一套严谨的宗法制度已形成，管治以天子为首，权力源于天，下有诸侯及贵族，皆为世袭，继嗣是按父系血缘而定。祭天与祭祖可强化血缘的凝聚力。《礼记．王制》中对宗庙的建制已有明确规定，其中对大夫、士及庶人的宗庙规定，对华南地区影响深远。宗法制度经历多番兴衰和变迁，至宋代由于科举制度成熟，官僚阶层因而兴起，这新兴的阶层，大力倡议重建宗族，推动宗族活动，包括建祠堂、修祖坟、撰族谱、置族田等，以至推广孝悌、忠信、亲亲、睦宗等伦理观念，以凝聚族人，维持社会秩序。明朝是近世宗族活动的大发展时期，尤其是在中叶嘉靖以后，由于「大礼议」的争论令皇室宗庙制度改革，也放宽了官民祭祖的规定，使建祠祭祖的活动推广至民间，于是民间争相建设祠堂，因而出现竞建宗祠的高潮；还于祠堂之中供奉始祖和先祖的牌位，开了祠堂常祭祀始祖的先河。此外，很多同姓宗族亦大力倡议联宗活动，兴起大规模的捐产及扩置族田活动，以供全族祭祖、奖助、赈恤等之用；亦围绕祠堂而修撰宗谱，制定家法族规，以制约族众的行为，确立宗族内部的伦理秩序。
清初盛世，人口激增，宗族族众繁衍，支族迁徙他乡，经济富裕的房支便迁祖坟建宗祠，以
为标志。原来的房支亦会按经济实力营建各房的祠堂，以致在一些大族聚居的地方，全族的
大宗祠下，有众多的房祠、支祠和分祠，数目可以达几十间。这种层次分明的宗族祠堂结构，是清代祠堂建设活动的一大特色。
明清两代建祠活动盛行，还与「绅𫄛」的推动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绅𫄛」是指有功名但没有出仕，或是做过官但已不在职的士人。「绅𫄛」是处于官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享有很多特权，可以主持公共事务，是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这些绅𫄛士子亦多成为宗族组织的主事者，掌管族内事务。他们鼓吹祠堂建设，令祠堂由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伸展为宗族的代称，族人集体活动及族长施政的地方。1
珠江三角洲的祠堂
香港地区祠堂的建设始于明代中叶，大盛于清代。香港位于珠江口东岸，自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已是百越民族聚居之地，以采集、狩猎和捕捞海产为生，但并未有发展农耕。2
至秦始皇平定岭南，建南海、桂林及象三郡，并推行移民政策，将大量北方人民徙置至岭南，他们聚居于番禺（即广州）、徐闻、合浦等沿海地区，至于岭南其余的地区
仍为越人所居。
汉末魏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持续战乱，大批汉人被逼南迁，沿著汉水、湘水和赣江水路进入岭南，这移民潮持续于南北朝和隋朝，成为岭南地区的重要力量。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又引至另一次大规模的南迁，令江南地区迅速发展。五代时期，南方相对承平，使南下移民不断，促使南方经济飞跃发展。
岭南地区的大开发时期始于宋代。当时由于陆上丝路无法通行，朝廷特别注重南方海上贸易发展，于广州设「市舶司」，管理来华朝贡和贸易的蕃舶。北宋灭亡后，南宋定都江左，大量北方汉人被迫逃往南方，有朝廷官宦家眷沿赣江南下，或越过南岭，定居南雄地区；或沿北江直下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基立业，繁衍后代。因此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多有祖先移自南雄珠玑巷的传说。3
南宋初年的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和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他们很快便将平原的洼沼泽地开垦，变为良田。由于香港位处珠江口东岸，自宋代开始便有北方氏族迁入定居，邓族亦在这时迁入香港。邓族祖籍江西吉水县白沙乡，族人邓符于北宋年间游览香港，深感风土优美，遂把曾祖祢三代迁葬香港，并定居岑田（即锦田），后人与宋室皇姬赵氏配婚，生四子名林、杞、槐、梓，其中槐祖后人迁居大埔头，建村立业。
自宋以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有长足发展；在明代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有飞跃发展，加上嘉靖年间朝廷「大礼议」之争后推出的法律改革，使建祠祭祖的活动由皇族、贵族和品官推广至平民宗族。珠江三角洲新兴的宗族，因经济发展而拥有强大实力，他们积极组织宗族活动，联合族中通过科举考试，或捐献而取得功名进身士绅阶层的子弟，努力推动宗族活动，以强化氏族的内聚力。因此，修建祠堂、修筑祖坟、编纂族谱、广置族产等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他们还以族中最具名望与影响力的成员为族长，管理族众与族产，亦扮演宗族与官府沟通的桥梁。若宗族经营族业得宜，宗族的财富就越多，宗族的社会地位亦越高。一些珠江三角洲的新兴宗族还积极推动联宗活动，以虚拟的血缘关系来建构地缘性的社会网络，令纯粹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化成为地域性的组织。
明初，文氏迁居香港大埔，文氏族人乃南宋名臣文天祥从弟天瑞后人。文氏于元朝时居于宝安三门东清后坑。元末元统年间，文荫公徙居大埔陶子岘，以造碗为生，后迁泮涌文家庄，以务农为业，最后定居泰亨，是为开基祖。文氏先立祠堂村，后子孙蕃衍，先后建立中心围及灰沙围，即今日文氏两围一村的泰亨乡。4
文氏其后再分支往新田一带。清初广东沿海仍有南明势力盘据，社会动荡，朝廷厉行海禁，不准百姓下海谋生，更于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迁海令，
强迫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五省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三十至五十里不等，
至康熙八年（1669）才取消迁海令。清初迁界打破了香港大族势力的状态。由于迁界令沿海村落废置，良田废耕、朝廷为了加速恢复沿海地区经济，遂实施奖励开垦政策，鼓励客籍人士向沿海地区迁移，导致大量客籍人士迁入香港。由于平原地区已为大族所用，他们唯有选择山岭地区，开山造田，现在大埔区仍遗留有客籍人士开垦及建造的梯田及石基围墙等遗迹。自清中叶之后，随著人口增多，客籍人士唯有再迁移，但这时期的迁移都是局部和短距离的，而且还是反复进行。部份客籍人士迁往大族的聚落附近，并向大族租赁农田耕作，与大族建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亦因为与大族的接触，他们的祠堂建筑形制亦有趋向本地化的情况。
移居香港的客籍人士原本是单户小姓，但经过雍正、乾隆、嘉庆约一百年的发展，人口已增加不少；加上嘉庆七年以后增加秀才名额两个给客籍人士，5
因此，本区客籍人士之中逐渐出现有功名族人，令客籍人士的社会地位及财富提升。由于客籍人士的迁入及定居，令香港出现了一批新的和与大族形制不同的祠堂建筑。
祠堂于香港的意义
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自北宋至清初皆有不同氏族作长距离迁移，清中叶后，这种迁徙变得短距离和重复。香港的宗族与地域社会就在这不同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祠堂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显示了该族人口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而且族人生活安定，经济能力也达到一定的水准，族人亦决定定居下来，不再作大幅度的迁徙。换句话说，祠堂的建立，表示宗族已由「迁徙时期」，经历了「过渡时期」，而进入了「定居时期」，迁居的过程可以说是完成了。这过程可以用上一、二百年的时间。
大族迁居香港，同时也迁移祖先遗骨安葬，表现安身立命的概念，亦透过祠堂及祭祀来建构一个地域化的世系群，加深在世的族人与先祖的关联和传承，亦表示族人拥有该地域的居住权。
在经济方面，对于农业社会而言，要建造一座祠堂并非易事，所动用的人力和财力往往不是个别族人能够负担，而是由整个氏族分担。祠堂日常所需的各项开支为数亦不少，一般是依赖族产每年的收入来支付，本地大族和客家氏族中普遍使用这个制度，而没有族产的氏族则需要在每次祭祖活动之前向族人征收金钱。
大埔区有本地和客家两类的祠堂，两者在建筑形制、规模、装饰手法及数量上有明显的差异。本地祠堂以两进三开间为主，由于大族发展较早，经济能力较强，因此祠堂在规模及装饰方面较为优胜。客家祠堂则在形制方面较灵活多变，但规模却较小，装饰方面亦较为平实。客家祠堂在清中晚期开始，有趋向本地化的设计，因而拉近彼此在形制上的差异。
祠堂选址和定向
中国传统建筑常被称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以祠堂为例，「建筑师」的角色事实上已经由风水师、匠师及工程业主在不同阶段中分担了。当氏族决定兴建祠堂后，首要的是为祠堂选址和定向。由于祠堂是族权的象征，亦是氏族的向心力所在，祠堂选址必须严谨进行，务求祠堂是座落在人和环境最佳配合的地方。从田野观察和口述资料分析，祠堂选址的考虑因素可分为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祠堂与环境的空间关系，以及与聚落和族产的分布关系；而微观层面则包括风水位置和神灵力量。
大埔区的祠堂大部分坐落在氏族聚落的中心、背山或靠近族产或赖以为生的耕地。对大族的祠堂而言，由于氏族族产分布广泛，所以族产的分布并不是祠堂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反而由于族人每天都要上香给祖先，又要经常于祠堂内举行宗族活动，甚至讲学，因此族人聚居的中心才是大族祠堂选址的重要考虑。但对客家氏族而言，他们只是租赁农田，或是开垦山地耕种，农田的规模始终较少，族人亦离不开农田，耕地的位置就深深影响了聚落的选址，而聚落的选址又直接影响祠堂的位置。
当然，祠堂的选址和定向另一些重要的因素是与自然地理环境和风水的配合。清《宅谱指要》对祠堂选址的风水观有以下的分析：「自古立于大宗子之处，族人阳宇四周围位，以便男妇共祀其先，切不可近神坛寺观之座下龙脉，有形势，有堂局，有上砂，有结构，有明堂，有水口……村中总要有三面抽阔之巷，面前要有宽聚之堂，不可建于无气之上，以作障空，不可建于界水之地，不可前空后缺。」6
古人认为大地山川间有一股「气」在运行，若人居于气之所聚处则获得幸福。「气」遇水则聚，遇风则散，因此，理想的位置必须能藏风得水，才能令生气旺盛。风水师要能判断气脉的走向，力求「气」的所在及藏得住「气」的地点，再配合屋主的特性而决定祠堂的位置和朝向。风水师追求完美的格局是「穴后要有托靠的乐山，穴旁要有左龙右虎山，穴前大小明堂要开阔，再前的近案要有情，诸水聚会环抱，远对朝山，外围需要罗城，侍卫与水口诸山缠绕。」7
传统相信祠堂的「穴」( 即是祠堂的中心点)
是在祖先牌位之下，「穴」决定了祠堂的轴线与势向，各轴线又组成了整个祠堂的范围，
彼此呼应，祠堂若能「藏风聚水」和「保持生气」， 就能福泽后代。8
祠堂前开敞的空间， 除可作族众活动之外，
亦有助祠堂通风与采光，可调节祠堂的小气候。若祠堂选址时未有邀请风水师帮忙，则由大木师傅以丈量、观察地貌、水流及气候，再以罗盘定格来决定祠堂朝向的方位。9
古人这套以「堪舆」来规划建筑的过程，若是以现代用语解释，则是以地形、地貌、景观、气候、生态等各环境因素综合评价，提出建筑选点、规划和设计上的指导意见。
祠堂的类型
大埔区的祠堂有本地及客家两类。本地祠堂的规模主要是两进三开间一天井型式，例如泰亨文氏宗祠、钟屋村钟师德堂；但亦有三进三开间两天井的例子，即大埔头敬罗家塾。但无论是两进或三进形制，供奉祖先神主的神龛都是放在第二进的明间，10供奉氏族历代祖先的总牌位外，还以独立牌位供奉个别先祖，所奉祀的神主可多达一百个。本地祠堂有以「书室」或「家塾」命名，这风气在道光年间十分盛行，相信是与朝廷鼓励族学有关；加上本地大族在清中叶时经济实力大增，有财力的支族便兴建「书室」或「家塾」，以为祠堂之用；又作族人教导子弟之所。
客家祠堂虽然在形制和规模上不及本地祠堂宏伟，但在数量和类型上则较本地祠堂出色。大埔的客家人主要在清初年间迁至，由于生活条件艰辛，加上没有功名，因此祭祖的空间都与起居的空间相连，这符合「庶人祭于寝」的规定。加上客家人有浓厚的家族观念，认为「族必有祠」及「巨家寒族，莫不有祠」，11因此，客家祠堂的数量特别多。大埔区的客家祠堂根据建筑形制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亦即是最常见的一类，是在一列民居之中，辟出最中央位置那一间作祠堂之用。中央位置带有尊贵及受保护的意思，反映客家人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仍不忘建祠祭祖，将最好及最尊贵的空间留给祖先，具强烈的尊崇祖先的观念。另一方面，祭祀先祖的地方与子孙居住的地方接近，亦反映出客家人浓厚的「庶人祭于寝」的观念。这类祠堂有一进一开间形式，例如头角村李氏宗祠、下坑李氏家祠、汀角林氏宗祠、彭氏家祠、杨氏家祠、田寮下钟钦才家祠、坪朗钟氏家祠等，这些祠堂亦有一进一开间一门廊形式，所谓「门廊」是有屋顶的入口处，以区分内、外的实体建筑，用于分隔「表」、「里」的精神涵义。虾地下村卢氏宗祠、石古垄村曾氏家祠、下黄宜坳村陈氏宗祠等均属这类。
泰亨文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钟屋村钟师德堂(徐婉玲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萧丽娟拍摄)
第二类型的祠堂建筑后来演变为另一类的独特形制，以两列或甚至三列并排的民居同一位置的一间串连成一整体的祠堂，骤眼看来，这类祠堂俨如两进或三进的建筑，但其实是由两列或三列不相连的独立排屋中同一位置的一间组合而成。每一进之间均有行人走道分隔，但亦有于走道上建有圆拱门，以突出祠堂的位置及地位，如田寮下钟文彩家祠；或建有间墙分隔祠堂与走道，例如水窝村沈氏宗祠均属这类。
第三类是独立式的祠堂，再按其形制再分为五小类。第一小类是一进一开间，祠堂前没有禾坪，祠堂面阔只有两米左右，进深约三米，整座祠堂布置简单，头角李祠属这类。第二小分类是一进一开间一门廊的形制，祠堂前有一小禾坪，这类祠堂占独立类型的大部份，它们规模不大，面宽只有五米至六米左右，进深（不连禾坪）约七米，神厅高约五米半，比门廊高出约一米半左右，麻布尾梁氏家祠，船湾詹屋村詹氏家祠、头角李氏宗祠、梧桐寨古氏宗祠等便属这类。第三小分类是在独立的三开间形制的民居中，辟出明间，即中央开间作祠堂，祠堂与两旁相连的民居不通，坑下莆林氏宗祠、田寮下钟氏家祠便属这类。第四小分类为一进三开间一门廊一天井的独立祠堂建筑，例如围头村张氏宗祠、大埔尾李氏宗祠等均属这类。第五小分类为本地化的形制，即两进三开间一天井形制，它们的形式与本地氏族的支祠、房祠、书室、书塾等没有多大分别，这类型的祠堂显示了客家人融入了本地文化当中，坑下莆林氏宗祠、社山村陈氏宗祠等属这类。
下坑李氏家祠(萧丽娟拍摄)
汀角林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祠堂的布局
祠堂建筑属礼制建筑，是氏族聚居的村落中最重要的建筑，亦是全族人的象征，族人进行祭祀和重要礼仪的地方；而另一方面，祠堂又是族人处理族中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因此，祠堂的空间序位必须能反映有关礼制的原则、等级和制约。就礼制建筑而言，所营造的空间必须是纯净、庄重、严肃、有序及宏伟。要营造这种空间，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建筑的布局入手。
头角村李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汀角彭氏家祠(萧丽娟拍摄)
坪朗钟氏家祠(卢惠玲拍摄)
杨氏家祠(卢惠玲拍摄)
虾地下村卢氏宗祠(徐婉玲拍摄)
田寮下钟钦才家祠(徐婉玲拍摄)
下黄宜坳村陈氏宗祠(卢惠玲拍摄)
田寮下钟文彩家祠(萧丽娟拍摄)
头角李祠(萧丽娟拍摄)
水窝村沈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麻布尾梁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船湾詹屋村詹氏家祠(萧丽娟拍摄)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梧桐寨古氏宗祠(卢惠玲拍摄)
头角曾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田寮下钟氏家祠(萧丽娟拍摄)
围头村张氏宗祠(徐婉玲拍摄)
大埔尾李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社山村陈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萧丽娟拍摄)
麦屋薛氏宗祠(卢惠玲拍摄)
礼制建筑受强烈的「择中」意识所驱动，因而强化左右对称的追求，因为只有左右对称才可以突出纵深中轴，12从而构成建筑的主从、正偏、内外、向背等相对关系，这些相对关系包有礼仪的尊卑意义，可以援引于尊卑、上下、亲疏、长幼、嫡庶等整套伦理族序。祠堂建筑严谨依从对称的布局，从而突出中轴线的重要地位，位于中轴线上的都是建筑的主要空间，由外往内的明间，第一进是正门，第二进是正厅及祖先神龛，这些空间的装饰都是特别丰富，门框是以麻石打制，门框横楣上挂有刻上祠堂名称的匾额，正门两侧或有石制门枕石；神龛装饰华丽，安放祖先神主，神龛前放有神桌，摆放香炉、烛台及贡品。这些都是强调中轴空间尊贵的处理手法。从大范围看，宗祠的选址都依以「以中为尊」的原则，它们都是座落于村落中心的地方，为族人居所所环抱。不少的客家祠堂均选择并列的排屋中央位置的一间作为祠堂，就算是清中晚期建成的独立式祠堂，亦都位于村落正前方的中央位置，例如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
由于强调以「以中为尊」，中轴两旁的空间就成为从属的次要空间，但两者仍有等级之分，以左边空间为尊，右边空间为卑，这「左尊右卑」的空间观念早在周代的宗庙制度中出现。「左尊右卑」观念亦反映在本地祠堂的神主序位方面，开基祖先的神主是置中，然后逐代分左右排列，属二、四、六世等的昭辈居左，属三、五、七世等的穆辈居右，形成了中轴对称，左尊右卑的空间观念。至于客家祠堂，就算是一进式的小祠堂，仍然可见到左尊右卑的空间等级。祠堂神台的正中当然是摆放历代祖先的总神主，神台底部的正中空间是土地龙神神位，祖先神主左侧供奉其他神灵，主要是观音（口传客家人认为观音送子，因此供奉观音于祠堂中），右侧则多没有供奉神祗，可见神祗在祠堂里属祖先的从属。
沿中轴线进深，层层布置院落和厅堂，纵深轴线成为行为动线的主线，建筑组群四面被墙体围合，形成隐闭及内聚的空间，大门是整个建筑组群的空间起点，也是唯一的外向形象，院落及厅堂越往后推移，私隐程度就越高，重要性也越高，形成前卑后尊的空间观念。无论是本地或是客家祠堂，第一进或门廊都是祠堂对外的门面形象，亦是里外的过渡空间，接著的天井是营造庄严宁静的空间境界，以衬托出后面一进摆放祖先神主空间的庄严与重要性。
此外，祠堂建筑组群的高度，亦反映「前尊后卑」的观念。本地祠堂从建筑的体量而言，往往是村落中以往最高大宏伟的建筑物，就祠堂各进单体建筑的体量而言，第一进的前厅矮，第二进的正厅高。客家祠堂同样有前面低矮的门廊和后面较高的正堂，这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礼制建筑的「前卑后尊」的空间观念。
无论是本地祠堂或是客家祠堂，大部分前面均置有广阔的空间，正如清《宅谱指要》中指出建筑的「面前要有宽聚之堂」。这空间是属于族人的共同空间，它除了符合风水的要求外，还有实际的用途。它可以衬托出祠堂的宏伟，令参与活动的子孙至少可以从正面观赏祠堂的建筑；亦可作为宗族活动时供族人聚集之用。在平日，族人可利用这空间作晒稻谷或是休闲交流之用；建筑上，这空间有降温、招凉及增加空气流通，造成调节小气候的作用。
祠堂的构造
本地祠堂主要以青砖、木材和石材建造。由于要强调祠堂的气派和以中为尊，祠堂的正立面构图非常丰富，正面墙体以青砖筑砌，明间（即中央的开间）凹入，设门，门框以麻石打造，横楣上挂有或塑有祠堂名称，大门前有门枕石，明间两旁有鼓台，传统上是在祭祀或迎接贵宾时吹奏鼓乐的地方。鼓台上有四角形或八角形簷柱，泰亨村文氏宗祠在明间两侧更置有附壁簷柱。立面次间以麻石作月梁（或称虾公梁），立面青砖墙体以麻石条筑砌；因麻石是贵重的建筑材料，多使用麻石可强调立面的重要性。本地祠堂正立面有「出簷」的作法；「出簷」是指屋簷向前挑出，适挡风雨及日照，以保护它下面的构件。挑簷檀外置「挂簷板」（或称「簷口板」）以美化簷廊。次间设木雕寿梁或麻石梁。前簷廊廊墙顶部作壁画或题诗；墀头作灰塑装饰，题材以吉祥图案为主。
本地祠堂屋顶属硬山，簷口平直，屋顶轮廓单一。屋顶两侧的山墙十分朴素，但却带点憨厚之美。屋顶底层为椽条，等距地针在桁檩之上，椽条之上舖望板，然后再加一层灰泥，以固定上面的瓦片，兼具防漏功能；最后舖以布瓦成屋面，舖设形式以仰板瓦为底层层叠叠，瓦沟之上覆以瓦筒，再舖灰梗，瓦片末端置瓦当及滴水。本地祠堂屋顶装饰平实，敬罗家塾的屋脊两端及垂脊末端饰以博古；文氏宗祠的屋脊则有构图与色彩较为丰富的灰塑为装饰，图案以吉祥为主题。整体而言，屋面的处理是非常朴素的，只是以正脊及垂脊置装饰，令屋顶在理性主导下仍渗透著一点浪漫。
祠堂两侧的山墙属侧墙，皆高于屋面，有防火作用，故又称防火墙。由于山墙属侧墙，但面积却是整座祠堂中最大和最完整易见，故只以朴素图案作装饰，以免喧宾夺主，但又要
大方得体。
祠堂正门入口处设屏门一道，为两扇板门，门上作平涂书画，两侧夹门木柱固定扇门位置，柱下设木门槛。这属较晚期的祠堂形制。
祠堂的内院（亦称「天井」），有放大、强化及补充主建筑的作用。天井闭合而露天的性质发挥了调节小气候的功能；它又可以排去或收集雨水，与廊簷结合时可产生良好的遮阴、纳阳、采光、防风和通风等效果。天井以麻石条舖面，天井地面较两侧轩或厢房地面要低，以便四水归一。对于三进两天井的祠堂而言，例如敬罗家塾，第一内院会较第二内院的面积为大。无论是三进或两进形制的祠堂，第二进都是祠堂建筑组群最大的单体建筑，柱间不设扇门，使看来更宽敞；两旁的墙体也不设窗户，形成一个对内开敞但对外封闭的广阔空间。中进正梁上挂有上梁时的吉祥物品，一般是红布、尺、灯笼等。以敬罗家塾为例，第二进的主梁上挂有的吉祥物十分丰富，共有八种，分别为筷子（寓意射小人）、筛箕（寓意送小
人出门）、红绿米袋（寓意丰收）、松柏（寓意吉祥）、尺（寓意量天歌词：「卖田卖到皇帝殿、收租收到广州城」）。敬罗家塾及文氏宗祠皆以第二进为供奉祖先神主的空间，亦作族人议事的地方。敬罗家塾的第三进现用作祠堂公用物品储存的地方。
相对本地的祠堂而言，传统客家祠堂的营建与材料则较为简单，但意义却同样丰富。客家祠堂多以青砖筑砌，后进墙体亦有以散石块及夯土建造，麻石只用于砌筑正门门框。独立的客家祠堂入门处多设门廊，严格来说亦不能算作一进，只属有屋顶遮盖的入门之处，属祠堂与外界的过渡空间。
通过门廊到达天井，天井一般只有约三米宽及四米长，两侧建有斜顶屋面。主厅是整体建筑中最重要的部份，高于门廊，是整座建筑中最庄严的空间，亦是精神所在。主厅一般建有高台，供奉祖先神主，左边多供奉观音，台下则奉祀土地。主厅的高度一般是大于进深及面宽。主厅屋顶以椽条、桷仔（即与屋坡同方向的长形木条）及瓦片砌成，屋顶从中央最高
位置的主梁（或称栋梁）向两侧坡度排列椽条，上舖桷仔，然后再舖瓦片。升主梁时须用红布升梁，并挂上米袋（或粽子）、灯及五谷，代表吉祥、出丁及丰收；但亦有将灯、米袋、筷子等挂于灯梁上，寓意相同。椽条直接櫊在墙身，以墙身承托屋顶重量。有客家工匠传述桷仔的位序由第一根起代表著「天」、「地」、「人」、「富」、「贵」及「贫」，工匠认为「钉人」及「钉贫」都不吉利，因此谨守不在「人」及「贫」的桷仔下钉。13主厅主梁以下同一位置设「副梁」，多刻有吉祥图案。副梁并没有实际的结构功能，它的设置只是寓意与主梁分担承重。主梁与主厅入口之间设灯梁，用来挂姓氏灯、子孙灯及香炉等，亦是没有结构功能。灯梁一般刻有「百子千孙」、「奕世其昌」、「兰贵腾芳」14等吉祥字，希望子孙昌盛。除刻字外，氏族或在神主高台内，放置河卵石，寓意子孙繁衍。主厅的神龛或高台上供奉著历代先祖的总神主，部分在总神主前还放置可追溯的近世祖先的神主，神主后的墙上贴上红字书写的「寿」字，期盼子孙长寿，两则贴上对联，道出氏族源流或具教化义意。
供奉祭品的神桌(卢惠玲拍摄)
泰亨文氏宗祠正门两旁的石制门枕石(萧丽娟拍摄)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的正厅(卢惠玲拍摄)
麻布尾梁氏家祠(萧丽娟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簷口板下的装饰(萧丽娟拍摄)
祠堂的装饰
由于祠堂属礼制建筑，装饰的手法稳重，亦带有浓厚的教育意味。本地祠堂的装饰集中于屋脊、屋簷及神龛处。正脊呈平直状态，两面均饰以灰塑及陶瓷，寓意吉祥，常见的有鳌鱼（是「龙」及「鲤鱼」结合体，性嗜火，寓意吞火，以保祠堂免于火灾）、博古（寓意「富贵」）、花瓶（寓意「平安」）、蝙蝠（寓意「福」）、寿桃（寓意「长寿」）、龙（一般是天降祥龙，千云瑞集，海面波涛的画面，寓意「高贵」、「吉祥」；龙亦能降雨，佑丰收、祈平安）、凤（寓意「天下安宁」、「高雅尊贵」）、麒麟（寓意「祥瑞」）、鹿（寓意「禄」）等，丰富的脊饰加强了屋顶的轮廓，为祠堂制造丰富的立面造型。本地祠堂亦有只以博古装饰屋脊，例如敬罗家塾。垂脊末端以博古作装饰，是清中叶祠堂的主流。但在正立面的装饰上较为丰，簷口板多饰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以表达对富贵、长寿、多子等的期盼，其中敬罗家塾的簷口板还见大狮、小狮图案（寓意「拜官」，跟古代大司小司官阶谐音）。客家祠堂的屋脊装饰则十分简单，有只以博古作装饰的，例如社山村陈氏宗祠，或只将屋脊末端向上翘，使整座祠堂严肃之中带点淡雅。
屏门(徐婉玲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屋脊及垂脊末端的博古装饰
泰亨文氏宗祠正脊装饰(萧丽娟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主梁上挂著的吉祥物件(萧丽娟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主厅(卢惠玲拍摄)
头角村曾氏宗祠主厅(萧丽娟拍摄)
头角村曾氏宗祠门廊(萧丽娟拍摄)
樟树滩江氏宗祠(卢惠玲拍摄)
社山村陈氏宗祠主厅屋顶(卢惠玲拍摄)
麻布尾梁氏家祠内的灯梁(徐婉玲拍摄)
水窝村沈氏宗祠神龛(萧丽娟拍摄)
泰亨文氏宗祠屋脊装饰(卢惠玲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簷口板的大小狮子装饰(萧丽娟拍摄)
樟树滩温家祖祠「六龙」、「三彦」的对联(卢惠玲拍摄)
社山村陈氏宗祠屋脊上的博古装饰(萧丽娟拍摄)
田寮下钟氏家祠两端微翘的屋脊(萧丽娟拍摄)
本地和客家祠堂的楹联均十分丰富，以不同形式出现，有门对、龛对、梁对等。楹联内容由家训、族人出处以至德性佳话都有，以教化后代子孙和训勉他们不要忘祖，表现出重传统、重本源、重宗族及伦理道德的精神。祠堂的楹联实蕴含著丰富的人文内涵，是研究氏族文化历史的重要一手历史资料，亦是祠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点缀。祠堂正立面的门联多道出氏族的出处或辉煌事迹，例如敬罗家塾门联的上对是「流远西东源来吉水」，表现氏族来自江西吉水；泰亨乡文氏宗祠门联的下对「正气振家声」则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有关。
客家祠堂多以「世泽」及「家声」作为门联上下对的结尾，将氏族的出处及堂号列出，其中亦有道出氏族的辉煌历史，例如新塘村温氏家祠、小崦村温氏宗祠及樟树滩村温家祖祠都有「六龙世泽 三彦家声」的门对。「六龙」与「三彦」是有典故的：汉代开国功臣温疥及儿子温序均为汉光武帝名臣，温序后裔温峤（字太真）更助晋元帝南渡；晋时温氏六兄弟为晋国大将军，被朝廷封为「六龙」，故有「六龙世泽」的门联。「三彦」则指老大温大雅（字彦宏）、老二温大临（字彦博）及老三温大有（字彦将）。大哥彦宏曾当吏部尚书，并封为黎国公；二哥彦博于贞观年间拜中书令，封虞国公；三弟彦将曾被唐高祖引为太原令，后封清河郡公。三彦因得唐太宗的信任而被御封为「三彦家声」。15林村的祠堂亦经常见到「九
牧」一词，是指林披公九个儿子都官至刺史的辉煌事迹；「双桂」则指父子、兄弟、叔侄同登科甲的家族，由于祠堂都是教育子弟之所，因此有「双桂」、「贡生」的词句。16
祠堂的使用与保护
大埔区大部份的祠堂仍然保持原来用途，作为族人祭祖、会议和传统礼仪之用。族人修葺和保养，甚至重建祠堂，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区内有几座规模较大的祠堂在近几年曾进行重修或重建，例如泰亨乡文氏宗祠、坑下莆林氏宗祠、大埔头敬罗家塾等。泰亨乡文氏宗祠已废弃多年，文氏族人本著慎终追远、饮水思源之心重建祠堂，祠堂于二零零五年开光。
坑下莆林氏族人有感祠堂出现颓垣之象，故集资重建。重建设计主要参照祠堂的原来设计，但升高了祠堂的地台，除正门上「林氏宗祠」的石额是原来的石额，其余重建的部份都是以古法仿旧式重新制造的，例如青砖是委托开平的场以古法柴火烧制、木刻图案是由匠师依据原来的雕刻重新雕造；屋顶桁梁是以经油浸及高温处理的竹钉定位，尽量使重建后的祠堂与原貌相同。17林氏宗祠于二零零六年重修峻工开光。两座祠堂重建原因不同，但在筹建过程中同样发挥了族群同心协力及慎终追远的精神，还希望祠堂的重建能达致最完美效果。泰亨乡文氏宗祠内的修缮重光志中道出宗祠的重修，激发了族辈的团结之心，意义重大，捐款的族人名字及捐款数目亦详列在特刊中。重建林氏宗祠，亦令坑下莆、较寮下及南华莆三村组织起来，于二零零四年组成了重修林氏宗祠委员会，并由集资重建祠堂，发挥祠堂的内聚功能。在重建祠堂的过程，族人用了不少时间寻根，甚至远道福建求证氏族先祖迁徙林村时所走过的地方，族人追溯建村源流的过程已被电视台拍摄记录，还剪辑成特辑播出。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门楣上写有「九牧流芳」字样(萧丽娟拍摄)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的神龛上刻有建立祠堂的堂口名称「双桂堂」(徐婉玲拍摄)
泰亨文氏宗祠重修峻工典礼，2005 年( 萧丽娟拍摄)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重建时将地台加高(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重建时上梁情况(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依据原来的木刻式样重新雕刻新木雕(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制砖(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将泥砖于太阳下晒干(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用传统方法烧制青砖(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族人在祠堂前举行盆宴，庆祝林村坑下莆林氏宗祠重建峻工(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至于敬罗家塾，在二零零零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政府的修缮工程人员与大埔头父老组成工作小组，仔细研究祠堂的历史及文化意义，再反复商讨祠堂的修缮方案，最终决定将一九三零年代的加建或改建的部分移除，包括拆除钢筋混凝土墙体，将承重由墙体回复至梁架，更换虫蛀严重的构件，以及仔细清洁及修复现存的木雕、木刻、石雕、灰塑等文物，以恢复祠堂的原貌。移除一九三零年代不相配的改建，是基于敬罗家塾的重要性是祠堂在清晚期作为族中支祠的角色，当时祠堂的构造模式是清晚期的传统模式；加上一九三零年代的改建令祠堂的原来构件承受很多不必要的问题，严重影响建筑的结构，因此决定将近代后加建的部分移去，除回复祠堂原来的风貌以见证历史外，还可好好保养建筑的结构。工程进行之前氏族聘请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祠堂进行测绘，准确及详细记录祠堂现貌。在修缮进行之中，工程队有感一九三零年代在天井两侧加建的两堵女儿墙上的灰塑装饰十分精美，但由于已决定了修复原貌的修缮方案，女儿墙因此不能原处保留，工程队于是将女儿墙小心切下，安装在天井两旁的墙体上供游人参观。敬罗家塾复修后，回复昔日风貌，宗族的活动重新在祠堂进行，在重修峻工典礼当日，几千位族人、邻近村落友好等到祠堂祝贺，还摆设福禄盘宴，场面十分热闹。由于敬罗家塾重修工程符合国际认可的文物保护原则，加上村民在重修过程中积极参与及发辉族人团结精神，修缮后的祠堂又能够重新发挥它的传统功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遂于二零零二年颁发亚太区文物修复优异奖给敬罗家塾，这是香港首次祠堂修缮工程获得联合国文物修复奖的殊荣，亚太区事务总监魏查理博士(Dr.Richard Engelhardt) 更亲自莅临敬罗家塾主持颁奖，邓氏族人当天设盘宴过百席款待到贺嘉宾，场面十分热闹。
虽然族人因应不同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方式去保养祠堂建筑，但重修或重建后的宗祠均能在重修过程中及重修后发挥积极凝聚族人的功能；例如族人喜庆事多在祠堂或祠堂前广场进行，很多时都是合族共同庆祝，场面热闹。除喜庆事外，族人每天都为祠堂供奉的祖先上香；在传统节日时更会到祠堂祭祖，新年到临之前，族人必将祠堂打扫一番，重新贴上书写的对联，寓意吉祥；春节期间，祠堂张灯结彩，族人在祠堂向祖先上香，祈求保祐子孙平安添福，在正月十五会在祠堂为去年出生的男丁点灯，族人还在祠堂饮丁酒，喜气洋洋。春秋二祭之时，族人均到祠堂及祖先坟前拜祭祖先，向祖先祈福祐。氏族在特别的喜庆日子更会到祠堂向祖先汇报及在祠堂庆祝，例如林村坑下莆、较寮下及南华莆三村，在二零零八年二月三日在林氏宗祠前摆设福禄盘宴，与嘉宾共庆贺建村四百年；文春辉议员于二零零七年获选大埔乡事委员会主席及获委任为中国广东省韶关市政协委员，亦在文氏宗祠广设盘宴款待嘉宾，气氛十分热闹。敬罗家塾重修后渐渐恢复祠堂的功能，重修峻工后，很多旅居海外的族人纷纷回港，参与重修峻工典礼，场面好不热闹；在二零零二年联合国颁发亚太区文物修缮优异奖当日，过千族人及宾客到来祠堂庆祝，喜气洋洋。
林氏宗祠重建完工后，族人在林氏宗祠前合照留念(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林氏族人赴福建追寻先人迁徙往香港的途径(照片由林氏宗祠提供)
敬罗家塾的一对旧对联修复后重新挂起(萧丽娟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的其中一堵女儿墙，经过仔细修复后现于天井旁的厢房展示(卢惠玲拍摄)
大埔头敬罗家塾于2008年举行的丁酒(萧丽娟拍摄)
田寮下钟文彩家祠，族人在拜祭祖坟前在祠堂向先人上香(萧丽娟拍摄)
族人于林氏宗祠前举行盆宴招待出席林村建村四百年庆典的来宾，2008年(萧丽娟拍摄)
文春辉议员于2007年在泰亨村文氏宗祠前，
设盆宴庆祝当选大埔乡事委员会主席及
委任为中国广东省韶关市政协委员(萧丽娟拍摄)
总结
祠堂建筑是中式传统建筑的宝库，蕴含著丰富的人文精神。香港社会稳定，传统文化包括氏族及祠堂文化得以承传。香港的祠堂建筑及文化基本上没有间断，实为香港的重要文化财产。大埔区的祠堂建筑尤为多姿多采，除数量很多以外，形制亦很丰富，加上传统氏族活动仍在祠堂活跃进行，是研究氏族及地方发展，以至传统建筑构造方面的重要资料。
注释
1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页40-46。
2
邹兴华，〈渔猎采集—香港沿海定居的史前先民生活模式〉，《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3年1月第30期。
3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页1-84。
4
文春辉编，《泰亨乡文氏宗祠修缮重光庆典暨文山公园之天祥像揭幕典礼特刊》(2005
)，页16。
5Faure,David,TheStructureofChineseRuralSociety ineageandVillageintheEasternNew Territories,HongKong(HongKong:0xfordUniversityPress,1986),p.16.
6 (清)魏清江，〈宗祠〉，卷四，《宅谱指要》( 1773 )。
7
关华山，〈台湾传统民宅所表现的空间观念〉，《中研院民研所集刊》，第49期，1980年，页189。
8
谢红宇，《血缘文化与宗庙—岭南祠堂建筑探讨》，华南理工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89，页33-35。
9
刘秀美，《日治时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筑之研究》，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2001，页3-7。
10「明间」是指三开间的中央开间，所谓「开间」是以墙体或柱分隔的一个空间。
11林晓平，〈客家祠堂与客家文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页50。
12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天津：天津科学出版社，1997，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页110。
13刘秀美，《日治时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筑之研究》，页33-34。
14根据客家人口传，「兰」「桂」乃芝兰和丹桂，即儿孙的美称；「芳」比喻美名。
「兰贵腾芳」即寓意子孙显贵及发达。
15《乙卯年林村乡太平清醮》(1999)，页48。
16《香港新界大埔林村坑下莆村 较寮下村
南华莆村林氏宗祠修缮重光庆典》(2006)，页10-20。
17《香港新界大埔林村坑下莆村较寮下村南华莆村林氏宗祠修缮重光庆典》，页14-15。
参考书目
1.中文书目
《乙卯年林村乡太平清醮》( 1999)。
《香港新界大埔林村坑下莆村、较寮下村、南华莆村林氏宗祠修缮重光庆典》(2006)。
文春辉编，《泰亨乡文氏宗祠修缮重光庆典暨文山公园之天祥像揭幕典礼特刊》(2005)。
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
2.中文参考论文
林晓平，〈客家祠堂与客家文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邹兴华，〈渔猎采集—
香港沿海定居的史前先民生活模式〉，《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3年1月第30期。
刘秀美，《日治时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筑之研究》，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2001年。
谢红宇，《血缘文化与宗庙—岭南祠堂建筑探讨》，华南理工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89年
关华山，〈台湾传统民宅所表现的空间观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49期，1980年。
3.古籍
(清) 魏清江，〈宗祠〉，卷四，《宅谱指要》，1773年。
4.英文参考书目
Faure,David,TheStructureof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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