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公元1885～1940年)，字明轩，山东乐陵人

あいしてる

宋哲元：(公元1885～1940年)，字明轩，山东乐陵人。著名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察哈尔省保安司令、中华民国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河北省保安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
抗日名将。宋哲元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十三岁从军，十七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
宋哲元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二十响驳壳抢。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失利后退回陕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三个师，序列如下：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总参议萧振赢，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九旅旅长赵登禹，第一一○旅旅长王治邦，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第一旅旅长李金田。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中正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中正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中正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民革命军队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寇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寇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寇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民革命军队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寇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寇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三十万大军打不过五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中正取缔，不得不解散，於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盟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
1934年，日寇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寇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寇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中正：“谁再相信蒋中正抗战，谁就是傻瓜！”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军要向二十九军开刀。宋哲元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宋哲元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
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寇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民革命军队队，北平军分会手中无可用之兵，顿时慌了手脚。这时萧振赢趁机说服众人，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接到萧振赢电话，激动得跳了起来，掀翻了茶几。他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三十七师上午从张家口出发，狂奔一百二十公里，下午就进驻北平西苑军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知难而退，逃回天津。
以后宋哲元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寇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寇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中正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寇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诸将领的民族气节。南京方面则忐忑不安，因为日寇此时正大搞“华北自治”运动，只要宋哲元一点头，华北立刻成为第二个满州国。蒋中正立刻派熊斌前往天津拉拢宋哲元。宋哲元也毫不客气，要粮要饷，熊斌一一答应下来。
1935年8月，蒋中正招宋哲元赴庐山会见，宋哲元对蒋中正仍然心存芥蒂，怕这是个鸿门宴，於是让秦德纯代往。在庐山，蒋中正和秦德纯推心置腹地长谈，让秦德纯拜服，日后忠心追随蒋中正一直到台湾。蒋中正最后对秦德纯说：“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刚上任，就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日寇军部将“关东军四杰”中的两个，即土肥原贤二和多田俊调到天津，加快对华北的侵略步伐。宋哲元虽然不愿投靠日本人，但也希望能在日寇和南京政府之间周旋，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
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寇军方暴跳如雷。日寇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同时日寇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寇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日寇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
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1935年11月11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寇将出兵河北、山东。宋哲元又一次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赢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与民。宋哲元这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一时间舆论大噪，各界纷纷谴责宋哲元投敌卖国，而华北的大小汉奸和亲日组织上窜下跳，准备自治。南京政府立刻质询宋哲元，宋哲元一面自辩，一面压制天津汉奸组织的自治闹剧，幸好日本政府担心军方过分激进，宣布“华北高度自治方案”缓行，才让宋哲元松了一口气。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日寇绝没有放弃主张华北自治的意思。宋哲元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征得蒋中正同意以后，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寇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寇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即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五个师，共计四十八个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五个旅，共计十一个团，兵力近三万人。二十九军装备此时也令人刮目相看。士兵普遍使用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支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两门、枪榴弹两支、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七百余挺，比中央军甲种师编制的二百七十四挺，多出一倍多。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1936年冬，日寇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寇演习部队为一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五万多人。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出现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和宋美龄、冯玉祥为首的政治解决派。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声称他的部队“奉命西开“，请张、杨二人“祈勿误会”。宋哲元则站在老长官冯玉祥一边，发出“漾电”，呼吁和平解决，一定要确保领袖安全。韩复榘错判形势，为日后被蒋中正所杀埋下伏笔。宋哲元坚定支持蒋中正，很得蒋中正的好感。后来宋哲元屡次失策，丢失平津，蒋中正也没有落井下石，拿他作替罪羊。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日寇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於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寇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寇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1937年春，日寇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寇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寇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於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寇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寇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寇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
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寇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宋哲元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寇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寇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於是与日寇签订了停战协定。
芦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日寇根据《辛丑条约》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中正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到7月底，日寇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7月26日晚，日寇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7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7月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的第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日寇先发制人，于7月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第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寇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第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寇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第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正好蒋中正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张自忠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长，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29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全部撤走。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民革命军队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於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宋哲元退到保定以后，依然幻想着张自忠将日寇摆平，和平解决事变，他能够率军返回平津。但张自忠从北平传来的消息，日寇仍然在渊源不断地从关外开来，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开始追究丢失平津的责任，矛头直指宋哲元，南京方面也态度暧昧。宋哲元清楚蒋中正擅抓替罪羊，此时正可以将他推出去法办，借以卸罪于国人，因而非常担心。8月中旬，宋哲元接到蒋中正召他进京的电报，忐忑不安，於是又派秦德纯代为晋见。秦德纯带回了意外的好消息。蒋中正对宋不但没有指责，反而慰勉有加，还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部队驻守津浦路沿线。
但是不久南京方面就委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抗战。宋哲元知道这是变相夺自己的兵权，於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冯玉祥满怀雄心壮志来到第一集团军，发现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根本指挥不动。萧振赢趁机到处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帅。9月上旬，矶谷师团开始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此时内部矛盾重重，诸将相互疑忌，於是一触即溃。不得已，南京方面将冯玉祥调走，让宋哲元回来收拾局面。
宋哲元回到部队以后很想有所作为，他主动向南京请求发动反击，进攻邢台。他的作战计划得到蒋中正的批准。没等到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攻击地点，就被日寇侦察机发现。於是日寇一个混成旅团从邯郸出发，进攻大名。驻守大名的是何基沣的一七九师，顽强抵抗七天以后不支撤退。此战充分反映了第一集团军诸将保存实力的普遍想法，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都拒不援手。大名丢失，宋哲元的反攻计划於是流产。
宋哲元这时才感受到部队里面士气低落，矛盾重重。不久，南京方面陆续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南调。此时的宋哲元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部下看透了他的心思，争先恐后地逃跑，反而把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部落在后面。这样撤到茅津渡，宋哲元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於是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
两年后宋哲元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被追授为一级上将。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自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元忧乎九泉。”周恩来挽宋哲元:“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蒋中正挽宋哲元:“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抗日雄师二十九军的故事还没有完，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都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来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司令，冯治安副之，算是二十九军的延续。三十三集团军后来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立下赫赫战功，而张自忠就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冯治安接任司令。枣宜会战以后，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於是杂牌部队的原因而得不到补充，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就已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整编为三十三军，仍由冯治安任军长。冯治安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韩庄、台儿庄附近起义。
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寇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中正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芦沟桥事变以后，宋哲元口口声声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祥始终高过蒋中正。当时的形势，蒋中正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中正，宋哲元对冯玉祥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
附_血战喜峰口：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之后，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加紧作侵略华北的准备。1932年日寇在制造伪满洲国的同时，即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并集中优势兵力在东三省境内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解除它侵热的后顾之忧。
1933年元旦，日寇故意在榆关制造事端，随即炮击临榆县城。中国驻临榆的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国民党政府惟恐事态扩大，不肯支援，1月3日，榆关失陷，城内商号、民房毁于日寇炮火者五百户以上，民众死伤千余人。日寇占榆关后，于1月10日占九门口，接着向锦州、通辽、绥中等处集结兵力，准备三路进攻热河。
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的作战协定。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各地民众团体、爱国将领纷纷通电要求抗日，就连一些参加“剿共”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也不断请缨。但国民党政府仍幻想国联的所谓对日制裁，而不作认真抵抗的准备。日寇便于2月下旬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向热河进犯，守军万福麟等部纷纷溃退。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3月3日，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闻平泉失陷，即率部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４日午时，日寇先头部队仅一百二十八人，不费一弹即占领了承德。
热河旬日之间即为日寇侵占，全国人民极为悲愤。蒋中正在全国同声谴责下，竟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嫁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身上，逼迫张学良引咎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而代之。为给何应钦的嫡系部队夺权的口实以及应付群众的舆论，蒋中正调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和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三个师北上，统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
日寇占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隘口。3月4日，日寇服部旅团从凌源出发占冷口。6日，为晋军第三十二军黄光华师夺回。９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了北侧长城线山头。驻遵化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第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成了大刀队五百名于晚间潜登日寇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寇全部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寇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时第二十九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处各峰峦幽僻处，待敌炮火暂戢，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赵登禹将军负伤，仍督战，士兵更英勇，给日寇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激于爱国热情，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寇第十六旅团的进攻。11日晚，赵登禹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了日寇炮兵阵地，毁其大炮十八门，烧其辎重粮秣。经过几天战斗，古北口方面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轮番上阵，但遭受重大伤亡，12日退守南天门阵地。而喜峰口方面，日寇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日后撤至半壁山。其后，日寇在罗文峪、冷口分别发动过几次进攻，均遭守军抵御而未达目的。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平津一带盛传着一首歌谣：“手心手背，狼心狗肺，小日本儿最怕大刀队。”这就是指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士兵个个身后背着的一把大刀片。
大刀片在卢沟铁桥发威之前，在1932年长城抗战中就已经战果辉煌了。宋哲元指挥所部驰援将被攻破的喜峰口，夜袭敌营，砍死鬼子上千人，还毁了坦克和大炮，使日本朝野大惊。媒体评说“自明治大帝维新造兵以来，从未有过之奇耻大辱”。日寇并不服输，又派另一支队伍向罗文峪攻来。激战一日未能前进一步，始知又遇上“中国之劲旅”第二十九军。急忙于夕阳残照时撤兵，连退数座山头这才安营，以为可以躲过夜袭了。但具有西北军苦战传统的第二十九军就也连越几座山头，再次唱响“大刀片向鬼子头上砍去”之歌。缩不同的是鬼子兵也长了鬼聪明，居然个个都在脖子上加了铁套，因此断头的不多，被砍掉半边嘴巴的却不少——二十九军再次大捷。
真是两次大捷吗？从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呢。蓝眼珠的驻华洋记者们皆信不过，就连以中国通自居的司徒雷登也不相信中国军队有如此战果。宋哲元就请他们到军部参观：院落里摆满了日寇的联队番号，带血的军衣、军官的指挥刀，还有鬼子兵藏在身上的护身符和家属照，难道这是造假造得来的？宋哲元还赠送他们每人一把砍钝的大刀片。
蓝眼珠的记者们不再怀疑了，但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你们凭那么原始的武器就敢与日军硬拼？”宋哲元并不回答，只是扫了身边的一位旅长一眼，那位旅长立即高声回答：“我们早就做了抗战的准备，我们还有个誓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到他一生的大节，仍然尊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如果只看他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那果断、英勇的表现，宋哲元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但在1935年6月第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地区后，宋哲元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宋哲元在平津这块是非之地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得不完成了由单纯的军人向军政掮客的角色转换。这以后的两年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也几乎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