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舍命进谏（李光荣）

伍和贵

上面我们介绍了伍子胥的“忠谏世家”，提到了伍子胥因直谏得祸。下面，我们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

伍子胥逃离楚国7年后，扶着公子光登上了吴国的王座，从而开始了与吴王阖闾的君臣际会。伍子胥十分感激明主的知遇之恩，忠心耿耿、呕心沥血地帮他的新老板治理国家。伍子胥的直言切谏和谋国之策，阖闾都言听计从，欣然采纳，以至于他曾号令邦中：“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伍子胥不负重托，竭智尽忠，使吴国日臻强盛。《吕氏春秋·简选》中这样说：吴国“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越国将领的骤然一戈，将阖闾送上了西天，也将夫差送上了吴国国君的宝座。“这两个互为联系的事件及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它对前述阖闾制定下的吴国霸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和维护吴国国家利益的阶段性国策——‘先南灭越国，后北谋中原’——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伍子胥的个人命运，既在这方针、国策的歧见论争中终被碾得粉身碎骨，同时，也恰恰成就了他，使得他的个人魅力和人格精神在对吴国的忠诚中得到了升华。”（吴恩培《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

毫无疑问，伍子胥参与制定的这个阶段性国策的执行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吴国的前途命运和伍子胥以及夫差的终极归宿。《伍子胥变文》中说，吴王阖闾“临死之时，咐嘱太子夫差：‘汝后安国治人，一取国相子胥之语。’”深得先君信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伍子胥继续尽心竭力辅佐新王。他秉性未改，“再接再厉”，发扬祖辈的“光荣传统”，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候，仍然舍命直谏。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伍子胥的这句警世之言，即便是最粗心的历史学家大概也不会轻易放过。如今，居安思危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而这一句话，最初却是伍子胥用来讽谏吴王夫差的，见于《左传·哀公元年》，时间是前494年。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军，报了槜李之战的杀父之仇，接着趁势攻打越国。越王勾践“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并派大夫文种通过贿赂吴国太宰伯嚭去求和，夫差准备同意。这时，伍子胥挺身而出，正言直谏：“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这就引出了一个成语“除恶务尽”，谓清除坏人坏事必须干净彻底，不留后患。

接着，伍子胥拿历史上著名的“少康中兴”一事来做比喻，把勾践和其先租少康相提并论，认为以勾践之力要复兴越国，远比少康复兴夏朝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谏言道：“（越）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其理由是，越国与吴国接壤，又世代有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它灭掉，就违背了天意，助长了仇敌，日后将后悔莫及。也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夫差的反应是：“弗听”。于是，伍子胥就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越国用十年的时间繁衍积聚，用十年的时间教育训练。二十年之后，吴国的宫室就将要变成池沼废墟了！此话由于不是当面所说，因此未见夫差有什么反应。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骄奢自满的夫差对此是当了耳边风的。

伍子胥的这一说法，后来又成为了一个成语：“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或“生聚教训”。其中的“生聚”指繁殖人口，聚积物力；“教训”指教育，训练。意思是指军民同心同德，积聚力量，发愤图强，以洗刷耻辱。

央视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卧薪尝胆》，进行到越国进攻吴国即将复仇时，扮演勾践的陈道明面对越国将士大发感慨：“十年生聚，十年的教训啊……”虽然台词功底颇深的陈道明将这句话说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但却明显的是个严重“口误”，让人误以为是“从失败或错误中取得的认识”之意的“教训”这个名词，以致让他落了个“嗜读古典”的名声。

在夫差将要保全越国之时，伍子胥坚决反对。他的进谏之言和对未来的预测，证明了他的赤胆忠心和远见卓识。这就是说，对陷入困境的“穷寇”，要穷追猛打，直至消灭，不留后患。鲁迅先生所极力倡导的就是这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毛泽东所说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其诗意的体现。

我们注意到，《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伍子胥的这一次劝谏之后，一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3年）这十年间，《左传》里再也没有出现伍子胥的名字，而大量记载的是吴国与北方诸国的霸权争夺，当然免不了记载夫差和伯嚭的大量社会活动，而将“南灭越国”晾在一边。

《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与《左传·哀公元年》几乎如出一辙，后面接着是伍子胥用很简短的句子谏阻夫差：“今不灭，后必悔之。”由此我们推测，司马迁乃以此来强调勾践为大禹及少康之后的印象，除了明确揭示勾践复国必成外，更重要的是少康成功复国的事迹和勾践有着太多雷同，总可以算是勾践不辱其祖先遗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当听到文种回来报告说伍子胥力劝吴王勿许越平时，勾践还曾愤而有玉石俱焚的想法：“勾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由此可见勾践在用“卑辞”求和未成后的绝望和对伍子胥谏阻的恼恨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才采用文种之计，以“美女宝器”来贿赂伯嚭。

伍子胥的此番谏阻，《国语》中也有记载，分别见于《吴语》和《越语》，其差别只在伍子胥劝谏的理由内容各不相同。

先看《国语·吴语》的记述。在吴王夫差明确宣布“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并“打预防针”要大家不要违背他意愿的时候，伍子胥“顶风而上”，“不识时务”地进谏道：“不可许也。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指出越国并不是真心诚意对吴国友好，其求和是包藏祸心，揭示越国才是心腹之患，提出先灭越再图齐。最后，他几乎是口沸目赤：“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他说，现在趁着还有力量战胜越国，先把他灭了。好比一条小蛇，不打死它，到它长成了大蛇，就很难对付了。对这危言悚论，夫差反击的一句话，几乎让伍子胥快背过气去——子胥先生何必把越国估计得那么强盛，越国难道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吗？真要是没有了越国，那我在年富力强时，向谁去炫耀我的军威呢？

而在《国语·越语上》中，伍子胥则是分析地理优劣来劝谏夫差，说是吴越两国风土民情相近，攻下越国的实际利益必大于中原诸国。他认为，长江、淞江、钱塘江环绕着吴越两国，两国百姓如果要迁徙，非吴即越。有吴就不能有越，有越就不能有吴，两国誓不两立。而那些中原诸国，即使进攻战胜了他们，也不习惯居住在他们的旱地，不习惯乘坐他们的马车；而正相反，一旦进攻并战胜了越国，就能居住那里的水地，乘坐那里的舟船。他进谏说：“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他认为，现在正是灭越的好时机，绝不能错失良机，不然，就会像他又创造的一个成语那样，“悔之无及”。这体现了伍子胥的眼光独到之处。可他的一番慷慨陈词与远见卓识换来的仍是“弗听”。夫差反听了伯嚭之言，与越国媾和，然后率兵回国。

伍子胥是懂得仇恨的人，仇恨可以像种子一样深埋心里，仇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以在石头缝里生根发芽。伍子胥深知勾践和他其实是一类人，有仇必报，只是早晚而已。在《越绝书·请籴内传》中，伍子胥曾用“鼠忘壁，壁不忘鼠”来类比“越人不忘吴”，他打比方说，老鼠打洞把墙壁损毁过后就忘记了，但墙壁却不会忘记老鼠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这样看来，越国君臣是绝不会忘记向吴国报仇的，勾践“浦伏约辞，服为臣下”只是一种假象，是“狼子野心”。勾践自己也曾对游说越国的子贡这样表露心迹：“孤之怨吴王，深于骨髓”（《越绝书·内传陈成恒》），他念念不忘“欲捐躯出死，以报吴仇”（《越绝书·外传记枕中》）。因此，伍子胥几次力数越国才是心腹之患，要尽快根除。

第二次进谏发生在前489年。《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准备北上伐齐。伍子胥坚决表示反对，再次向吴王夫差进谏：“越王勾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伍子胥见“放虎归山”后的越王勾践既卑躬屈膝称臣，又发愤图强，整躬率物，且还有用兵迹象，认为此人不死，必然会成为吴国的后患。根据这一分析，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之患，不先讨伐他，反而远征齐国，荒谬之极。《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而且“益疏子胥之谋”了。

这次进谏说发生在前489年，史籍中仅见于这两处记载。这个发生于今山东莱芜市的“艾陵之战”，据《春秋》和《左传》的记载，应为前484年，距夫椒之战10年。如果说是《春秋》和《左传》漏记（因为此次伐齐与齐景公去世时间相吻），或者是《史记》记载年份有误的话，那么就与下面《国语·吴语》和《左传·哀公十一年》的记载并在一起，因事件都发生在伐齐之前，算作第二次进谏。那么总起来就还是三次进谏。

第三次进谏发生在前484年，也就是伍子胥遭杀身之祸的这一年。《国语·吴语》载，夫差大规模地整肃军队，准备北伐齐国，伍子胥对夫差说，过去老天爷把越国赏赐给吴国而大王没有接受，现在“天命”出现反复，勾践改变了谋略。他以“腹心之疾”和“疥癣”来比喻越国及齐国、鲁国与吴国的关系。“腹心之疾”后来成为一个成语，又作“心腹之疾”、“腹心之患”或“心腹之患”，比喻严重的祸患。他谏言道：“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侙然，服士以伺吾间。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

他尖锐地指出，越国对于吴国来说，就像一个人的心腹之患。越王勾践永远不会忘记被吴国打败的前鉴，内心一直耿耿于怀，窥伺报复的时机。现在大王不考虑如何对付越国，反而操心征服齐国和鲁国的事。如果把齐国和鲁国比作人体的疾病的话，只不过是疥癣一类的小疮而已，越国才是腹心之疾，将来一定是越国来夺占吴国的土地。对夫差不惜工本大造姑苏台，伍子胥持反对态度。他劝夫差吸取历史教训，远则以夏商之亡为鉴，近则以楚灵王作比，言辞恳切。他指责夫差纵欲劳民，已经造成民心背离，若再伐齐，后果将不堪设想。可夫差仍然“弗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吴王夫差不听劝阻将要攻打齐国时，越王勾践亲自率领臣子们到吴国来朝见，进贡厚礼，“王及烈士，皆有馈赂”。对越国政治上的臣服表示和物质上的丰厚馈赠，众人皆大欢喜。在这关键时候，连《左传》的作者也看不下去了，马上“请出”伍子胥再度出山，实际上可看作是他在春秋这部大戏中的“谢幕”。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他出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是豢吴也夫！”伍子胥又是一个十年不“鸣”，这一“鸣”也可谓一“鸣”惊人！他尖锐地指出勾践是别有用心，是想把吴国像猪一样养肥了好宰杀。他仍然强调了他说了N遍的越国是“心腹之疾”的观点，而他们现在的顺从驯服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以守为攻，不如早点将他们灭掉。他还打了个比方，好比让医生治病，从来没有听说一定要留下病根的。其中的一句话可谓对“生聚教训”的补充：“越不为沼，吴其泯矣。”意思是说，如果不把越国变成池沼，那吴国就会被它灭掉。而《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所载伍子胥的一句话更是耸人听闻：“越之为病，乃心腹也。不发则伤，动则有死。”他说，越国成为我们的祸患，才是不治之症啊！它就是不发作，我们也会受到伤害；如果一发作，那是要命的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可吴王仍是“弗听”，还故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宣战。

伍子胥还是那个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伍子胥，可夫差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念念不忘报仇雪耻的夫差了，为满足自己成为“国际风云人物”的虚荣，他已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伍子胥入情入理的分析，他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而是一心憧憬着征服齐、晋，称霸中原的美梦。所以，伍子胥越是反对伐齐，吴王夫差越是要干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遂率精兵而出，与内乱不止的齐国战于艾陵，大获全胜。

伐齐归来，顾盼自雄的夫差没有忘记伍子胥在临行前所说的话，现在班师凯旋，他倒要听听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了。《国语·吴语》载，夫差把伍子胥召来，连讽刺带挖苦，把他狠狠数落了一顿。他得意洋洋地说，过去我们的先王身体力行仁德圣明，通达上天的意旨，就像农夫并排耦耕一样，与你伍子胥一起割除四方的杂草，打败楚国而扬名天下，这是你辅助的功劳。如今你老了，却又不肯自安于闲适的生活，在家尽动些坏脑筋，趁我率兵出征就加以恶名，扰乱法度，用妖言诅咒于吴国。现在上天降福吴国，使齐国归顺了。我岂敢自夸，这是因为先王的军队得到神灵佑助的缘故。最后，他特意矫情地说：我冒昧地告诉你这个消息。

听到这里，伍子胥肺都快气炸了，“释剑而对”，针锋相对地指出，过去我们的先王都有辅佐治国的贤臣，因而能决断疑难，权衡得失，这才使吴国没有陷入大难。如今你抛弃老臣，与幼稚无知的人共商国策，并且还说我的命令不得违背。这样的不违背，恰恰是对天意的违背；这样的不违背，正是导致败亡的阶梯。他还断言，艾陵之战这次小小的胜利将是失败的先导，离吴国的灭亡已经不远了。伍子胥最后说：我不忍心称病退避一边，免得看到大王成为越国的俘虏，而宁愿先死！这里记载的是伍子胥自动请求先死，于是就自杀了。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载，吴王夫差在艾陵大败齐军后责备伍子胥，他的回答更是直言不讳，要他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结果，“王怒”。此后，“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伍子胥虽想自杀被夫差制止未成，但夫差由此却对伍子胥生出了嫌怨之心。对此，伍子胥仍不加提防。越国大夫文种观察到夫差执政太骄横，就出坏点子用向他借贷粮食的方式来试探一下，揣度其对越国的态度。吴王想借，伍子胥坚决予以反对，但吴王最后还是借了，越王心中暗自高兴。伍子胥愤怒地说：“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他预言，君王不听劝谏，再过三年吴国将会成为一片废墟。

“请籴”是越国“灭吴九术”中的第三术：“贵籴粟槁，以空其邦”（《越绝书·内经九术》），是越王勾践质吴三年返国之后与吴国“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吕氏春秋·长攻》记载了此事，与《史记》所记不同的是，其主意为范蠡所出。虽然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但为首次出现，对整个故事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和发展。越国出现大灾荒后，勾践感到十分恐慌，而范蠡却认为“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并满有把握地说：“食得，其卒越必有吴。”在“吴王将与之”时，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伍子胥劝阻说，不可借给越国粮食，而要趁机灭掉它。吴国与越国是势均力敌的仇国。不是吴国灭掉越国，就必定是越国灭掉吴国。他还说，闹饥荒这是交替出现的事，就如同深渊和山坡一样。

在《越绝书·请籴内传》中，伍子胥更是尖锐地指出，满足越国的请求，实际上是“养寇而贫邦家也”，是养肥仇敌而使自己国家贫穷的愚蠢之举。吴王不听劝阻，还天真地认为：“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践既服为臣，为我驾舍，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以越之饥，吾与之食，我知句践必不敢。”他为勾践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相信他一定不会另有所谋。

夫差不听劝阻，“乃与越粟万石”。果然不出伍子胥所料，没过三年，吴国也遇到了灾年。《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伍子胥死后的第二年，“越王粟稔，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于是，吴种越粟，粟种杀而无生者，吴民大饥。”这里说的是，越国将上等的谷子蒸熟后还给吴国，种下后颗粒无收，吴国大闹饥荒。《伍子胥变文》中也是持这种说法：“越王蒸粟还吴，乃作书报吴王曰：‘此粟甚好，王可遣百姓种之。’其粟还吴被蒸，入土并皆不生。百姓失业，一年少乏，饥虚五载。”可是当吴国再向越国请求借粮时，越王却不给，并借机来攻打吴国，吴王夫差被擒。直到这时，他才晓得了“请粟”是怎么回事；也只有在这时，他才明白了那句“悔之无及”是什么意思。

在上面《国语·吴语》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伍子胥听到夫差的责问后是“释剑而对”，《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也载有这个情节，且矛盾冲突更激烈。夫差对伍子胥的责备和奚落加级：“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变起诈，……若子于吴，则何力焉？”指责伍子胥老糊涂了还不安分守己，反而惹是生非，并将他的功劳一笔勾销。伍子胥的愤怒也随着升级：“攘臂大怒，释剑而对”，怒不可遏地说：“员诚前死，挂吾目于门，以观吴国之丧。”通过震撼的动作和强有力的语言，把一个怒发冲冠、忠心耿耿的老臣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

文章接着铺叙了伍子胥被杀之前与夫差矛盾激化的过程——当夫差自傲于群臣颂贺之前时，伍子胥却“据地垂涕”，说出了“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政败道坏，谄谀无极；邪说伪辞，以曲为直，舍谗攻忠，将灭吴国：宗庙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的话；而夫差则当堂大骂“老臣多诈，为吴妖孽”，并动了杀机。但伍子胥仍不畏君威，准备以身许国：“臣不敢爱身，恐吾国之亡矣。……今大王诛臣，参于桀、纣。”把夫差与传说中诛杀贤臣的夏桀和商纣王并列。这一场带有火药味的场景渲染，使伍子胥无所畏惧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也为他的犯颜极谏划上了句号。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勿许越平”，还是“释齐而越”、“先越后齐”，在这些关系到吴国的复仇和称霸、关系到吴国既定基本国策的原则问题上，伍子胥都态度鲜明。在三次谏言中，对夫差的错误作法，伍子胥首先开头的是两个字：“不可”，而最终的结果，夫差的态度也是两个字：“弗听”（《史记》记为“吴王不听”）。这些简短有力的否定语句达8次之多，出现的位置总是紧跟在伍子胥的劝谏之后，给人造成十分坚决、不可通融的印象。这些不但反映了夫差的刚愎自用和独断专行，更反映了伍子胥身为老臣的赤胆忠心和百折不挠，从中可预示伍子胥的悲惨结局，也可预示夫差以及吴国的在劫难逃。且看前482年越王勾践“谋伐吴”时，大夫文种所说的一番话：“吴之所以强者，为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谏而死，是天气前见亡国之证也。”（《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他认为，吴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了伍子胥。现在伍子胥忠谏而死，这是上天安排的运数，预先显示出吴国要灭亡的征兆。

清顾观光著《吴越春秋校勘记》，后附《吴越春秋逸文》中有这样一则：“子胥谏吴王，王怒。暮归，举衣出宫。宫中群臣皆曰：‘天无霖雨，宫中无泥露，相君举衣行高，何为？’子胥曰：‘吾以越谏王，王心迷，不听吾言。宫中生草棘，雾露沾吾衣。’群臣闻之，莫不悲伤。”对伍子胥的为好成歉，对吴王的愚而自用，大臣们也只能表示同情和惋惜。

坚忍耿直，心地坦荡，矢志不渝，伍子胥对吴国忠心贯日。兔死狗烹，伍子胥并非不知，孙武隐退，伍子胥并非不晓，但他耻于明哲保身，而是竭忠尽智，舍命直谏。《越绝书·外传纪策考》中说：“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躯，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休。”高度赞扬伍子胥刚韧耿直，不与那些奸邪不正之人同流合污。他不惜舍命直谏，效忠吴国；他爱惜君王如同爱惜自己，忧心国事如同忧心家事；他是非分明，无所忌讳，敢于直言，死而后已。

孔子的高足子贡曾这样评价说：“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之过。正言以忠君，直行以为国，其身死而不听”（《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胥执忠信，死贵于生”（《越绝书·外传纪策考》）。伍子胥常把自己与关龙逢、比干相比，但他们在史籍的记载中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伍子胥无疑是血肉丰满、有大量信史记录的“这一个”，开了中国忠臣冤案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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