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姓历史名人

南阳人

历史名人：

伍　贠：(公元前559～前484年)，一名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春秋时吴国著名大夫、军事家、政治家。

伍子胥本为楚国人。他性格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乃楚国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即位，伍奢任太师。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皆为楚平王所杀，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当时楚平王下令画影图形，到处捉拿伍子胥。伍子胥先奔宋国，因宋国有乱，又投奔吴国。路过陈国时，东行数日，便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昭关在两山对峙之间，前面便是大江，形势险要，并有重兵把守，过关真是难于上青天。世传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便是此地。由于名医扁鹊弟子东皋公的巧妙安排，更衣换装，伍子胥便混过昭关到了吴国。

伍子胥入吴国后，知公子光有大志，乃助其刺杀吴王僚，成功地夺取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后在吴国辅佐吴王富国强兵。吴王夫差即位之后，任伍子胥为大将，大败越国军队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建立不世之功。因此得进用为吴国“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与吴王共谋国政。

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的期间，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大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国成为东南部地区一强国。伍子胥根据吴国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与孙武等制定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国的最大威胁，继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罷(疲)之，多方以误之”，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吴的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尔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

伍子胥又出兵攻越，给楚国造成吴国不会大举攻楚国的假象，并施反间计于楚国，使楚王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年)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一说湖北汉川)，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今荆沙江陵纪南城)，终成破楚之功，当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其墓，鞭尸三百以泄其愤。

由于伍子胥怀有强烈的个人复仇愿望，在楚国未能安抚民心，激起楚国上下民众的声讨，致使吴军难以立足。吴王阖闾逝世后，继事吴王夫差。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越国惨败几于亡国，夫差急于图霸中原，欲允越王句践求和之时，伍子胥预见到两国不能共存之势，又洞察了越王句践图谋东山再起之心，力谏不可养痈遗患，而应乘势灭越。夫差不纳，坐视越国自大。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及见夫差欲率大军攻齐，越王句践率众朝贺，再度劝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又遭到夫差的拒绝。

伍子胥知夫差昧于大势而不可谏，吴国必为越国所破灭，为避祸而托子于齐国鲍氏，反遭太宰伯诬陷，被逼自杀，终年七十五岁。伍子胥逝世后仅十年，越国灭吴，终应其言。

春秋末期吴国的兴亡过程中，伍子胥的地位举足轻重。其治国用兵以务实为旨，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汉书》著录兵书《伍子胥》十篇、图一卷，原著虽早已失传，但当证伍子胥生前确有其军事著作。



伍　参：(生卒年待考)，楚文公十二年伐郑之役中表现优异。

当时，晋国的荀林父帅师救郑，来势汹汹，楚军的行止颇为犹豫，而身为楚国大夫的伍参却有过人之明，衡量大势之后告诉楚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师专行不获听而无上，此行也晋师必败……”结果，楚王采纳了他的意见，跟晋军一决死战，果然大败晋师于

南阳人

自伍儒起，连续六世皆任职于钦天监，或为“博土”，或为“司历”，有“博士官六代”、“灵台世家”之美誉。



伍文定：(生卒年待考)，字时泰；明朝松滋人。著名明朝大臣。

明弘治十二年进士，有膂力，便弓马，议论慷慨，官贵州参议，继授常州推官，精敏善决狱，称强吏。官至兵部尚书。

魏国公徐俌与民争田，伍文定勘界后，归之于民。刘瑾入俌重贿，兴大狱，巡抚艾朴以下十四人悉被逮。这时伍文定已迁成都同知，亦下诏狱，斥为民。

刘瑾败后，起补嘉兴。后知吉安府。兼资文武，尚节义，喜谈兵法，有儒将风。逝世后谥号“忠襄”。



伍隆起：(公元1225～1279年)，台山斗洞人(今广东新会)，著名宋朝将领。

南宋末年，丞相陆秀夫与太傅张世杰，拥护幼主驻扎新会县崖山，抗拒元军。

公元1279年，五十五岁的伍隆起不甘祖国沦亡，倾家尽力支援，又带领数千乡民保卫乡土。不幸，伍隆起被部下谢文子暗杀，谢文子拿了他的头颅向元军投降了。

后来陆秀夫闻知伍隆起被杀，派人把伍隆起的遗体收殓，用香木刻头续成全尸，葬于黄牛拉车山上。其后又号召乡民捉住叛徒谢文子，把他杀掉以祭伍隆起，这就是香头坟的由来。



伍　钝：(生卒年待考)，字文琏；鄞人。著名明朝孝子。

才识出众，长于言辞论辩，人们都劝他出仕。但他的母亲不希望他离开左右，故伍钝绝口不提仕进，一心侍奉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后，他结庐守墓三年，乡里称之为“伍孝子”。



伍　福：(生卒年待考)，字天锡；临川人。著名明朝诗人。

明正统年间举人，历任咸宁教喻，陕西安察副使。伍福风格高迈，诗文典雅，兼工书法，编著有《咸宁县志》，《陕西通志》，《苹野纂，闻》，《三吴水利论》，《南山居士集》，《云峰清赏集》。



伍遵契：(公元1598～1698年)，回族，字子先；江苏南京人。著名伊斯兰教学者。

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就学于山东经师门下。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赴苏州设帐讲经。在苏州掌教周士骐协助下，摘引诸经要旨，译成《修真蒙引》，对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涉及的教法礼仪无不浅释，康熙十一年刊印。

公元1672年，在兄侄帮助下，主持将波斯文苏非主义著作《米尔撒德》译成《归真要道》。该书主要阐述性命义理、修道养性和复命归真之道，长期用作经堂教育的选修读本。流传至今。



伍庭芳：(公元1842～1922年)，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后改名廷芳；广东省新会人。著名清末民初杰出的政坛人物、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民主革命先驱。

出生于新加坡，年少时曾被绑票，逃脱后只身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公元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得大律师资格，后回到香港任律师、并于公元1878年被第八任港督轩尼持任命为“太平绅士”，公元1880年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深感到对外交涉人才的短缺，公元1877年10月6日，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将伍廷芳引荐给李鸿章，经过“虚衷询访，李鸿章发现伍廷芳正是“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当即决定将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公元1882年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其后主持办理了因北洋水师军舰停泊日本发生的“崎案”。

公元1896年被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公元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

1902年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订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狱政等等一系列先进的主张，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临时政府北迁，退居上海，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理事，未就职。伍廷芳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极力加以反对。

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

1917年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北伐战争时，曾代行总统职权。

1922年4月孙中山撤陈炯明广东省长职，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

陈炯明叛变革命时，伍廷芳坚持与孙中山合作，于17日与魏邦平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对伍廷芳说：“今日我必须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孙中山指示他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要各国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伍廷芳忠实执行孙的指示，各国领事都接到伍廷芳发出的通告。其时，伍廷芳的年事已高，在叛军枪声大作、火烧观音山时，伍廷芳正住在总统府。火警和枪声，使得惊悸过度，住入医院。6月23日不幸逝世。遗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牍》。

孙中山得到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说：“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孙中山甚至还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吾军惟有奋勇杀敌，继续遗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伍纯道：(公元1932～1993年)，广西全州人。著名当代书法家。

广西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在书法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历代书法家的笔法、结构法、章法和墨法等方面的优良传统，功底扎实，凝重浑厚，书路宽广，全面发展；笔端表现力强，常有新意；擅长楷书。他的楷书，宗柳、颜，但又不囿于柳、颜，能博采众家之长，化为己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曾多次应邀访问日本及韩国，并多次在日本举办个人书法展览，深受日本友人欢迎。由于业绩突出显著，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伍修权：(公元1908～1997年)，曾用名吴寿；湖北武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23年在武昌高师附小读书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伍修权被中国共产党派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步兵学校学习四年后，又到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了一年多。他在远东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获得优厚的待遇。可是在国外生活一久，对故土的思恋也越来越强烈。他迫切地想返回祖国。但苏联方面的领导人没有同意，反而鼓励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不用回去了。当时确有不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在那里娶上洋媳妇。伍修权二十多岁，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校医务室一个叫卡佳的护士姑娘看中了他，两人已几乎形影不离。调到远东后，这件事吹了，但他又被所在单位的一位苏联女共青团员相中，几次向他抛来“彩球”。伍修权装作不理解对方的好意，不过这事却大大启发了他。这天，伍修权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十分认真又略有羞涩地说：“首长同志，我向您请示一件事：我有个女朋友在莫斯科，我想去把她动员到远东来，在这儿一块儿贡献青春。”领导一听大喜，很快为伍修权办好了去莫斯科的手续，还特批给他来回路费。伍修权不由满面通红，原来他所说“莫斯科的女朋友”并不存在。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离开这儿时他个人的东西大都没带走，连一笔存款也没动。

1931年5月1日，伍修权离开远东首府伯力，到莫斯科后他立即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返回祖国的要求。因为伍修权已经加入苏联共产党，此事涉及到苏联、中国和共产国际三方面。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组织部联系后，让伍修权拿着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信去苏共中央组织部，当面陈述自己的要求并办理必要的手续。苏联方面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副部长见面前的青年人，局促不安地检讨自己的“国际玩笑”，忍不住大笑起来，随后便满足了他的愿望，将他的组织关系通过共产国际转给了中共。1931年夏天，伍修权从苏联回国，立即来到中央苏区的闽西根据地。那时部队刚缴获一批德国造的马克辛重机枪，战士们都摆弄不了它。正好伍修权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兵器课中学过，从射击原理到维护修理他都懂得，就被派到刚成立的直属机枪连去专门教授重机枪的使用及保养。这时第三次反“围剿”开始，重机枪连正好派上了大用场。之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军事教员、连指导员、营政委、模范团政委、红三师政委、汀连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南阳人

1933年10月，伍修权调中央军委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俄文翻译，1935年1月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伍修权先后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局长、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伍修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1947年任东北军区第二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辽沈战役后兼任沈阳卫戍司令员。

日寇投降时，伍修权随彭真、陈云去东北。这天部队报上来一个重要情况：辽阳有三百多名投降的日本空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一时不能遣返回国，有人要求到矿山或工厂去自谋生路。就在我军控制的地区，还有几处日本占领时建成的军用机场，那里停着几架飞机。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把那批闲着的原日本空军人员和那些闲置着的机场、飞机和航空设施都利用起来，并争取在这个基础上，筹建我们自己的空军。伍修权作为东北军区参谋长，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考虑了一个方案，让人马上将这些原日本空军人员集中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招待他们的饭菜也相当丰盛。在谈话结束送他们回去时，又送了一些菜牛、活羊。这批日军人员知道将享受技术人员待遇，喜出望外。原日军航空队长林弥一郎等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接受八路军的要求。在我军护送下，当他们坐火车来到军区司令部时，彭真让伍修权陪同接待，并提出为了便于工作，不再把他们作为俘虏看待，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凡是有家属的都给予生活补助。对于我军派去学习的人员，伍修权更是提出严格要求，叫他们好好向人家学习，保证教学质量。投降的日本空军人员对此十分感动。带队的林弥一郎将要告辞时，伍修权把自己心爱手枪送给他，使林弥一郎受宠若惊，因为仅在四五天之前，他刚把自己的手枪交出去。对这件事，伍修权回忆说：林弥一郎看到我身上这枝十分精致的小手枪，想要我送给他作为纪念。我想到他也许是有意试探我们的诚意，为避免对方的疑虑，也就将这件心爱的自卫武器送了他。正是伍修权的这把手枪，使林弥一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林弥一郎影响下，三百多名日本空军技术人员，大多数愿意跟他一起协助共产党、八路军工作。伍修权派人将他们带出原来被监管的地点，搬到一座大洋楼里。除了少数几个负责为他们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没有一兵一卒看管他们，使这批日本人感到“走上了一条从来没想过的道路”。伍修权安顿好林弥一郎等原日军人员后，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东北航空委员会，林弥一郎也是五名领导成员之一。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拥有飞机、机场，特别是航空专业人员的航空领导机构。航空委员会成立了下属的航空总队，林弥一郎也是副总队长之一。这个航空总队是中国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接着伍修权在东北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空军学校。

1949年初，伍修权代表东北军区接受了国民党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起义后，又以全舰官兵为主组建海军学校，培训出我军第一批海军人才，并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座海军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伍修权调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50年1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的演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1962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了一个想使中国摆脱困难，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方针。其中心内容是对美国、苏联和印度采取相对缓和的“和平共处”的方针；对大包大揽全力支援一些国家的革命，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递交给中央，伍修权紧跟其后签了名。“建议信”被送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手上。康生感到信中所批评和反对的，正是中央正实行的、而自己也正热衷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于是就向毛泽东进了谗言。毛泽东肯定了康生的意见，王稼祥成了“三和一少”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指使中联部的造反派批斗王稼祥。一天，伍修权在参加会议时，周恩来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不能再这样斗他。你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伍修权点点头，决心担起重任。回到中联部后，伍修权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并说：“如果斗得人都翘了辫子，还叫人怎么改正错误？”伍修权说着说着来了情绪，直指造反派们道：“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都经过了，向你们提一点意见，还是可以的吧。”不料这些话却引祸上身了，康生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后“中央文革”又传达了林彪和叶群的指示：“伍修权是个危险人物。”原来他在东北时支持彭真，得罪过林彪。由于林彪乘机报复，等着这位老革命的，就只能是蹲牛棚，掏厕所，进大牢了。

1975年，伍修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为了掌握罪犯情况，伍修权曾几次去秦城监狱和北京军区看守所。他首先去看了“女主角”江青。通过预设的观察装置，只见江青十分无聊地坐在一张木床上，两只手反复地抚摸着裤子上的折皱，似乎竭力想把它按平整。而张春桥则同他后来受审时一样，靠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伍修权观察姚文元时，见他正在吃饭，还吃得全神贯注，十分起劲。也因为能吃，坐了四年多牢他竟然“发福”了。而这时的王洪文已经推掉了潇洒秀发，成了“板寸头”，从精神上到外貌上都变了一个人。在正式开庭审讯以前，特别法庭组织了几次实战式的模拟审讯，按照预定的程序方案一一进行庭讯，要求秩序气氛都和正式开庭一样。伍修权回忆说：“这虽然有点像在演戏，可是实际上比审真的犯人还难，因为假犯人精神上没有压力，又熟悉案情和认识审判人员，可以钻空子与我们纠缠。”在预演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场不是事先安排的“戏”：那次开庭由第二审判庭审问“吴法宪”，审判长伍修权和副审判长黄玉昆主持审讯。当那位装扮的“吴法宪”到场后，忽然冲着审判席上的黄玉昆说道，在空军时他曾与黄玉昆共过事，两人相互关系不好经常发生矛盾，现在由黄玉昆审判他，可能会乘机进行报复。按法律规定，黄玉昆应当回避。黄玉昆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措手不及无法回答。担任主审法官的伍修权见状，脑子一转马上向“吴法宪”严正指出：“这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选定和任命的，每个人都是受党和人民的委托，按照国家法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报复’问题，因此没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本法庭予以驳回。”他这段话合理合法又义正词严，在场的人都说伍修权不愧为沉着冷静的法官。1980年11月20日，伍修权等来到了正义路甲一号公安部大院礼堂，这里已改建为特别法庭。下午三时，被告人一一出庭。第一个被法警押进来的是王洪文，以下依次是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是倒数第二名，最后一个才是江青。伍修权说，所以这样安排，是考虑到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的症状，很可能会闹庭。果然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最死硬的一个，出庭时还是那样不死不活地被架到受审位置，并且与众不同地穿了一件中式的灰黑旧棉袄，半睁半闭的眼睛时时从镜片后面闪出凶光。最后一个就位的是首犯江青。伍修权回忆说，她进场时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左顾右盼地看看旁听席上的人，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有时还放在背后，好像挺神气似的。开庭后，第二庭首审原空军司令吴法宪。接着是黄永胜，审讯中公开了他与叶群的桃色甚至“黄色”的私通偷情秘闻，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一庭审讯江青、张春桥等人，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伍修权回忆说，江青总是胡搅蛮缠，一会儿反攻说对她的审讯就是“丑化”毛主席，一会儿辱骂证人是“放狗屁”。“当宣读判决书时，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还没等我念出‘缓期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被告席上没有安话筒，江青喊了些什么许多人没听到。因为她正好冲着我，我听到她喊的还是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有什么‘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等。我们的法警一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江青企图挣扎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显得十分狼狈和滑稽，使这个本来十分庄严的法庭，出现了一点喜剧性的色彩。我看到江青还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伍修权回忆此事时还说：“当时我也是太激动了，应该在下令以前，先说一句由于江青违反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才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可惜当时我竟少说了这句话，事后总觉得有点遗憾。”不过那时人们都处于兴奋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细节。

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伍生荣：(公元1918～今)，江西石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九军训练队教员，延川游击队队长，独立第二团团长、参谋、副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绥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营长、教导团营长，第四十一团参谋长、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区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联防军教导旅第三十四团团长，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公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后勤部长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兰州军区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伍国仲：(公元1916～1999年)，四川苍溪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连副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连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三十四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三纵队第八旅第二十三团团长，教导团团长，皖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军区酉阳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后任四川军区江津军分区司令员，云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云南保山边防区司令员，1958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60年任云南省军区思茅军分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跨过中缅边境消灭李弥部万余人的战斗。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64年，伍国仲被晋升少将军衔时，他认为全军没有师职干部授将军衔的，自己也不应特殊。中央军委最终还是授予了他少将军衔，并提出让他在云南、贵州、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或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这几个职务中任选一个，伍国仲因先后七次负伤，病比较重，身体状况差，力辞之。1970年，他离休到河南省焦作市休养。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2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