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国人家谱寻宗路:20多年前家谱是一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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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寻宗
　　重建家风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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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文/山旭

　　中国人的完美世界从来不在天国，而在家庭。

　　如辜鸿铭所称，在中国“真正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是家庭”，而且“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教会，说：‘爱基督。’”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说：“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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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意思，在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则表述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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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经革命与立新，但即使在传统文化最低谷的时期，对于家庭和家风的信仰仍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底层。

　　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对家庭、家族的信仰，作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特征而再度得以申张和发扬，并彰显为民族的文化特质之一。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和家风——它在很多时候直接表现为家族法——维系，其社会基础是宗族式家庭。如学者余世存所形容，当下中国的“家”已经从传统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

　　至于陈寅恪所称赞的“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第一，当今世界已无“士族”“家族”根基，其次，经过数十年西学东渐、国家变化，也很难有“学业之因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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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日中国生成现代家风，既是情非得已，亦是情势使然。

　　现代家风，必然无法脱离中国传统的家族、家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复苏的一个表现，就是渐渐地重新燃起了对家族的认同。千百万人奔波于华夏各地，联络宗亲。

　　这种文化认同，是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外建立的新身份认同。它又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链接，完整构成了一个中国人自大而小、由国到家的坐标系。

　　在中国，没有一部家谱不会牵连国运兴衰、不以大时代变迁为背景；也没有一部正在编修的家谱，会忽略祖先在国运中的角色。

　　中国已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庞大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人重建家风之路也还很漫长——仅仅20多年前，作为家族、家风基础的家谱，还是一种禁忌。

　　及至今天，中国人对于家谱的认识仍然模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可能还是富庶者或名门望族的专享。

　　而寻根者却似乎已在追寻与恢复家谱的艰难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不过，现代国家毕竟将法律和科学、公共教育等作为治理基础，家族与家风则归结至“家教”范畴，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养成的重要途径。至于在传统文化中向无多言的“自由”、“平等”等观点，则需要在现代家风的形成过程中被更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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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何处来

　　死亡，是摆在寻谱人面前的生命常态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斯璇 记者郑秋轶/山西太原 北京 山东新城报道

　　甯长占倒下的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慌忙喂药的老伴，乱作一团的人群，身下被刨得凌乱的泥泞雪地，一切都远得不切实际。只有眼前这村碑，他死死盯着、死死盯着，再也离不开。

　　上书：“明末甯姓由小云南迁至小皂，后老大、老三、老五、老六四兄弟迁此，取名大甯村。”

　　甯长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这一幕：“那一刻，我死而无憾。”

　　作为中国民间修谱人中的一位，甯长占在2003年挖出了关系祖先迁移的关键证据：被埋在地下的村碑。

　　那年刚刚60岁的甯长占老泪纵横，难掩激动，心脏病复发，当场晕厥。

　　人子知分晓，此身何处来。

　　多少修谱人，仍走在寻根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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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执念

　　甯长占永远不会忘记那“神圣的一夜”。

　　2005年，春节前的冬夜，黄帝陵的出山路黑漆漆的，只有手电筒一束孤零零的光柱，寒风卷着枯叶呼啸而过，两侧的高大松柏骤然作响，一片肃穆。

　　心脏不好的甯长占再次心跳过速，强忍着脚被磨破的痛楚，和老伴牵着手，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几公里外的黄陵县县城。

　　下午3点半，两人从1600公里外的辽宁营口赶来。为了第二天一早赶去云贵，甯长占拿着介绍信和身份证，恳求景区管理人员允许他们进入。

　　此行的目的，一是为了搜集此处有关先祖的碑文，二是“身为炎黄子孙”拜谒黄帝始祖。

　　黄帝陵前，甯长占虔诚跪拜，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修家谱的夙愿。老伴打着手电，他把碑文资料用相机一一拍下来。

　　无车、无人，晚10点回到县城……这不过是甯长占近50年寻根历程的一个情景。临走时，甯长占带了一抔黄土，陪伴他走过漫漫寻根路。“这是给我自己的，更是给整个家族的。”

　　甯长占对于家族的兴趣，源自儿时听到的始迁祖甯九德的故事。

　　清顺治八年，山东天灾连绵，甯九德担里挑着儿女、背上伏着双亲，一路经过济南、天津、锦州，逃荒至辽宁营口。

　　甯长占修谱以前，这些故事只在甯氏一族中口耳相传。

　　“我家的家谱早已失传。”这使始迁祖那段搭窝棚居住、给人扛活赚钱、和鸡鸭同用同喝坑塘脏水的艰难岁月，在不同族亲的讲述中变得支离破碎。而且，甯长占这辈还耳熟能详，后代已难言完整。

　　“当初始迁祖为了活命那么拼死拼活，你们年轻一代却一问三不知！”甯长占眼中开天辟地般的祖先迁移故事，就要这么被岁月遗忘了。“这本是我们老甯家的精神，子子孙孙就应该延续下去。”

　　然而，与这个宏大愿望相比，更现实的是，那时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甯氏一族虽然称兄道弟，但辈分混乱，更道不清谁近谁远。

　　对于山西平原的辛存寿来说，修谱本身就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对祖先的敬重，对家族的尊重和传续。修家谱的执念，也被辛存寿认为是从爷爷那里传下的最大财富。

　　“我家上一个家谱是1941年修的，修谱的人全都不在了，谱里记载的人现在最小的也已经70多岁了。”他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祖父辛兆仁联合村中最有文化的长者辛在勤，用两年农闲时间早出晚归，补上了辛氏中断的80年。

　　那一代的家谱主要从碑文中找线索。

　　山西的冬天漫长、寒冷、干凛。秋收结束，辛兆仁拎着水壶出门抄碑，“碑文上都是土，你爷爷得用水一点一点擦干净，再抄下来。他能认识多少字？那就描嘛。一直要抄到清明前。”奶奶摩搓着双手，不知给儿时的辛存寿讲了多少遍。

　　“我父亲一度也想延续家谱，但只读过四年书，实在无力胜任。”辛存寿说，“我开始修谱时，我爸还活着，也帮我张罗统计人数、找资料、校稿子。他死前家谱虽未付印，但初稿已基本成型，他都参与了、见证了，非常满意。”

　　修谱源自一次偶然的回乡聚会，辛存寿和辛在勤的孙女对于修谱的想法一拍即合，“既然爷爷做过同样的好事，这个责任就由我承担下来。”于是2001年他开始行动，“作为孙辈的我们继续来做修谱这件事，这种执著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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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个地下工作者”

　　同样是修谱人，山东新城的王毓棠一直致力于家族仕宦史的考证。他曾整理出一本《新城王氏仕宦录》：“考取功名的有1000多人，文武进士都有。”

　　王毓棠的直系先祖是王象兑。传说，他任陕西米脂县令时，李自成任该县捕快。因办事不力，李被王象兑杖责。李顿足长吁，堂瓦骤落。王象兑叹道，李非碌碌之辈！于是告老乡里。李自成起义后，下任知县被割头祭旗。

　　“这一传说一直在王氏家族中流传，但未见文字记载。”王毓棠觉得，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如果李自成杀了先祖王象兑，就没有我了。”

　　还有五朝元老、官至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的王象乾，“曾与张居正、袁崇焕同朝为官。《聊斋》中的《大司马》也是王象乾的故事。其正史上却鲜有记载。”王毓棠告诉本刊记者，核实这些祖先为官的身份并非唯一目的，他们为官的政绩与造福一方、载入国家的历史，希望可借以引导族人。

　　相较王毓棠和其他人，甯长占是中国民间修谱人中行动的先锋。

　　立志捋清家史的举动始自上世纪60年代末。30岁的甯长占在先祖甯九德墓前明志：尽毕生精力，编写辽南甯氏家谱，以敬祖先。

　　彼时特定的社会氛围中，甯长占开始悄悄寻访。周末独自一人骑车百里，在附近几个县挨家挨户拜访甯姓后代。

　　“你太爷爷、爷爷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相熟人家和他偷偷聊上几句，但稍微谨慎一点的，立刻变了脸色，默不作声开门送客。

　　家里人更害怕受牵连，甚至阻止甯长占出门。

　　“像个地下工作者。”甯长占如此形容。

　　那时他调查目的很简单——先找到老家谱，这样一切就都有了参照。

　　在“破四旧”的冲击中，不懈努力了两年，甯长占终于在近村一户人家得到了被“保密”的老谱——清光绪25年抄录的两本甯氏“宗祠书”，本支系始迁祖甯九德迁移东北后尚存的唯一书证。

　　看到后却如冷水浇头，“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世系表，七八代人名，没有任何具体记载，还是残缺不全的。”他回忆。

　　“家谱记载了家族的历史，有了家谱才能讲清本族源流，才知根脉所处之地。”甯长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真的在这世上存在过

　　翻烂了书，抄薄了本，辛存寿在太原古董市场上无意淘来的一个账本中，发现了许多“我们村不知道的事儿”。

　　比如，某辛氏族人金贵并未出现在本族家谱中，辛存寿却在账本中发现了此人确实存在：他买过的房子、卖过的地，和谁交易过东西，都清晰在册，甚至据此推出生卒年月和时代，“这个人物一下子丰满了，而且和整个家谱联系起来，他真的在这世上存在过。”

　　无中找有、有中挖根，是每个修谱人始终不懈努力的目标。2003年冬天，甯长占终于在蓬莱市小门家镇大甯家村一位长者口中，得知甯氏来源的可能线索——大甯家村村口的村碑。

　　“文革”中甯家庙祠毁坏，此碑成为甯氏来源的唯一记载。可两年前修路，村碑埋在路基里了。现在柏油马路贯通，汽车来来回回。

　　为了打听村碑的下落，甯长占和老伴儿走遍了大甯家村，挨家挨户走访。直到村子外二三里的村口，一家农机修理铺店主终于确认：当年拖拉机把村碑推到了路中央，他叫了十几个人把碑拉到门口垫平土地，便于修农机。

　　欣喜若狂的甯长占扫开20多厘米厚的积雪，借来店主的铁钳和锤子，顺着村碑四周挖起来。

　　长1.45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的村碑被冻土严严包裹。两个小时，甯长占凿得手破了肉，四周土地才终于凿开了缝。

　　经过两个小时擦洗，碑文重现。大甯家村和辽南甯氏的来源，终于一目了然。

　　“为了找碑文记载，年近80的老太太带着我们上山看老坟。”对于寻碑，山西静乐岑城修谱人李俊崙有同样的经历。

　　途中路过死去儿子的坟墓，老太太扭过头去痛苦不堪，助手的脚也被路上的野猪夹子夹得血肉模糊。

　　但是，“家族的凝聚力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碑上的人物记载和我们掌握的资料出入不大，但毕竟是实地考证，更确切。这样的时候太多了。”忆起家族的团结，李俊崙感动至深。

　　找历史资料不易，看历史资料更难。新城王毓棠参加修谱工作之初，难以看懂家谱里的许多字词、人名、地名、官职、制度。

　　“我买来《辞海》查阅，再不解就跑去济南的图书馆请教。”从制诰、司马、三公三孤、六部五寺到科举制度的词条，他整理了整整一大本，“天天干这个，比上班还忙。每天5点起床，10点睡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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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不能停

　　上考祖先可以在历史文献中下苦功钻研，下考后裔就必须通过宗族的共同努力细致统计了。

　　发布倡议书，召开宗室大会，选举直系代表和地区负责人，制定调查名目，反复反馈核实信息，实地调查探访，是修谱的通常步骤。

　　李俊崙厚厚一摞手札中，各式各样的纸张勾勾画画着各种统计信息。

　　40个村子、120个统计数字，16次删改，24次核实，一处存疑——这只是众多统计表中最简单的一页。

　　“每个支系提供信息报上来，有可能不完整，所以一般至少往返三个来回，比较符合要求了，支系自己也确定了，签字认可。”李氏宗族的调查内容细化到每一个人，统计多达14个项目，包括姓名、关系、职业、婚嫁、子女、工作情况、生卒等，甚至安葬地。

　　找人，是寻谱人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

　　“我家电可以停，什么都可以停，唯独电话不能停。光是和我有过电话记录的就有4500人，谈过话的人应该突破1万。”甯长占说，“一个月长途费四五百元，实在出不起了，电信局听说后，把长途费当市话费给我算了，还是要三四百元。”

　　为了寻找宗亲，自司法机关退休的甯长占，找到辽宁省公安厅，请求营口信息管理中心帮助通过系统找寻。

　　一遍遍说明来历、一次次表达请求、一道道请示，最终公安部批复赞同，省公安厅协助甯长占通过内网解决了寻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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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家谱也能活啊

　　“你爸是干嘛的？”“农民，在生产队干活。”“干什么活儿？”“生产队养猪的。”“他是饲养员吗？还是买卖猪的？还是搞饲料的？”这是甯长占调查采访时最常见的问与答。也是所有修谱人最普遍的问与答。

　　“信息覆盖面不是那么大，收集资料速度不尽如人意，有些人不当回事儿，我们只能撇开中间人，自己去调查。”很长时间里，辛存寿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太原和榆次间，来回40多公里。

　　“这个栓恒，我特意写了一句‘侍母至孝’。”辛存寿指着家谱中的一个名字说，“是说他非常孝顺。栓恒小时候，妈妈带着他和姐姐过，妈妈老了以后眼盲，她想吃冰棍，就是水里加点儿糖精、色素的那种，栓恒跑原平县里买去了。路上没有保温桶，用毛巾包着放在茶杯里，回来冰棍全化了，毛巾拧出水来，妈妈喝了。”

　　辛存寿做着拧毛巾的动作，“这些故事都是我采访来的。他没有后人，如果不写在谱里，谁还知道？过几十年，谁还会记得？大家只会说，‘还有过这个人嘞’？”

　　在他看来，相比家谱中一个孤零零的名字，这个记录使他可能对整个家族的风气产生影响。

　　在大量的调查走访中，“大部分族人都是配合的，但一定会有人有疑虑。”“你是不是大款？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得知辛存寿的目的，对方直接发问，“现在没有眼前利益吧？将来也没有吧？我就姓这个姓怎么了，我们没有家谱也能活啊。”

　　“家谱是文化资料，我们应该维护它……”不等辛存寿解释，对方摔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