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老鼠不懂孙悟空
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
但他怕的是被隔离的孤独感。“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然后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刻板印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
此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了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终于,在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
他特地跟记者强调,“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阳和平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他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其他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结结巴巴的,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各地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
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而他们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
尽管在美国长居,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
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也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
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没有哭,她指着信问李维民说:“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而父亲阳早则半开玩笑地说阳和平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阳早惟一有些“奢侈”的习惯,就是喜欢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发明的,把二锅头、白糖和咖啡兑在一起的一种饮料。
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钱似乎成为了惟一的标准和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怀念在之前革命岁月中,大家斗志昂扬、工农一家、齐心协力的精气神儿,似乎都不见了。
1990年春节,农业机械部领导看望并宴请老专家。在宴席上,部长随口问农机院的书记李维民,“咱们农机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样?”李维民回答说:“搞得不错,现在搞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效益不错。”部长点头微笑的时候,寒春站起来说话了。
她用手指着部长说:“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出声,尴尬极了。李维民只好出来打圆场,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很多设备还是在为农民服务的。
“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
与此同时,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记得,寒春八十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寒春和阳早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
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做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差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
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阳和平甚至还跟张耀祖一起去过洛阳的一所技校讲课,“校方只想拍照,用阳和平的大鼻子做广告,但并不喜欢他讲这一套思想———他们还要和企业一起剥削学生实习那一年的劳动力哪。”张耀祖说。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他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