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我的祖父--革命烈士顿祖刚 原载2010年5月28日《荆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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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我的祖父——革命烈士顿祖刚



（原载2010年5月28日《荆州日报》）



    上海松江一座雕塑公园中，河岸边矗立着一根铜柱，历经风雨，却卓尔不群，看一眼就令人难忘。那是新西兰艺术家斯蒂芬·伍德沃德的作品——《河流的记忆》，铜柱寓意孩子们记录潮涨潮落的标杆，象征考古学家探索古代遗迹的路标。我的祖父顿祖刚，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陵县委暨鄂西特委组织委员，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刽子手砍下头颅，抛尸长江。二十六岁的青春韶华在血雨腥风中凝固，从此融铸成滔滔长江边一座青铜立柱，沉默不语，却昂然挺立。

    顿祖刚，字振卿，号中山，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区一个殷实家庭。家中排行老三，娶妻张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九年的时间里，牺牲的共产党员何止千千万万？比起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牺牲者，顿祖刚是幸运的。两份中共党史文献，记录了我祖父为革命牺牲的史实。第一份文献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周逸群在沙市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逸群给伍豪（周恩来化名，笔者注）信》，该信简要报告了当年鄂西特委被破坏的情形：“鄂西特委机关在沙市塌台，党组织遭到巨大打击，大学特委书记张计储、秘书长魏亮生、XXXXXXXXX同志十余人均被牺牲，甚至周学先亦被害。” 因当时秘密信件多用药水写成，该信原件已腐烂，造成多处缺字，我祖父的名字已难以辨认。第二份文献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鄂西特委关于组织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实为周逸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较为细致地向中央说明了鄂西特委机关在沙市被破坏的原因和经过：“特委第一次沙市机关破坏，系地点太久，且不注意自己的行动，被敌人侦悉，致破获两处，牺牲省委关学生（参），特委张计储、魏亮生，CY特委张光杰，江陵县委彭之任、李兆龙、邓振青（即顿振卿、亦即顿祖刚，笔者注）及工人同志七、八人。” 江陵当地方言un、eng不分，常有人将顿姓误作邓姓。周逸群将“顿振卿”写成了“邓振青”。一九五八年前后，经湖北省有关部门会同沙市市、江陵县相关党组织严格调查证明，周逸群报告中的邓振青就是顿振卿、亦即我的祖父顿祖刚。江陵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颁发了顿祖刚的革命烈士证书。

    顿祖刚牺牲时尚无子嗣，生前留下遗言：请长兄将长子过继至其名下为嗣。顿祖刚牺牲五年后，顿祖刚长兄顿祖凯得子顿德枝，按烈士遗愿，过继至顿祖刚名下为嗣，我因此成为顿祖刚嗣孙。民政部一九八四年换发的革命烈士证书正文是：“顿祖刚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烈士证书侧页有简单记录：“鄂烈字第006292号，顿祖刚，1902年生，1923年参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沙市被捕，杀害于沙市红门路，牺牲时职务为‘边委组织委员’（‘边委’应为‘特委’或‘鄂西边区特委’，笔者注），1958年江陵县人民政府批准顿祖刚为革命烈士”，证书接受人为顿祖刚之子顿德枝。侧页还有一栏内容：“已发抚恤金140元。”

    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导致多位党的早期干部牺牲。也许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年代较早，也许在党的历史上属于地方性事件，目前研究成果不多。随着家乡老人相继离世，这一事件的面貌已越来越难以还原。原湖北省江陵县委党史办主任孔干成同志撰写的《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遭敌人破坏的具体时间的考证》一文，确定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农历三月二十。在中共党史中，也有人称这一事件为“五·九事件”。原湖北省汉阳县政协常委郑桓武同志在《张计储、魏亮生殉难记》一文中写道:“中共鄂西特委在沙市四海春酒楼秘密召开会议，会议由张计储、魏亮生主持”。特委机关被侦悉的直接原因是“特委交通被鄂中清乡司令侦缉大队长严某（鄂中清乡司令严敬的侄儿）所诱叛，事先严某已知道了开会的地点”。“参加会议的二十五位领导成员，先后步入四海春酒楼时，已陷于侦缉队的包围之中，及至严敬鸣笛行动时，所有与会人员措手不及，全部落入魔手”。郑桓武同志明确指出捕杀鄂西特委机关负责人的元凶是当时隶属新桂系的国民党第十八军二师师长、鄂中清乡司令严敬。“侦缉大队和军法处妄想用‘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酷吏迫供伎俩，对张、魏等二十五名革命烈士施以酷刑，以致个个皮开肉绽，断腿折肢，但没有一人屈服在酷刑之下，也没有任何供词。”“未及一月，严敬奉‘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的命令，在沙市杀害了中共鄂西特委领导人张计储、魏亮生等二十五人”，指出烈士牺牲的日期大约为一九二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在某地方网站介绍“名人”严敬时有这样的内容：“1928年5月，主持捕杀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张计储等25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拒绝在日伪政府任职，后官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9年后加入民革，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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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网站也零星提及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人民网在介绍“五·九事件”中牺牲的江陵县委领导人李兆龙时有这样的内容：“5月的一天，鄂西特委在沙市四海春酒楼举行秘密会议时，被敌人发现，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不久，被敌押至沙市拖船埠杀害。”由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联合开设的“民族魂网站”介绍张计储事迹的内容时写道:“1928年5月，鄂西特委在沙市召开秘密会议，被国民党鄂中“清乡”司令部稽查大队侦悉，张计储与魏亮生等8人均遭拘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张计储坚贞不屈。不久，敌人把张计储等人押往沙市金龙寺后面杀害。”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介绍“五·九事件”中牺牲的张光杰时写道：“1928年5月，鄂西特委在沙市特委机关以打麻将作掩护秘密开会，不幸被‘清乡’司令部稽查大队侦悉，张光杰及张计储、魏亮生等8名同志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张光杰经受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不肯屈服。最后被就地处决。在刑场上，张光杰等人昂首挺胸，面不改色，英勇就义。之后，敌人残忍地将6位同志的头颅割下来挂到江陵城楼上示众。”上述资料指出，“五·九事件”中被捕的领导人牺牲前曾遭受酷刑折磨，部分领导人的头颅被砍下后曾在荆州城门悬挂示众。

    据我家乡老人回忆，当年鄂西特委领导人被包围的四海春酒楼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红门路附近，是一个三层楼酒楼。鄂西特委成员发现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后，曾与敌人激战，敌人围困酒楼三天三夜，参加会议的人员弹尽粮绝，仍不投降。敌人最后放火并用硫磺烟熏酒楼，鄂西特委领导人被迫从楼上跳下后被捕。敌人在杀害特委领导人前，曾在沙市船运码头召开宣判大会，所以后来有人认为烈士牺牲地点为“拖船埠”。宣判大会上，特委领导人被允许发表临终遗言。张计储在狱中写有诗歌：“蒋贼真阴险，手腕太毒辣，有朝红旗展，全用千刀剐”（资料来源：民族魂网、互动百科网）。共青团特委张光杰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资料来源：湖北建始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据目睹宣判大会现场的老人回忆，顿祖刚以“士尚志”字为题发表演讲，他们清楚记得顿祖刚在演讲中曾十多次提到“士尚志”这三个字。宣判大会后，鄂西特委领导人被押往沙市金龙寺（今沙市南湖机械厂附近）砍头并分尸抛入长江。家乡老人说，顿振卿的头颅被族人送回江陵白马秘密掩埋，行刑的国民党反动团总陈茂名后被江陵县委领导人彭之玉率人处决，另一名行刑刽子手陈敦桥则在土改时期被镇压。

     “士尚志”是儒家的重要思想。经过敌人酷刑折磨后的顿祖刚在牺牲前发表“士尚志”的演讲，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所谓“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每当我想到这一情形，顿祖刚大义凛然而又文质彬彬的形象就复活在我眼前。虽然顿祖刚的演讲原文已无法考证，但我们仍可从“士尚志”本身的涵义，来追忆一个革命烈士临刑前的思想和感情。“士尚志”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说的齐王的儿子问孟子：“作为一个士该怎么做？”孟子说：“应使自己的志行高尚。”王子垫问：“怎样才能使志行高尚？”孟子说：“就是仁和义。杀死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占有，是不义。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仁便是；道路在哪里？义便是。居合于仁而行合于义，一个伟大人物的修养便具备了。”从顿祖刚以《孟子》的“士尚志”为题发表临终演讲，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顿祖刚充满理想、胸怀抱负的情怀，实有骆宾王之高洁、文天祥之遗风。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是合于“仁”、合于“义”的高尚志行。敌人要杀害他和他的战友们，要维护不公平的制度，是不仁不义的兽行。虽然自己就要牺牲了，但因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英雄壮举合于仁、合于义，自己的人格已经达到最高境界，死有何惧？

    顿祖刚生活的上个世纪前三十年，正是中国外受列强欺侮、内政腐败无能、连年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年代。顿祖刚的祖父顿焕礼和父亲顿洁然早年在长江从事船运，都曾参加洪门秘密组织哥老会，从事反对满清王朝的活动，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返回江陵白马。顿洁然在家乡置得一百多亩湖田，先后有了三个儿子顿祖凯、顿祖榜、顿祖刚，大哥顿祖凯比顿祖刚大十岁。全家自己耕种，不请帮工，生活较为殷实。在全家支持下，顿祖刚得以接受良好教育。顿祖刚先读私塾，后到武汉就读湖北省立法科大学（前身为湖北法政学堂），受到当时新文化、新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曾前往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和 “蒋汪合流”相继发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决定派党员干部奔赴农村，组织武装暴动。顿祖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湖北家乡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斗争。

    顿祖刚先在江陵区（包括原鄂中区的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和原鄂西区的当阳、松滋、枝江）发展党组织，组织农民暴动，其长兄顿祖凯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革命。荆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段纪明同志撰写的《荆州地方党组织发展概述》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鄂西特委》两篇论文对鄂西特委组建与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一九二七年九月湖北省委决定江陵区特委并入鄂西区特委，“以江陵区特委为鄂西区特委”，鄂西特委书记为著名工运领袖张计储，特委机关设于沙市。鄂西特委成立后，组织农民革命军攻下江南重镇弥陀寺。顿祖刚参与组织领导并亲历了震动湘、鄂两省的这一武装暴动。湖北石首、荆门、当阳等十多个县也发动秋收暴动。一九二八年初，周逸群、贺龙组织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段德昌在湖北省公安县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陈湘波、彭之玉、顿祖刚等人则在江陵发动年关暴动。湖北国民党军事头目胡宗铎大为震怒，于是在湖北全省部署清乡，镇压革命武装，鄂西特委被迫转入地下。当鄂西特委在沙市召集会议部署新一轮武装暴动计划时，不幸发生了“五·九事件”。

    顿祖刚牺牲后，家人被迫逃离江陵白马，其长兄顿祖凯则继续在石首、白鹭湖一带组织农民武装打游击。周逸群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各县工作情形、与湘西特委关系问题》中提到了顿祖凯：“（石首）县委负责人由屈阳春（农民）、冯世华、田其昌（工人）三同志组织常委，阳春任书记，邓祖凯（农民）、张继阶两同志任候补常委，戴绍鼐任县委秘书。”周逸群报告中的“邓祖凯”就是“顿祖凯”，也就是笔者的亲祖父。顿祖凯在其后的多场战斗中受伤致残，一九三二年返回家乡，随即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为赎回顿祖刚和受牵连被关押的族亲，祖上家产被迫变卖殆尽。顿祖凯后靠行药治病维持生计。顿祖凯于一九七０年在江陵白马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庄严。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遒劲有力，纪念碑南面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说：“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读到这些文字，烈士的后代更能体会到那是一座人民英雄的纪念碑，更能体会到那是一座用无数烈士鲜血铸就的丰碑。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相望的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坎坷、战乱、颠沛、希望、救亡与复兴，见证了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直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见证了“五四”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见证了共和国建设、历史风云和改革开放，见证了过去一百七十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桑。这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也是人民英雄的历史。顿祖刚的壮烈牺牲，只是中华民族英雄历史浪潮中的一滴血。让我们走进英雄，追忆先烈，为我们远航未来增添更大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