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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醒世姻缘传》作者之谜
蒲氏祖孙同著《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第33回提到一个情节，教狄希陈的私塾先生程乐宇上厕所的时候，总习惯用手扳着厕所茅坑边的一株小树。于是，顽劣的学生就将小树从树根处锯开，结果小树不堪先生的重量而断裂，使先生跌进了茅坑里。“就像这样一些捉弄老师的故事，村里的老人都跟孩子们讲过。因此，我最初看到这本书时就觉得很亲切，仿佛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在给我讲身边发生的故事。”蒲泽先生仿佛可以看到那位写书者就坐在淄川区蒲家庄的某间房屋内，不但记录着这里的人情世故，而且把淄川附近的山川河流一一记录在字里行间。晨报记者 李波
秘密就摆在小说的封面上？
香港的陈炳藻先生，在他的《蒲松龄也是西周生吗？》一文中，说出了自己读此书的困惑：“《姻缘》是由完全脱节的故事硬凑起来。”他曾引用胡适先生《醒世姻缘传考证》中的话说：“《醒世姻缘传》最大的弱点正在于……把两个可以独立的故事硬拼成一块，结果是两败俱伤。”陈炳藻先生与胡适先生同样意识到了小说中两大主线故事的独立性——前20回与后面的章节在衔接上有明显的不合谐。
蒲泽先生阅读《姻缘》20余遍的灵感，引发了他给此书前20回“雅驯”、后80回“泼辣”的矛盾，做出了一个异乎常人的推断：“胡、陈两先生一定没有想到，此书或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蒲泽先生认为，这部小说应该是由生活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经历的两位作家完成的。“你看，此书为何署名西周生‘辑著’，而不直接署名西周生‘著’呢？”
曾为中州书画社铅印本《姻缘》作过校点工作的张万钧先生认为，“既是‘辑著’，则不同于‘撰著’，必定有其特定的含义……考‘辑著’之意，或许能窥探本书形成的过程”。1985年夏，蒲泽先生与张万钧先生曾笔谈竟日，张先生的想法让蒲泽先生眼前一亮。
只要找到封面上为何署名“辑著”，不就能对找到作者是谁有所帮助吗？这么说来，本书作者的所有秘密，其实就在封面上。
神秘的东岭学道人会是谁？
蒲泽先生在直觉中感到，《醒世姻缘传》署名“辑著”一词，大有深意。这说明，书中既有“辑”自他人的成分，也有自“著”的内容。
蒲泽先生还注意到了，《姻缘》卷首“弁语”之后的一篇《凡例》。这篇《凡例》，是由一个署名为“东岭学道人”的神秘人物所作。如同对西周生一样，人们对“东岭学道人”，同样知之甚少。
蒲泽先生说：“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凡例》，它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实际意义上的凡例；二是本应以‘跋’或‘序’的形式出现的有关本书演变的几点说明，即东岭学道人题写的附言。这则附言文字虽然不长，但其价值却非同小可。”
《凡例》中提到，“原书本名《恶姻缘》”，为使“世人从此开悟”，“劝将来君子开卷便醒，乃名之曰《醒世姻缘传》”。其中还提到，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武林”和“白下”分别是杭州和南京的别名。蒲泽先生认为，“传自武林”和“取正白下”，是明白的告诉人们，《恶姻缘》曾在以上两地刻版梓行过。
对这则《凡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理出头绪。可蒲泽先生从这段话里，却品出了“弦外之音”。他认为，将《恶姻缘》衍生成《醒世姻缘传》的就是西周生。那么，作《凡例》的那个神秘人物“东岭学道人”，也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姻缘》的署名作者西周生。蒲泽先生说：“我估计‘东岭学道人’可能是蒲震的别号，或者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而故布的疑阵。”
但是，这样一来，却引出了另外的一个疑问：“如果是西周生改写了《恶姻缘》，那么《恶姻缘》的作者又是谁呢？”
祖孙同著一书？
“我通过反复考证，断定西周生就是蒲震，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论《恶姻缘》的作者应该就是其祖父——那位曾在浙江金华做过三年县太爷的蒲瑞先生。”蒲泽先生说：“《姻缘》的前20回与后80回所用的方言，尽管书写习惯大有不同，但‘发音’却完全一样。”这说明，作者既非同一人，又说明两位作者是生活在同一地。
《姻缘》第6回曾转录了一幅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这是明崇祯帝祭奠洪承畴的挽联。能将挽联写进小说，肯定在崇祯之后。据此，蒲泽先生推断，《恶姻缘》的成书，最早不过顺治初年，最晚也晚不过康熙二十年。
蒲瑞生于明万历末、天启初,他不仅在《姻缘》的刊刻年份和地点上符合条件；且其本人就“好学潜修，为世名士”，这也具备了创作《姻缘》的能力。
蒲泽先生认为，《姻缘》前20回，应该是出自蒲瑞之手，这也就是此书为何署名西周生“辑著”的原因。如此大胆“借鉴”别人的作品，本有抄袭之嫌，但辑录祖父的作品，就自可另当别论了。
蒲泽认为，“西周生之所以不必声明‘辑’自何处，就是因为他觉得，辑的是他祖父的作品。”
(下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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