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的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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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孔子的民族观  吴连庄
（长江大学历史系，湖北荆州434023）
摘要：孔子是儒家民族观的拓荒者。他民族观的来源与华夏民族的产生、形成相关；同孔子个人成长经历、家族背景和鲁国深厚的传统礼乐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四夷交侵华夏”的局面也在孔子民族观形成中留下烙印，此外周族的成长历程也对孔子民族观的形成有影响。这些因素使孔子民族观既表现出维护华夏正统的保守一面，又呈现出重礼乐教化的积极一面；另外孔子还十分重视贤人、统治者的示范作用，认为这是进行教化的很好方式。其中以文化分而非血统分华夏与夷狄是孔子民族观的显著特征，夷狄进于礼乐者为华夏，华夏变俗夷狄者为夷狄。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荀子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民族观。在秦以后，孔子“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思想更趋于明显，但日趋融合是一大历史趋势，孔子的民族观也为各个时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孔子民族观礼乐教化历史影响

一、孔子民族观形成的背景
1、春秋及其以前的民族背景
华夏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联合形成了炎黄部落联盟，然后一道击败了蚩尤、九黎等少数民族部落，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黄帝成了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的盟主，炎黄部落联盟就是华夏族最早的雏形，以此为基体华夏民族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夏商周三代才形成的，仅指华夏族统治的几个中心地域国家。与之对应的是“天下”和“四方”，分布着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五大民族集团建立的众多国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尚书?虞书》、《尚书?夏书》中常有“万邦”、“万国”之称，《后汉书?郡国志一》注引《帝王世纪》曰：“逮汤受命，其能存着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尚存前二百余国……”可以看出，伴随着历史的前进，国家数目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国家的减少必然是由区域的不断统一、民族的不断融合而引起的，华夏民族不断壮大，文明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五方格局。
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商代已经实行了内外服的官制。传世文献最早关于内外服的记载可见于《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2]内外服是以王畿为界而划分的，服：服事天子；所谓内服是指王畿内为天子服务的百官，外服是指服侍周王的诸侯。《酒诰》所记虽是周事，但根据近代学者对出土甲骨文和其他出土实物的研究，可以确信的是内外服制度在商代就已实行了。商周两代所实行的内外服制度，具有共同之处，它都是建立在对王朝纳贡、遵命服役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都是按照王国和诸侯分为内外两个系统。此外，《尚书?禹贡》、《国语?周语上》、《周礼?夏官?大司马》等，还依据离王畿的远近、各服之人负担及受教化的程度对外服又做了具体细分，如《禹贡》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国语》分为甸侯宾要荒五服，《周礼》化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八畿。不管是“五服”还是“八畿”,都是中央王朝根据诸侯蕃国距离王畿的远近以及对它们控制力的强弱来划分的，这种制度是基本符合实际统治状况的。
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外服”或“五服”制度是带有一定的地方行政管理区划性质的，它与王朝直接控制的王畿（内服）一道构成了国家的“天下”。按照这一体制，内服以天子所居的王畿为中心，外服包括拱卫王畿的各华夏贵族所建立的侯国，最边远地区是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此即少数民族所居之地。内外服制度，形成了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在这种制度下，也自然形成了最初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民族观念。这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