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上个世纪初，济南面粉工业迅速崛起。1913年至1923年的十年间，先后有十余家面粉公司逐鹿商场，年产面粉800余万袋，总产值约占全市的一半，成为当时全国面粉业六大城市（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哈尔滨、长春）之一,产品畅销当地及黄河下游，并远销北京、天津、青岛、烟台和河南、苏北等地。在济南面粉业的十强争雄中，苗杏村、苗星垣为首的苗氏集团以过人的胆识，深远的谋略，咄咄逼人的攻势，迅速实现骨干膨胀，跨业经营，异地扩张，集团发展，拥有企业十余个存量资产达数百万元，一举成为山东商界霸主，执同业之牛耳。今天，我们探索苗氏集团快速发展的轨迹，仍有一定得现实意义。
审时度势
独领风骚
苗杏村（1871——1941）名世远，字杏村，以字行世。后被人称“大苗“,当时山东工商界的鉅子。民国初年即任济南粮食同业公会会长。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30年任国民议会代表。1934年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翌年，任省政府参议。他首创成丰、成记、成通、成大等面粉和纺织企业，曾任董事长。电视剧《大染坊》中的苗翰东，即以苗杏村为原型。山东桓台县索镇人。幼时家贫，无力读书。十二岁就在家乡学做小买卖，十五六岁起又在索镇、羊家沟之间用毛驴送客赶脚，靠“两条腿的本钱起家”。几年后略有积蓄，便与人合伙开油坊。1906年来济南洛口，合伙开设粮栈。1910年在洛口开办公聚和粮栈，苗杏村任经理。两年后又在济南的商埠经一路建立恒聚成粮栈，代客买卖粮油，生意十分活跃，两年即获利四万余元，为原始积累的五十余倍。他的堂弟苗世德(1891——1958）字星垣，也以字行世。时人称他为“小苗”。在苗氏集团的发展过程中，苗杏村是开拓者，苗星垣则是中流砥柱。1910年，他由苗杏村介绍来济南，先当粮栈伙计，后被聘为副经理。1920年与人合伙组建同聚长粮栈，任经理。1922年他与苗杏村等合建成丰面粉公司，首任经理。1931年与表弟创办文德机械厂。1936年又在西安建成成丰面粉公司分号。1954年率先参加公私合营，1956年任济南粮食工业公司副经理，济南市政协常委。他的胞弟苗海南更是一个传奇人物。苗海南（
1903——1966）名世循，字海南。他从小聪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28年赴英国留学，专攻纺织。1932年回国参加创办成通纱厂，任经理兼总工程师。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代表公司捐献战斗机两架。1954年他认购建设公债80亿元（旧人民币），支援国家建设。担任过副省长，是山东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一、二、三届副主席，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山东省工委主任。毛泽东主席曾接见过他。苗杏村、苗星垣、苗海南奋力搏击，各显神通，驰骋商海五十余年，终于打造了盛极一时的苗氏集团，成就了一番事业。
从1906到1923年的十余年间，苗氏企业在粮油贸易中大显身手，经营如火如荼，其奥妙何在？——首先，审时度势，抢抓机遇，果敢决策，既是军事家百战不殆的秘诀，也是企业家创业的要术。纵观苗氏企业当年投身粮油经营，先从索镇起家，再在洛口立业，并到商埠拓展的三部曲，无不表现出苗杏村的远见卓识和应变能力。从当时的经营环境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粮食短缺出口锐减，这给我国的市场创造了难得一遇的发展空间。此时跻身粮油经营，可以说是占尽天时，抓住了机遇，独具慧眼。进军洛口，又是妙棋一招。济南是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粮油商品的集散地。那时，铁路公路运输很不发达，大宗商品长途运输主要靠水路。洛口在黄河南边，是水陆码头要冲，大批粮商云集，来自黄河、小清河流域的大量小麦也汇集待售。占据洛口就得了地利。挥师商埠，更具战略眼光。上世纪初，济南开设商埠。随着胶济、津浦铁路通车，商埠一带日趋繁荣。火车站以南、经一路一线，逐渐取代洛口，成为新的粮油贸易中心。苗氏的"恒聚成”地处商埠，房舍宽敞，“住客经常在二百家指之数。”苗星垣的“同聚长”也坐落经三路纬一路，独揽东北粮商。良好的地理环境成了日进斗金的聚宝盆。
其次，经营灵活，恪守信誉。别看苗杏村大字不识，外貌憨厚.但他大智若愚，颇有经营头脑。占据商埠后，为了广开货源，他东进南下，沿津浦、胶济两线设立分庄三十余处，既代客买卖，也自购自销，左右逢源。讲求信誉，待客殷勤。当时粮栈主营花生米，客户多为广东出口商。对这种贵客财神，他服务周全，费尽了心机，陪他们吃喝玩乐，牢牢抓住不放。但信誉为本，却放在首位。1915年，广东商人的龙头老大罗叔义（丹麦宝隆洋行买办）一行十人来济采购花生米和生油，慕名入住恒聚成粮栈。一次，广东客商订购一批花生米期货，收货时价位暴涨，有些粮栈就以次充好，掺杂作假，客商对此十分焦虑。苗杏村明知这批货要赔，但想到丢掉客户今后损失会更大，于是慨然承诺：“保证按规格如期交货，一切损失由恒聚成听着。”事后结算净赔十余万元，但却取得广东客商的更大信任。苗杏村能独揽广商生意长达二十二年，年均获利四万余元，并且占据花生米交易的头把交椅，使济南商户无不仰其鼻息，甚至连博山、泰安、滕州、徐州等地的行情价位也惟其马首是瞻，足以证明苗杏村的确经营有道，其道非常。1915年，有“面粉大王”美誉的无锡面粉公司经理荣宗敬要求恒聚成代购小麦200车，30天运到。苗杏村准时交货，荣宗敬非常高兴。两年后他来济南建面粉厂，苗杏村协助选址、买地、建厂、安装设备，让荣宗敬感激不尽，结下深厚友谊。
三是，信息灵通，处处抢先。信息就是效益，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能否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往往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存亡。对此，苗杏村、苗星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做法。他们在胶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及重要的粮食集散地设立分庄四十余处。夏秋之际派人实地调查，预测丰歉。新粮登场后，“各地报告行情的函电日夜交驰”。对于来自各地的函电，苗星垣都一一仔细批阅，从不假手他人。在当时通讯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同聚长不惜血本，在邮局有专设信箱，电话局有定时长途电话，粮关上设有自用专线电话。行情一变几十分钟就能通知各地。这样就能准确把握战机，处处抢先。一次，苗星垣给徐州坐庄人发电，让他们次日到达开封报告行情。从复电中发现这人晚到一天。他马上电召回济严加训斥。他说：“做买卖就要抢时间，去晚了不跟没去一样吗！”这人受到停职处分，几个月没派他外出工作。1925年恒聚成在蚌埠买到600吨元豆，尚未发运，济南豆价就下滑。此时，济南的一家粮商也在那里收购，但信息不畅。于是恒聚成的人马上原价转让出去。结果，豆子运到济南后，这家粮商赔了数千元。两年后的年底，同聚长粮栈在蚌埠购存小麦数百吨未能运出。次年二月各地粮商仍在那里抢购。苗星垣根据各地函电行情，判断麦价将转疲，当即通知坐庄人员便宜行事，赶快出脱。这批小麦出售后，果然价格直线下落，同聚长非但没受损失，反而卖了最高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信息的威力在大苗、小苗的妙用下，发挥了巨大作用。
粮油贸易的成功，为苗氏集团掘得了第一桶金，积累了可观的资本，从而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办实业
工商并举
《孙子兵法》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有战略眼光。他不仅注重企业的现实经营，更应放眼未来的长远发展。在“五四运动”前后，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苗杏村就曾萌生建面粉厂的念头。1918年起，他先后投资两家面粉厂。但是，“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在合作过程中，他与其他股东矛盾重重，壮志难酬。于是，1921年他毅然决定联合苗星垣等人自己创建成丰面粉公司。他看到，当时的几家面粉厂获利甚丰，自己也通过投资办厂摸索到一些经验；再说，多年的经商不仅积累了资金，在小麦采购上更是内行。在公司创办过程中，二苗各展才智，借风使船，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借资金。创建伊始，股东集资仅7.5万元，远不足用。苗杏村与荣宗敬在商业往来中建立了深厚友谊。于是他请求荣宗敬帮忙从外国赊购磨粉设备，从而解了燃眉之急。二是借经验。1916年荣宗敬来济南建厂时苗杏村鼎力相助，参加了全过程，可以说对建厂的程序步骤、项目要点都了然在心。当时，荣宗敬曾力邀他出任经理被他婉言相辞。其实，苗杏村自有建厂的打算。但是，这个机会却让他免费学到了日后建厂的宝贵经验，少走了弯路。三是借技术。建厂的筹划施工由苗星垣为主。他幼年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勤奋好学。为了办厂，他到当时的齐鲁大学旁听数理化课程，还订阅了一些技术书刊，努力学习技术。施工中，他与工人一起打地基、搬砖瓦、安装设备，从实干中学本领。1922年8月成丰面粉公司开业，大苗任董事长，小苗任经理。公司日产等级面粉8.8万斤，当年赢利7.5万元。随后陆续扩大规模，到1930年日产达35万斤，拥有磨粉机25部，职工600余人，均居济南面粉同业之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沿海一带面粉厂如雨后春笋，造成产能过剩。于是，苗星垣把目光指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寻求异地扩张的路子。1935年起，经过两年的筹划，募集资金200万元。1937年乃在西安购地百余亩，仅用八个月就建成西安成丰面粉公司，日产面粉35万斤。四是借东风，即抢抓机遇。创办成记面粉公司就是苗杏村巧借外力，运营资产的经典之作。建于1920年的民安面粉公司原为北洋军阀靳云鹏发起，后有“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投资，董事是将军，管理是军官和县长。经理到公司，传达必须高喊“大帅到”，职员则站班行礼，非常可笑。他们只会摆官架子，哪会办公司？不到十年不仅赔上老本，还欠银行贷款六万余元，1929年被迫倒闭。这一天赐良机，大苗岂能放过。经人说项，他租借民安的全部设备，组建了成记面粉公司。因设备损坏严重，双方议定：修机费由成记垫付，从租金中抵扣；租借费按实际产量计算，产粉一袋交租费四分。投产后仅八个月就获利四万多元。由于修机费达15万元，所以出租方一年半载拿不到租金。而银行追缴欠款本息甚急，民安又无力偿还，法院判拍卖民安的抵押物：营业室、原粮仓库及附带地皮。这样的拍卖，当然无人竞拍。可对苗杏村来说却是鲸吞民安的机会，遂以八万元买下。之后，他立即向出租方提出重新计算租金。因为按原合同，成记租借的是民安的全部固定资产，现在部分产权已易主，重议租金理所当然。这一手把民安逼入绝境：再减租金，收入更是无期；收回自办，又无能力；卖与他人，成记从中插了一腿。走投无路，只好将101万元的全部股权，忍痛作价30万元转让给成记，三年分期付款。就这样步步为营，环环相扣，仅以53万元的代价，吞并了民安，而且这笔款中有一部分是用民安的设备生产获得的利润。成记公司组建的当年，除弥补以往的损失外，还盈利35万元。
苗氏集团适时的将经营领域由商业进入工业实现了工商并举，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拓展领域
多角经营
多角经营战略，是指企业通过开发新产品打入新市场，或通过新产品和新市场结合的方式，向多品种经营发展的市场战略。它可分为水平式、垂直式、斜行式、集成式等四种。其中，集成式是指与企业现有的商品和市场无关，完全在新的商品领域和市场领域中寻求企业发展的一种经营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有利于企业抓住外部环境提供的各种机会，加速发展。特别当企业原来的经营受到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时，能使企业转移经营重点，寻找新的机会，所以经常为企业家运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苗氏集团先后创办成通纱厂、成大纱厂和麻袋厂，正是运用了这种经营战略。并业绩斐然，引世人瞩目。那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掠，反动政府的压榨，同业之间的竞争,致使济南的面粉业危机频现，全市十家面粉企业有四家倒闭，其余六家大多“暂维现状”，经营惨淡。苗氏的成丰公司虽然“影响所及稍为次之”，但也“银根吃紧”，仅“开机三分之二”。然而，彼时的济南的纺织业却商机涌动。济南是全国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大量原棉外运，棉纱又靠外地输入，全市仅有的一家纱厂正濒临破产。此时进军纺织业势必有利可图。正是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苗杏村，苗星垣决定联手建纱厂，开创新天地。
创建成通纱厂时，大苗、小苗筹集股金75万元，再求荣宗敬担保，向英国怡和洋行赊购一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另外由成丰铁工部自制细纱机四十台和其他机器配件。1933年5月投产，1937年扩充到19600枚纱锭，年产量达14000余件。成通建厂速度之快，发展之猛，苗星垣，苗海南兄弟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苗星垣就有创办纱厂的梦想，所以他支持三弟苗海南报考南通纺织学院，1928年又送他赴英留学学习纺织专业，从而培养了后备人才。1932年苗海南学成回国，稍事休息即赴青岛日商纱厂考察学习。日商经理怕技术外泄不让进厂，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身穿工作服化装进车间，仔细查看纺纱工艺流程和关键设备，并把日厂的管理办法、操作规程、机械装备分别用图、文记录下来。他还通过朋友结识和联络了在纱厂做工的二十名技工、熟练工，来成通工作。后来，他又把二十名新工人送到青岛一家纱厂培训。成通投产后，这批人都成了师傅和骨干。“大染坊”的“小六子”的高招，大概源出于此。
1935年，军阀主办的济南鲁丰纱厂倒闭，1600余名失业工人连日到省府请愿，要求复工。省主席、“逃跑将军”韩复渠怕闹事，极力促使苗杏村让成通租赁鲁丰。1937年银行拍卖鲁丰的全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苗杏村又采取买民安的手法，以85万元的低价把鲁丰全部买下，成为苗氏集团的又一纺织企业，即成大纱厂。
苗氏集团还运用垂直式多角经营的思路，凭借自己拥有纺织企业和面粉公司，原料和产品销出都没问题的有利条件，开办了麻袋厂、面袋厂.他们生产的面袋质量高价格低，不仅满足了自己生产的需要，垄断了济南市场，同时还扩展了张家口、邯郸、蚌埠、郑州、南京的业务。
正当苗氏集团经营发展大展宏图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卢沟桥的炮声不仅让苗星垣、苗海南破灭了挺进大西北建立纺织厂的美梦，也使苗氏集团从此陷于灭顶之灾。1937年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此前，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公然抢掠苗氏企业的二十余部卡车和十余万包小麦。此后，在半年内，日军对成丰、成记、成通、成大强行军管。1942年，日军又胁迫苗氏实行“日中合办”。名曰“合办”，其实与军管无异。在“一切经营管理权由日方担当”的合同规定中，苗氏苦心经营的企业完全被侵略者吞并。苗杏村在惊恐和痛苦中于1941年含恨辞世，苗星垣、苗海南也只能对天长叹。抗战胜利后，虽然几经周折苗氏企业又物归原主，但三年内战，风雨飘摇，步履维艰。直到新中国成立，终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苗杏村
苗星垣
苗海南
做成一番事业，领军人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纵观苗氏集团五十余年的发展史，其代表人物就是抗战之前苗杏村、苗星垣的“双峰并峙”，抗战之后苗海南的大放异彩。当然，还有日伪时期充当伪“商会会长”的苗兰亭。这里主要谈谈苗杏村、苗星垣和苗海南。
苗杏村是苗氏集团的开拓者。民国初年，他在商界逐渐名声鹊起，后任粮业公会会长长达二十余年。曾任省府谘议、参议，社会声望很高，与当权者来往很密。他长于社交，与银行、同业及各界均联系不断。他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办过小学、女校，出资修桥、浚河，开粥厂，购义地，设收容所。这些举措都为他的经商办厂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过多的社会活动也牵扯了精力，对经营企业有所影响。此外，对后备人才的培养缺乏战略眼光，经营理念和能力未能与时俱进，以至在成丰、成通建成后，他虽任董事长，却“徒有虚名”，“连个练习生也推荐不上”。其中自然还有其他原因，但他的弱点显然是一个方面。他亲自掌控的企业，在他辞世后也逐渐衰败，与此也不无关系。幸好，小苗出现了，把苗氏集团推向了另一顶端。
在苗氏集团由粮油贸易向面粉、纺织领域延伸的转折时期，苗星垣起了关键作用。早年，他也热心社会活动，曾任赈务会车务处处长、黄河下游局局长。后来逐渐悟出“交官贫”、“进官场不如进商场”，遂一心扑在了经商建厂上。他深谋远虑，作风扎实，极重人才的培养，是个出类拔萃的实干家。他始终干在第一线，洞察业务的方方面面。成丰面粉公司的发展壮大、进军西安建分公司、创建成通纱厂，他都居首功。他还具有自力更生意识。成丰公司建立后，他专门设立铁工部。后来依靠这个铁工部，通过消化吸收，自制了六台磨粉机，扩大规模。西安建新厂，也靠它自制了二十四台磨粉机及配件。成通纱厂建立，还是靠它承制四十台细纱机和其他机器配件。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对下属要求很严，但有人情味。一次，铁工部的一位师傅去西安修机，苗星垣派人家访发现，她的女儿病重，家里也没钱买粮，苗立即派人送去钱粮，还用自己的洋车拉孩子看病。他为培养技术人才不惜血本供三弟赴英留学，还送他的四子去美国学电机制造，为涉足电机制造业做人才准备。他不愧是苗氏集团的领军人物。
苗海南则是留过洋的新一代技术行实业家。他视野更加开阔，又是行家里手，驾驭企业，游刃有余。成通纱厂成功后，他与其兄打入西安建面粉厂、纱厂。面粉厂建成，纱厂却因日军入侵而未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受”委员会企图占有成通纱厂。苗海南据理力争，终于物归原主。但横征暴敛，无尽无休。对此，苗海南深恶痛绝。1948年他曾作诗一首：“兆民方苦乱，九锡一何荣。借问行路者，何如袁项城！”严酷的现实，让他感到前途迷茫，就像一片“孤云”，一任寒风吹散，漂流“西东”。1948年5月他偕夫人崔永和去台湾，回上海后通过朋友见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到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毅然放弃赴台，回到济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如今已事异时移，往事却并不如烟。苗氏集团的业绩已载入史册，占据它应有的位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