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焦虑”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评柏定国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

少爷

张恒学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发生和发展，既具有中国现代民族的特殊性，又具有某种国际的共性。“我国新文学的革命思潮，始终与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联系，……建国后文学思潮的流向、起伏，无不受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制约。这不一定是中国独有的特殊情况，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不过在我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文艺理论界对中国文艺思潮的本质特征，尤其是铸成这种特征的“动因”的研究也不断深化。这种深化即是追根溯源，即是由表面现象的勾勒，不断向社会深层、历史深层、思想文化深层掘进，虽然这种掘进是缓慢的、可资欣慰的东西也是并多见的；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受到文艺理论界格外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柏定国的新著《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论（1956—19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史论》）就是这一课题研究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创新；有创新，才有学术的发展。《史论》的创新主要在于，把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及其表现形态放在“毛氏焦虑”这个全新的概念下加以观照、透视，这就使得“思想史”有了一种新的阐释。“‘毛氏焦虑’的提出是近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领域乃至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具有原创意义的成果之一。”（董学文：《史论"序》）

《史论》把研究的时间范畴重点放在1956—1976，这20年是中国社会大震荡的时期；从文学的意义上说，也是政治对文学的绝对驾驭取得了彻底“合法性”、并构成后者本质特征的时期。由此，对“最突出地反映了当代文艺与当代政治的同构关系”的
“修正主义”批判运动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史论》的主要任务。

现象是外在的历史，理论的意义在于对“根”的探寻与论证。从“毛氏焦虑”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从一个方面使其因果关系更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始终是与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当代，这种联系走向极端化，文学实际上成了政治的派生物，文艺思潮实际上也是政治思潮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也只能生长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这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必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文艺思潮的研究，只有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相联系，才能更合理地确定它们的真正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史论》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提出“毛氏焦虑”这一理论观念的。“面对世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格局，毛泽东不可能文艺淡化文艺的政治使命。同时，面对如此重大、艰巨的革命重担，革命家毛泽东从此陷入深重的焦虑之中。我们可以将这种源于革命的焦虑命名为‘毛式焦虑’。”（《史论》第18页～19页）这里的“毛氏焦虑”，实际上就是在新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焦虑”在文艺上的表现。

1956年—1976年，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诉求最强烈的时期，也是把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想象得最严重的时期，因此“毛氏焦虑”格外鲜明突出也势在必然，这就是《史论》反复论证的“对私人空间的焦虑”、“速度焦虑”以及“影响焦虑”。

《史论》正是抓住了这一肯綮展开论述的。
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情感化的激愤而显示出的“正义感”，而在于科学的论证凸现出的逻辑力量。《史论》拒绝流于时过境迁的简单化贬斥，而将其理论阐释建立在严肃的理性剖析上，首先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现出的“现代性”“焦虑”的政治与文化深层探寻上。论者清醒地意识到，“当人们刚刚跨入新世纪的当口，对过去的百年的反思热情势必取代对痛苦经验的简单贬斥。”如果不将毛泽东思想纳入“现代性”的范畴加以分析，那么，对历史的检讨，“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般的专门史或者现实政治的教义宣传。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做过、今天不愿意再做的。”
因而，《史论》指出，当年的“两条路线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存在于现代性之中一对矛盾；是现代性的破坏性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最真实、最具体的表现。”
“毛氏焦虑”则“最集中地反映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中——在最严肃的批判过程中，流泻而出的是意义层面的种种焦虑。而毛泽东，则几乎可以看作是‘毛式焦虑’的源点。只有深入他那超凡的理性世界，我们才能把握‘毛式焦虑’的衍化背景。”

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共命运的。《史论》的上篇“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及其运动的整体审视”，就是通过对建国后，尤其是1956—1976年间的文艺运动的审视，论证了“毛氏焦虑”对当代文艺运动、文艺思想的巨大影响与制约，从而决定了中国当代文艺运动的种种现实形态：从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到建国初期的三次重大的文艺批判运动，为后20年的开辟了“合理”的道路；1956年以后三个历史阶段风起云涌的文艺运动，也都可以在“毛氏焦虑”中找到政治与文化渊源。在这里，《史论》对“史”不是作简单的描述，而是“论”的依据，所以避免了洋洋大观的史实铺陈；“论”是“史”的归宿，是全书的最终目标，所以像灵魂一样灌注于史实之中。显然，《史论》的学术意义不在前者，而在后者。

《史论》下篇“个案分析”，所论的对象是冯雪峰、邵荃麟、周扬。他们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三个人物。他们的文艺活动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迹。他们的命运却都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具有时代的典型性。对他们的论述实际上是对一种个性化历史的论述。他们的叱咤风云，他们的悲剧命运都是与中国文艺的革命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同“毛氏焦虑”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史论》从“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艺中的命运的角度，来论述这三个人物的理论历程及其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也就是抓住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中的一个根本特征来展开的，这就同一般性的论述有了区别，显示出了论者的理论特色。

这几篇个案文字早已见诸报刊，并受到了重视与好评。
还值得一提的是，占全书很大篇幅的“附录”——“中国文艺重大问题纪事年表（1956—1976）”，这是柏定国多年研究的积累，尤其是花费很长时间，有时在资料丰富的图书馆一蹲就是几个月，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整理出来的，具有资料性价值和学术性价值的研究结晶。——这方面的成果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多的。它同《史论》前面的论述文字浑然一体，更增添了著作的丰富性。

总之，《史论》给予我们的是学术的新鲜感、深度感、丰富感。
柏定国是一位年青的博士、教授，十几年来在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总是力求站在理论的前沿。他的《史论》给文艺理论界关于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又提供了一部可资欣喜的新篇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