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

novamama

从网上看过林语堂的《读书的艺术》，便被先生精辟独到的思想见解所吸引。

于是，我便从当当网里购买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此书实属一本抒情哲学。现在才知，《读书的艺术》，只是《生活的艺术》中一个小小的章节。同样，现实生活中，读书也只是生活之中众多乐趣之一。

全书行文自然亲切。晚间，我靠在床头读此书，先生之于古人的崇敬，然又以悠然闲适中娓娓道来生活之哲理与生活之中的诸多情趣，仿佛先生手持烟斗，笑呵呵地，就这样坐在我对面向我述评人生。能有如此殊荣与这个智慧的长者谈话，该有多么令人兴奋啊。先生大胆的构想、诙谐的谈吐，几令我捧腹。这种精神的沟通与交流，使我快活，又时常令我陷入沉思。

先生引经据典，话古论今，发人深省，总会在不经意间给我如梦初醒的感觉，之后又使我渐渐沉醉于其平实而又耐人寻味的言辞之中。

将我们平常且有些繁杂的生活冠以“艺术”的称谓，并以艺术的视角来谈生活，生活之种种乐趣在先生看来无穷无尽。

常会遇到一些纷繁复杂的事务，适时调整身心状态，不浮躁，不颓废，更达观地面对挑战，困难于我，已然有了战胜与征服的趣味。以艺术的角度看待生活并享受生活，生活是多么美好！

先看先生写于本书之自序，我便无法放下此书了：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身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以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如此的悠闲、旷达，能有几人呢？想起博友绿鸟巢的一篇博文：在草地上有感于朋友与草、土地亲近之时的澄澈透明的心境。

先生又道：
“我颇想用柏拉图的对话方式写这本书。把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日常工作中有意义的琐事安插进去，这将是多么自由容易的方式。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并不如此做。或者是因我恐怕这种文体现在不很流行，没有人喜欢读，而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阅读。我所说的对话，它的形式并不是像报纸上的谈话或问答，或分成许多段落的评论；我的意思是指真真有趣的、冗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中间富于迂回曲折，后来在意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仍旧回到原来的论点，好像一个人因为要使伙伴惊奇，特意翻过一道篱笆回家去一般。我多么喜欢翻篱笆抄小路回家啊！至少会使我的同伴感觉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四周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总不敢如此做。
我并不是在创作。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虑过，表现过；我从东方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常了。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它们所以能在我的生命里生根，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些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表现那些思想的是什么伟大人物。
我的思想并不怎样深刻，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 谦逊！
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便不辩孰是孰非了。 真如此。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倒反而不怕写一本哲学书。观察一切也似乎比较清楚，比较便当，这在正统哲学家看来，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种补偿。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所用的字句过于浅俗，说我写得太容易了解，说我太不谨慎，说我在哲学的尊座前说话不低声下气，走路不步伐整齐，态度不惶恐战兢。现代哲学家所最缺乏的似乎是勇气。但我始终徘徊于哲学境界的外面。这倒给我勇气，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下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一种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会表示默契。用这种方法树立观念的人，会常常在惊奇中发现另外一个作家也曾说过相同的话，或有过相同的感觉，其差别只不过是它的表现方法有难易或雅俗之分而已。如此，他便有了一个古代作家替他做证人；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久的朋友。。。。。”
先生的文字总会引起我的共鸣。
“说过相同的话，有过相同的感觉”这个朋友不论是在不同的时代，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都能与你有同感，有一种观念、对事物看法的默契。若有着这样一位精神上的朋友，是令人振奋、愉悦的。这个朋友不论身份的高低，不论时代的久远，你们在精神上总会有相通之处。如果你是个喜欢看书的人，你可以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或是思想家成为朋友的。他或她的思想会不断影响你。

“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其是对于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的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有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完全了解。我写这书的时候，他们藉着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第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事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洋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这些人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这些精选出来的同志人数不多，因此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挚的快乐。
我不当他们做我精神上的同志，而当他们是我的先生，他们那清朗的理解是那么入情入理，又那么超凡入圣，他们的智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现出来很容易，丝毫不用费力。庄子和陶渊明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他们的精神简朴纯正，非渺小的人所能望其项背。
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们的影响，我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的思想就倾向于通俗不拘礼节，无从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正如做父亲的对施与良好的家教所产生的影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