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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群雄割据，战乱频发，生灵涂炭，百姓民不聊生。各诸侯国君主都试图寻求一种更好的治国方法，以求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此时，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仁学”和“德治”的理论，提出了“以仁政治国”的主张。他认为行“仁”才是统一天下最好的办法。在当时孟子的主张得到了国君和大臣们的普遍认可。但奇怪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却没有一位君主真正愿意去实践仁政。
那么，什么是孟子所说的“仁政”？仁政的思想为什么被普遍认可却不被采纳呢？施行仁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推行仁政又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首先要理清两个概念的关系，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与孟子所说的“仁政”。
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仁政”
（一）孔子的仁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他对后世影响最大、到现在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仁的思想。孔子提出‘仁’的学说，要求统治者能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主要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才是仁的思想的核心。
第一，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仁”字在上古时代已出现，古人释为“相人偶”，意为二人以上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孔子继承了仁的基本内涵并作了重要发展，明确指出仁的基本精神是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宣扬的仁具有泛爱的特点，是对春秋时代人的价值发现的肯定。比如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曰：“‘伤人乎？’不问马。［5］”“伤人乎”的人是指养马者，春秋时代养马者的社会地位很低，相当于奴隶或半奴隶的身份，这有力地说明孔子的仁适用于劳动人民。但是孔子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墨家的兼爱又有区别，不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的爱，而是有等差的爱，要遵循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尊尊是西周宗法社会的原则，其本质就是礼。礼是血缘法则、道德法则和阶级法则的综合体。人的行为不仅要遵守仁，也要符合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已内在地包容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
第二，仁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总道德。仁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各种道德的总和。仁包括个体修养、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如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强调为仁要身体力行，反对花言巧语的伪饰和卑躬屈膝的奉承，说：“巧言佞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仁者心地坦荡无私，无患得患失之念，所以“仁者不忧”《论语·子罕》。具有仁的品德的人还无所畏惧，敢于坚持真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总之，仁是各种品德的集合体，仁者是完美无缺的人格体现。
在这个道德的集合体中，忠与孝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道德条目。忠字在孔子那里有更宽泛的含义，不仅要“臣事君以忠”，更要在人际交往与处事上做到“执事敬”、“与人忠”。孔子认为忠是待人接物的一般原则，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要遵守的社会公德。孔子非常重视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在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各种规范中，孔子尤其强调孝道的重要性。他认为，子女对父母不仅要尽赡养的责任，更需要“敬”；不但要养身体，更要养心，并把后者看得比前者还重要。和谐的家庭是和谐的社会之本。孔子的弟子有子深刻地揭示了孝道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是各种道德的逻辑起点，也是最根本的道德。
第三，达到仁的途径。做一个仁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怎样才能做一个仁者呢？孔子认为，只要有坚定的志向，始终不渝地追求，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孔子还从消极的不为和积极的有为两个方面提出了实现仁的具体途径。消极的不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积极的有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更高的道德层次，是道德的最高要求。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孔子把伦理学范畴的仁推广到政治上，就是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把政治和伦理结合起来，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孔子开创了中国伦理政治之先河。
第一，道德是政治的基础。孔子首先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要端正，“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官者道德的高低是政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次，选拔官吏要以道德为标准，孔子认为，如果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在没有道德的人的上面，那么人民就会信服；如果没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反而在有道德的人的上面，则民不服。再次，他主张推行教化，反对统治者的杀戮政策，“子欲善而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就像草随风动一样，为官者的言行影响着老百姓，以此要求统治者发挥身教作用，引导天下风气向善。
第二，以礼治国。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所谓僭越的事情不断发生。孔子坚决维护周礼，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礼乐“八佾舞于庭”，孔子闻之大发脾气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他要求正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企图通过正名分来匡正每个人的行为，建立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孔子要求“为国以礼”，也是德政思想的一种体现。他反对以高压手段维护统治，主张好的政治是“以德”、“以礼”来引导民众，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对普通民众施以礼，突破了奴隶社会“礼不下大夫”的限制，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用而爱人。这一点是中学教材强调的主要内容。节用爱人体现出孔子思想具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主张推行古代较轻的什一征税方法，弟子冉求帮助季氏聚敛财富，他愤然宣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他主张治理国家“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世所继承，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孟子的仁政
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标志。
1、孟子“仁”的含义
《孟子》一书总共不过三万五千字，但光“仁”字就出现了150次，可见孟子对“仁”的重视程度。“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此，仁与人互为表里，合而言之即为“道”；人是道的主体和归宿，因此办一切事情都应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仁”。这也是孟子思想的灵魂。在“仁”的重要性上，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舍此人们将无所适从。仁政思想便是在这一思想基奠上展开的。
2、“仁政”的伦理基础和哲学依据。
任何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它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仁政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孟子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他假设说：譬如现在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到井里去，任何人都会有惊骇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为着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着在乡邻朋友间博取名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才这样的。因此，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告子上》”
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丢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
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
对统治者来说，正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其忧乐；办每一件事情，都想着人民的疾苦，统治也变得举重若轻了。统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将无敌于天下。他认为为政须行仁政，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别是那些统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实现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词。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理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等。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社会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体的内容。
3、仁政的内容。
我们大概分三方面来看。
1、经济方面。
首先，孟子的仁政是建立在一个经济的条件上的。也就是说你政治要搞好，你先要有经济作为必要的条件。
1·1养民。
那么，首先看，孟子谈到仁政的时候，他一句话就定了调了，叫做“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仁政的开始要从划分田界开始。划分田界是为了让老百姓每一个人耕者有其田，可以设法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收成，养家糊口。那么，在周朝是实施“井田制度”，在《孟子》里面特别叙述了一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滕文公上》
他说：九百亩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画一个“井”字，中间这一块称为公田；另外八家各分一百亩地，称为私田。公田是一起耕，它的收成当作税收。私田看你自己去怎么耕耘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首先说到了要制民之产，人民有了家产生活才有保证，才能安心的在你的国家生活下去，所以孟子说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制民之产的原因是什么呢？《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一句话)"民之为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很了解老百姓的痛苦。他说：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你叫他有坚定的心志，好好去行善避恶，那是强人所难。我吃都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你叫我说（去）好好去行善，我们说饥寒起盗心，怎么可能？等到他作奸犯科，被抓了，被关了，受处罚了，好像是我统治者设的陷阱来害你。让你没有固定产业，无法去行善，你为恶的时候再把你设法抓起来处分，等于我设陷阱来害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所以，孟子强调让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产业。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反对杀鸡取卵似的剥削，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你就要设法能够做到不要去耽误老百姓耕种跟收获的季节，粮食就吃不完了。细密的网子你不要放在大池里捕捞，鱼跟鳖就吃不完了。砍伐树木的时候，按照一定的季节，一定的时间木材就用不完了。老百姓只要能够吃饱喝足，能够安葬死亡的先人——因为木材是为了做棺材用的居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抱怨了。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
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取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说:"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把"什一之税"描绘为最理想的税制,认为这种十分抽一的税率不能再提高,而且还须根据实际收成情况而减征或缓征（课文例子）.他列举当时赋税繁多的情况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征布,征粮,还要征劳役,三重负担加在一起,人民是不堪忍受的:"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他要求对这种重税加以宽减,"君子用其一,缓其二."(《孟子·尽心下》)还骂那些自称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是"民贼".(《孟子·告子下》)
这种经济条件今天听起来好像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在古代来说的话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孟子谈到仁政的时候，首先就要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普世的要求啊。任何人都希望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嘛。所以，孟子讲仁政的时候并不是唱高调，忽然就来了一个很高的理想。不是的。他很落实，要把农业社会的井田制度办好，然后一步一步地深入，最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愉快。
1·2教民。
然后你要有好的人伦教育。也就是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屡屡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育之."(《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从而达到"务局."(《孟子·滕文公上》)人伦教育在谈什么呢？这种人伦教育基本的内容我们介绍过，就是“父子有亲情，君臣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有尊卑次序，（然后）朋友有诚信”。这五伦哪个社会不需要呢？只要能够真正做到的话，哪个社会又不能安定和谐呢？
孟子一再强调要好好办学校，反复讲明孝亲敬长的道理。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就是孝跟悌嘛。孝跟悌做到的话，天下自然就慢慢太平了。因为每一个家人都做到孝悌，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孟子谈到仁政的时候，首先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几点出发，让老百姓都有经济方面的稳定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有恒产之后才有坚定的心志去努力行善避恶。再施以很好的教育。
2、政治方面。
从第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仁政”始终围绕一个“民”字。因此，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方面的重民。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他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但他反对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对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骂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在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对于国家政权的安稳的决定性意义，所以他特别强调“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这一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民心代表天意。孟子承袭孔子的天命观又加进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以民心而察天意。人可以通过“求其故”的途径而知天命，“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在哲学上孟子提出了“万物皆有备于我”的著名观点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心性哲学的源流。
因此从政治上看，实行仁政就有国君的责任与大臣的责任之别。
身为国君，一个国家的领导，怎么思考仁政的问题？孟子知道，要给他充分的诱因，让他知道行仁政是有效果的，是值得做的，是可以做到的。
第一，分辨王道与霸道。王道让人心悦诚服，国君应该推行王道，不要追求霸道。
什么叫霸道？孟子说，霸道就是凭借武力来号召行仁，霸道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比如，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当时齐国是武力大国，号召各国做好事，别人当然要听。王道是什么？孟子说，王道就是凭借道德来努力行仁，王道不必要有大国的条件。比如，商汤以纵横各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以纵横各一百里的土地，这么小的地方，就称王了。凭借武力使人服从，别人不是真心服从，而是因为力量不够；凭借道德使人服从，别人内心快乐，真心顺服，就像七十多位弟子顺服孔子一样。王道是仁政的延伸、仁政的表现，可以让大家心悦诚服，真的称王。王道是远远胜于霸道的。
第二，分辨仁义与利益。仁义是最大的利益，可以事半功倍。开《孟子》第一章，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我们前面讲过，梁惠王一见面就说，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孟子说，你不必谈利益，有仁义就够了。刚才我们提到商汤，商汤行仁政，他是王道。商汤向东方征伐，西边的人就抱怨；他向南方征伐，北边的人就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这些老百姓竟然喜欢自己的国家被讨伐，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盼望商汤来主持正义，好像大旱之望云霓一样。商汤的军队，一点也不惊扰百姓，做生意的照常来往，种庄稼的照常下地。商汤杀掉暴君，抚恤百姓，就像降了及时雨，老百姓非常欢喜。
事半功倍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孟子说，当今之时，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了倒悬的痛苦一样。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超过古人的一倍，只有在这个时候是如此。古代描写老百姓的痛苦，常常用“倒悬”这两个字，就是头下脚上地挂着，真是痛苦得不得了。
第三，仁政的原则是与民偕乐。跟老百姓一起快乐，一起分享所有的一切，就可以做到仁政的要求。
齐宣王问孟子，我的园林只有纵横各四十里，老百姓却觉得太大；听说周文王的园林纵横各七十里，老百姓却认为太小，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纵横各七十里，割草砍柴的可以去，打鸟捕兔的可以去，那是与百姓一同享用的；百姓认为太小，不是应该的吗？我初到你齐国边界时，先问清楚齐国有什么重要禁令，才敢入境。我听说在国都郊区有处园林，纵横各四十里，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这等于是在一个国家里设下纵横各四十里的陷阱，百姓认为太大了，不也是应该的吗？孟子设法让国君们知道，施行仁政其实很简单，就是推己及人，不要把老百姓当成对立的一方，而是要与民偕乐。
最后，仁政的效果是什么？四个字，仁者无敌。只要推行仁政，天下没有敌人，因为行仁是合乎人性的要求。仁就是我对你很好，不希望你对他好呢？你对他好，他支持你，这是天地义。这种观念在儒家里面是一贯的，《论语颜渊》里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人只要做事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说明人性向善是普遍的，只要行善，天下不支持呢？
国君高高在上，具体实施统治的是大臣这个层面。在仁政当中，儒家对于大臣有什么要求？《论语》里有一段对话可以作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引线。
有一个人去请教孔子说，仲由（即子路）和冉求（也叫冉有）可以算得上大臣吗？我们知道，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政事就是政务跟事务，将来可以当公务员。仲由和冉求即属于政事科。孔子回答说，不行，他们不能算大臣，只能算具臣。什么叫具臣呢？他们有专业能力，可以把某一项政务做好，可以尽到做一个臣子的责任。而真正的大臣，应该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事国君，行不通就辞职。孔子对大臣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跟国君合作，照顾百姓，如果这个路是偏的，那就宁可辞职。
在孟子看来，大臣要匡正国君，这是第一点。国君不见得都不好，只能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天下这么大，不是一个人可以治好的。所以大臣看到国君有偏差的时候，就要匡正。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只有德行完备的人，才能够改正国君的偏差心思。换句话说，要改正国君，自己先要修养好。不能说当了大臣，就专门去看国君有没有错，如果自身没有德行，国君也不会听你的建议。
国君很容易有偏差的念头，看看历史就知道。商纣王年轻的时候既聪明又勇敢，真是个人才。直到有一天，他的叔叔，就是箕子，看到商纣王很喜欢象牙做的筷子，就知道糟糕了。因为别人看到商纣王这么喜欢精美的象牙筷子，就四处寻找稀奇古怪的宝贝给他，他开始沉迷在这些宝贝里面。箕子很是担心，但屡劝不听，最后只好放弃。所以，如果开始走偏的时候没有得到纠正，后果就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孟子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告子下》）国君犯什么错，给他助长一下，孟子认为这种罪行还算小。什么叫“逢君之恶”呢？逢国君的罪恶，给国君找借口，这是读书人最坏的毛病。孟子认为这个不能谅。偏偏他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趁机派兵攻打，五十天之内就把燕国打下来。孟子劝他把军队调回来，不要占领别人的国家。齐宣王不听。两年之后，各路诸侯商议联合出兵对付齐国，这时齐宣王慌了手脚，怎么打得过联军呢？有一个大臣--应该是具臣，就跟齐宣王说，大王不必难过。大王在仁德和明智方面与周公相比怎么样？他派兄弟管叔等人去监督武庚（武庚是商纣的儿子），结果他们一起叛乱。周公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那是不仁；不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那是不智。仁德与明智，周公都没有完全具备，何况是大王呢？
这个大臣书读得不错，但是这种心态实在要不得。一个人做错事还是要遮遮掩掩的，如果你跟他说做得对，他就要明目张胆起来了。
第二，尽忠职守。本身的职务没做好，怎么能算大臣呢？孟子有一次到了齐国的平陆，对当地的长官孔距心说：“如果你的卫士一天三次失职，你会开除他吗？”孔距心说：“不必等到三次。”孟子说：“那么你失职的地方也够多了。遇到灾荒年头，你的百姓，年老体弱的饿死在田沟山溪里，年轻力壮的逃散到四方，大概有一千人了。”孔距心说：“这不是我能够解决的。”他的意思是，虽然地方上有粮仓，但粮仓是中央下命令才能开，如果他擅自开仓赈民，以后会遭法办的。孟子说：“如果有个人替别人放牧，那么这个人一定要为牛羊找到牧场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他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那里看着牛羊饿死？”孔距心还算很诚恳，听了之后说：“这确实是我的罪过。”过了几天，孟子把这番对话转述给齐宣王听，说：“大王的地方长官，我认识五位。明白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齐宣王很聪明，说：“这是寡人的罪过啊。”
孟子告诉我们，一个大臣担负某个职务，却不办实事，照顾不好老百姓，不能找任何借口，做不到就该辞职。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位宋国的大夫，叫戴盈之，他听孟子讲怎么照顾百姓，很感动，就说要免除关卡和市场上的征税，但今年还做不到，先稍微降低点吧，到明年再整个改善。孟子打了个比方说：“如果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别人跟他说，这不是君子的作为，他说好，我就减少一点，每个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停止不偷。如果知道那种事不合道义，就赶快停止算了，为什么要等到明年？”说实在话，这个比喻有点咄咄逼人，却正义凛然，叫人知道错了就应该立刻改正。
第三，好善为先。大臣必须谦虚，心胸开阔，能够广采众议。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是鲁国人，国君准备重用他，让他治理国政。孟子听说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整部《孟子》书里他在这里最高兴，叫“喜而不寐”。学生公孙丑一连问他，乐正子刚强吗？有智慧和谋略吗？见多识广吗？孟子都说不是。那先生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孟子说，乐正子只有一个优点，叫好善。就是喜欢听取善言，别人的话只要有价值，就喜欢听。以此治理天下都有余，何况治理鲁国呢？好善是一种优良的品德，对于为官者尤其重要。孟子后面讲得很生动，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听取善言，人们就会模仿他说：“呵呵，我早就知道了。”他那个表情、那个声音把别人拒绝在千里之外了。如果一个人喜欢听取善言，天下人就会不远千里赶来提供好的建议。这样就可以集众善之所长，集思广益。
第四，修养德行。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向往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疲倦，是天赐的爵位；做官，当公卿大夫，是人给的爵位。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丰富的潜能，培养好天爵，德行就会越来越完美。我们行善避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呼应自我的要求。“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如果德行好，就可以做官照顾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反之，就是孟子说的情况：“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现在的人修养天爵，不过是为了当官；当了官之后，就把什么仁义忠信都抛弃了，真是太糊涂了，最终一定会丢官罢职的。孟子对现实的针砭还是非常辛辣的。
3、法律方面。
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上》“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进步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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