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孟浩然--何如七不堪

上官华蔚

我心目中的孟浩然
何如七不堪
2002年09月01日




公元689年，已丑，唐永昌元年，载初元年。这一年颇不平静，武后忙着给自己的父母追尊；薛怀义忙着四处带兵打仗，刻石纪功；酷吏们忙着整人，盘算着没收李唐家族成员的户口本；到最后武后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也就在这一年，孟浩然在诸葛亮曾经隐居的湖北襄阳出生了，但他并没有很快走入我们的视线，直到39岁他走出鹿门山，来到长安。 文人与仕途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总是互相纠葛，缠绕不清的。这其中或爱或恨，或蹉跎或成就，沉沉浮浮促成了岳阳楼上多少故事。孟浩然于仕途是个轻描淡写的擦边球，而仕途于孟浩然却是这一生大半悲喜的源头。 孟浩然39岁这一年参加科考，给他带来了也带走了很多的东西。人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孟浩然这一磨又何止十年？也许在他心中抱的是那个“不鸣则已”的执念，然而事过境迁之后，这“鸣”与“不鸣”又有谁能解释得清楚？很多史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年四十，乃游京师。常于太学赋诗，一坐嗟伏。与张九龄、王维为忘形交。” “在长安时，与张九龄、王维交谊甚笃。有诗名。”可见孟的才学是被认可的，不仅认可更是有名的。然后与此同时，他在科场上却是不中？我无从知晓他不中的原因，想来于他自己也是大大的意外，意外到不堪接受，而有了后来的终生不试举。这对读了一辈子书，提着自己心爱的无形之剑，从鹿门山姗姗而来的孟浩然来说是种近乎灭顶的破碎，这打击甚至不足为外人道，即便在他之后的很多诗作中往往流露出那种悲切的心情，但也是不外于形，很难让我们体味清楚的。在《新唐书》的本传中有他面见玄宗颂诗遭斥的故事，虽不知真伪，却可以大抵感受到孟的委屈，而这委屈率真而直接，倘若把他当作孟的真的一种外露，便使他遥远的身影显得明朗清晰起来，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 在很多研究孟的文章中把他后半生，其实不过短短十年的重重凄苦与惘然全都系在他科举失意的一根细线上，在我看来是颇不以为然的，一介童子，姑妄言之。孟的一生，前40年的淡薄与隐居有种种传闻，但无论如何，一个如此大才，在人生最绚丽的前40年就这样隐着，若没有那份淡薄的心态总还是说不过去的。而后的落第在他心中埋下深深的痛楚，而在诗作中牵扯政治抱负的言词也并不显见，倒是在“七不堪”和“守固穷”上颇费了些笔墨。与张九龄和王维的私交显然是甚笃的，给张丞相前前后后也有些据说是干谒诗的，甚至可写得“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一般精力浑健，俯视一切的句子。但是其中那一份迫切又在哪里？恐怕还在云梦深处。在我看，这一根敏感神经所牵动的除了已经淡淡销没的文人根骨中对出仕为官的冲动，更多的是种“求不得”之苦。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文人真正的社会舞台是在仕途上，除此之外的诗文更多的成为一种工具与消遣。孟浩然怀揣着对广阔的文人生活或者说是文人政治生活的想望来到长安，所真正想获得的恐怕也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同，从此使自己内外合一，名正而言顺，顺带了却家族与父母对自己的期望，走向一个正途，一个文人的正途与征途。而云游四海，归隐山林从来都是文人的归程，这种回归大多在蹉跎与失望之后，或不得已而为之，或超越了当时文人的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回归到自我当中。但无论如何，这不是磨了40年利剑，连一点血光都不曾沾染的孟的希望。他还并未真正蹉跎过，一次落第对于科考显然是日头东升西落一样的平常。从这里看，孟浩然或许对自己的才学有了十分的了解，但对于什么是人生在世，他并未多想。这40年的积蓄所酿造出来的并未甘甜而是苦涩，让他还满怀想望的心一时竟痴了。孟浩然来到长安心中所揣的也许并不真的如他自己所以为的是安邦兴国的大志，而只是追寻文人生活的处所罢了。所以当那扇大门无情的关闭的时候他怅然了，迷茫了，甚至有些怨愤了。 孟浩然的一生成就了三个自己，一个是困顿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是洋撒在世人面前的，一个是游历于天地之间的。40岁之前的磨剑使他的内心无比壮大，在博得了世人眼中那个风流才学的自己后，落第使他的内外平衡被打破。继而，在山川中的漫步，在河流中的航行让他又感受到一个天地间的自己。这最后的成就使他最终得以圆满。而在这完满的路上，孟诗不过是孟浩然身上抖落下的毛发皮屑，曾是他，但已不是他了。 孟诗以田园山水著称，这田园山水中有孟浩然最初的浩浩壮志，更有他归家路上的恬淡与安宁。从长安回到襄阳，这一路他走了很久。出了长安，他并不急着回湖北老家，而是一叶扁舟、漫游吴越。孟喜舟行，在他的山水诗中有很多泛舟江河之上的踪迹可寻；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绿蓑归去。从此孟该是走上了回归的路程，回归的是他的真我，这真我便是自然。若说之前的“求不得”之苦掺杂了很多从年少就盘踞心中的渴望，而这些渴望直到孟40岁上才有机会从陈酿的泥封中走出来，一窥世间万象，那么这并不甘愿甚至有些逃避意义的放舟五湖便使孟开始寻找并感受到真我的所在，过往的所有在这恬淡安宁中渐渐归于平静。 孟浩然的天性中淡而悠远的气质在他的诗作中一窥可知。而他的天性又在漫漫的云游路上和浩浩大千世界彼此感召，于是有了如今我们手中那淡的看不见却又浓得化不开的孟诗情愫。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心目中的孟浩然》，然而一气下来却还未和孟诗真的打上几个回合，细究起来，似乎在我心中孟诗与浩然原本就是两个体系，或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孟浩然本身似乎又是独立于孟诗之外的。读孟诗，我们流连在那些山水的幻色之间，一遍又一遍品味孟在诗的身体里注入的他的灵魂，也一遍遍咀嚼孟诗中属于孟的喜怒哀愁；但是一首首读下去却发现所有的嗔喜在慢慢淡去，留下的是越来越真实亲切的孟浩然自己，诗像是蜕下的蝉蜕，而在晴空中鸣叫的是已经与江月融于一处的孟浩然。 孟有才无才已经不是可以纠缠的话题，所谓文学止境是没有的。而对于孟浩然最大的成就是天地间那个自然而又超越了的自己。回到空间的起点体验了完全不同心境的孟浩然在他所给我们展示的诗话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禅的意蕴与旨趣。这也许来自他最终婉拒张九龄的推荐，辞了幕僚回到家乡的举动，也许积蓄自山川河流给他的广阔与辽远的心境，也许来自他灵魂本身，也许都有……走到这里，孟浩然的归程也来到了终点，而这终又未能终。在这个境界上，孟浩然怡然自得的追寻属于他本真的幸福。他来到田园，登上岘山，在春晓中醒来…… 孟浩然死于唐开元28年，公元740年。有些本子上说孟是“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而亡。”其实并不确切，孟浩然52岁上这一年，好友王昌龄来到襄阳，这时孟刚刚得了背疮，俗话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而孟浩然得的这一种正是有名的“搭背”。本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好友到来更是喜不自胜，于是酒过了三旬，竟忘了医生嘱咐的不可吃“发物”，吃了鲜鱼，结果病发而亡。发乎自然的孟浩然死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句上。 孟浩然就这样去了，悄无声息却也跌跌撞撞。但还依旧带着那份从容，初出鹿门山，他仗剑而去，回来鹿门山，他踏歌而至。洒了一路的，是在他心中已经不再的自己。据说王维曾经为孟浩然作画，那画中的孟浩然是长脖子，瘦身子，白袍子，大帽子，厚靴子，后面跟着一个小小子（总角的小书童）。见过画的人这样形容：“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只是在我心目中孟浩然该是更加生动的，甚至是可爱的，未经世事彻底研磨，留下那些天真在诗之余，予我们想念。 孟浩然在众星璀璨的盛唐初期轻轻走过，淡而无痕的回到自然之中。他开盛唐田园之风，留下无数播人心弦的句子。然而我们所见却也不过是些浮光掠影，所能触摸的那些词句不过是孟浩然生命中疲惫与不堪，倦怠与脆弱融化后与江月、树影浸泡出的缱绻。真的浩然将负累丢进诗歌中，丢给我们这些千年不醒的痴人，独自踏月而去。

附：小论王维
孟浩然与王维是唐代田园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彼此的生命过程中也曾深深的互相影响。在这里我想提及的是这王维表现在诗中所给予我的能窥见他内心一、二的东西。由于境域上曾发生过直接影响王维生活历程及创作心态的事情，他在诗歌中常常表现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相对于孟浩然的淡，王维在我的感觉中留下的一种很涩的味道。并不仅仅指苦涩，还有些很难描述清的感受。笼统的讲，王维的这种“涩”似乎来自他内心的尴尬。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美的行为，而王维不仅仅是个诗人，也是画家，在对美的要求上恐怕还要更甚。但是由于安禄山的伪朝之乱在他生命中所留下的难以抹去的污点，他对美的心态就此抹上了一层尴尬的阴影。这使得他后半生大半的创作与生活都有很浓的逃避现实的味道。在诗作中也往往流露出对于自己处境深深的不安。而这不安并没有从他的重重努力中销去。最终，在诗歌中成为永恒。而王维前期诗作中的雄浑与生命力，也在他的这种深深的尴尬与不安中自我蚕食掉了。到了晚年，总能看到一股飘忽得近乎哀伤的韵，却又不肯留下半点行迹。去不得又留不下，一边提起长衫争席，一边又深恐惊吓了海鸥。在心灵深处，似乎失掉了诗人对自己本该有的从容与豁达。


2003年8月28日4时定稿于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