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寿阳祁氏之文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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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寿阳祁氏之文化（二）




黄兴涛


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特别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寯藻均给予了支持。其对何秋涛中俄边疆地理研究的长期勉励和赞助，堪称显例。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寯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揄扬，赞其记述信而有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构。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畬）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如果说，注重“经世”和倡扬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为寿阳祁家的文化精髓，而这一传统在祁家内部从祁寯藻以后逐渐中断而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处，那么，挚爱诗词、热心创作，取得不凡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并长期延绵不绝者，则可谓寿阳祁家另一文化特色所在。


祁氏一族中，诗歌最富盛名者为祁寯藻。其父祁韵士在世时并不以诗名。但如果从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祁韵士的诗，特别是他西戍途中的“万里行吟”和描写、叹咏西域风物的“西陲竹枝词”，却皆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广义的文化史意义。其诗感情真挚、状物清新自然，且移步换景，与一般乾嘉学人书斋里生产出来的那种干枯奥涩的诗风，确有不同之处。读其“万里行吟”诗，觉佳句纷呈，美不胜收。如“麦浪平翻陇，杨花浅覆泥。天高云作幕，岸阔水迎堤”（《出西安城西行》）；又如“山外有山皆拥雪，水中无水尚名河”（《抵凉州刘苇亭观察见招》）；“春迟塞草不成绿，风紧河沙无定流”（《甘肃道中》）；“广漠无边芳草白，流沙极目暮云平”（《无题》）等，均可见其状物写景之杰出诗才。


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西域旅游业兴盛以来，祁韵士对“哈密”、“延边”等地和西瓜、甜瓜、“鄂博”等西域风物的吟咏，更早已成为被广为开发的“文化资源”。有的不仅读来兴味盎然，还能增加今人对于当时乃至今日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了解。如其《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为《鄂博》的诗写道：“告虔祝庇雪和风，垒石施金庙祀同。过者必祭，或插箭，或掷财物而去。塞远天空望不极，行人膜拜过残丛”。“鄂博”者，蒙古语译音，今作“敖包”也，本为“石头堆”之意，最初只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意义发生变化，被认作神物，凡路过者都需下马施舍。这一持久延续的蒙族风俗，早在嘉庆之初即有如此妙诗记载，岂不趣哉！


作为清代道咸两朝“以高位主持诗教”之“巨公”，祁寯藻诗歌创作的数量、成就和影响，都要远远超过乃父。他自幼好诗，一生作诗近三千首。与当时诗坛名流程恩泽（字春海）、何绍基、张际亮、翁心存等广相唱和，著有《谷﹢曼

谷 九亭集》等诗集，被认为是清中期以后“宋诗运动”的重要开启人。


晚清同光体主将陈衍曾论曰：“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为王士祯，在乾隆曰沈德潜，在道光则为祁寯藻也”（《近代诗钞》序）。又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魏默生、曾涤生（国藩）------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石遗室诗话》卷一）。著名诗论家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亦云：“有清一代，巨公能诗者，首推王文简、阮文达、祁文端、张文襄诸公”。“道光一代，祁、翁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

谷﹢曼

谷 九亭集》清真瘦硬，力追苏、黄，陈石遗《近代诗钞》取以冠首。外曾祖翁文端公（心存），亦擅吟事，-------大抵得力唐人处多。以较祁文端，祁则开同光风气之先，翁则结乾嘉流派之局”。在此之后，各种新式的文学思潮史，虽对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褒贬不一，然对祁寯藻于清代诗坛影响的这种定位，所言却大体不差。


同光体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主流诗派。其诗人由追摹宋诗到极端推崇黄庭坚，以至诗风趋于干涩、喜用僻典，“只益生硬，更无余味”（梁启超语），末流之弊，甚至沦为张之洞所嘲“不堪吟”之“江西魔派”。这的确是宋诗运动的结果之一。但它却并非始倡宋诗之人的最初本意，更非据以评判这些宋诗倡导者诗歌实践的简单准绳。


宋诗运动本由清中叶的翁方纲发其端。程恩泽、祁寯藻等紧接其后，并身体力行。他们既不满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所以特别提倡应该重视宋诗，又因不满于清初王士祯等所谓“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等拘泥于汉魏盛唐格律声调的单一“格调”说，而强调作诗务须“学问”与“性情”相结合，“义理”与“文理”相融会。同时，他们还特别倡导所谓“切实”，以翁方纲之言谓之，即写诗必须“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神韵论》）。因此，他们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杜、韩、苏、黄等唐宋名家，而对于李白的“謫仙”之诗却表难以欣赏。这虽限制了其诗歌的进一步成就，且最终也还是未能摆脱对宋诗一味模仿的形式化泥潭，但在当初，他们试图另辟新境，对于纠正轻视宋诗的风气，导扬写实精神，实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