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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感言。我喜欢民俗的端午，厌弃与屈氏捆绑销售
宋君健（虞封）
今年的端午，我照旧在屈子自沉之地，本应友人之约去观看官方举办的龙舟会。天公不遂人愿，连天大雨滂沱，昼夜弗停。游兴原就不高，一则我对屈原其人的存在历来存疑。同时也厌弃三闾大夫失去王权的信用便终日惆怅，最后沉到汨罗江底去求索的依附型人格，更不看重他这种生命的价值,也不屑于官方组织的祭龙头等半商业半迷信的那套损害文化的张扬，于是浏览博文。网间多数是歌咏赞叹，或寄意屈子，忧思怀古，或无病呻吟。我不禁悲从中来，遂写如下另类之言，恐有犯众之虞。
人类需要节日调节生活。因此数千年中形成了民俗类、宗教类、社会政治类三种节日。民俗类的节日本出自农耕时令和人际间亲情的双重需要，因而能约定俗成。但我国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献媚的文人嗅到权势者的意图就设法给民俗节日附上王者话语以讹传天下。使得我国的节日带有浓厚的王权指向，缺乏那种超世俗的宗教类精神情感等特征。中国的节日形成了两个特点，以吃喝饮食为重和政治化。他国即使是宗教类的节日突出主神崇拜的同时也强调其他如人道价值等作为精神底蕴而不是世俗君主的意志。此或为中西方文化明显的差异之一。
端午节时处春耕大忙之后，人们体力耗竭，在华中地区又值粮食青黄不接。农人亟待补充营养，因此就地取材，以芦叶包裹杂粮，做成粽子，加上盐蛋、麻花，为自家人和亲友分别提供了淀粉、蛋白质、脂肪以恢复体力。古人固无今日之营养学，甚至连人体必需的养分名称也不知晓。但正如中医所认的“想吃的就是药”，他们的智慧就是跟着感觉走，避害趋利。这些食物下肚，当然很是受用，亲友间还能互相周济，解饿毙之忧。端午节其乐融融，充满人道和人情。春夏之交，病疫易生，先民以雄黄熏烟，艾叶、菖蒲风干以备日后煮水防病，其实也是早期的的生命科学。
饱食之余营养上了，力气要宣泄，聚集乡人在就近湖汊河港中划船擂鼓竞技决雌雄。爱侣情俦，老少亲朋皆乐在其中。这民俗的端阳不亦悦乎！那里有个屈大夫自觉委屈而愁肠百结，自寻短见。王者和策士们见民乐时有机可乘，不失时机地利用节日灌输自己的国家意识，让纯朴的农人为其私家的宝座和宗庙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惜玷污这纯厚的端午。
民俗，臆造说吃粽子是屈原投河后，乡人怕鱼虫分食他的尸体而用粽子将其喂饱。百姓倒未接受此说，。国人还是以食物和娱乐为重，很少体现官方拼入的“爱国”理念。人们过端节没在门前挂文房四宝，室内也不竖三闾大夫灵位以三牲作家祭。民俗证明了端午与屈原毫无联系。即使有也只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而不在普遍的社会行为中。我国以吏为师，深受皇恩，集官爷师爷于一身的文人书写文字时借题发挥，以文载道。后人不知其奸而累世沿袭。至于端午划龙舟是抢救屈原更是近代的附会故未能影响全国，从地域上讲端午龙舟局限在楚国故地。在华北和淮北以外，端午的隆重就不如荆楚和江南，大抵北国的河流湖泊较少而划船难成乡俗。
从历史因素来看，苏州一带传说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而不是屈原。如果屈原爱楚国而获楚人敬仰，秦人又作何感受？这种灌输的拙劣就在于自相矛盾。作为治史者我认为秦灭楚并无益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因为楚文化许多方面都领先于东周诸国，遑论西北一隅的秦国。可那时人类社会还是暴力征服的半文明时期，胜负成败凭的是体能和武器而不是国家的软实力。屈原类的个人彼时绝对是无法回天。一种同处儒家文化腹地的端午节习俗竟有如此差别，亦可说明所谓抢救屈原在中国只是各地后儒的畛域之说。对此附会社会尚未趋同。
我喜欢民间的原汁原味的端午节，数年前据闻亚洲某国欲在联合国抢注端午为该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岳阳作为龙舟之乡举行联合签名，我率宜登双语学校师生冒倾盆大雨，在南湖广场成方阵储立3小时而无人溃散，一时传为美谈；还在地方小报撰文，以古史材料佐证端午的渊源在中华，以壮国人之底气。。
但对于屈原，我以为是国人喜好把个人恩怨与国家政务相连，将历史的兴替过程简单化，按评话格式杜撰而成的戏剧性人物。在他被虚构为中国文学、爱国第一人后，就莫须有地把他供奉于楚辞和端午节两个文化领域，但又不说他像姜尚那样是传说的人物，还偏偏煞有其事的打扮成人，甚至要走出国门，与莎士比亚并列为为世界名人。莎翁是实在的人，其故乡、母校、手稿、剧院乃至与同代人的交往等其人其事均有实物可查可看。屈原是人的依据大都是凭经不起推敲的汉儒的只言片语而生造的文化偶像。我有些旧识至今还沉湎于考证其出生地，甚至将其迁到了湖南临湘。数十年来国学和屈学界诸多的“考据”实际上多凭汉儒的杜撰和以讹传讹的明清时期的方志或民间趣谈以“非有证无有”的字面文章，所用大都是孤证，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它能满足人们信而好古的文化心理，凡是越古越好。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而易于被学界同人和国人认同。其实这种为考证而考证的研究除了有增添学术气氛的意义，如施放烟幕弹之外更显露出我国文化缺乏科学的基因。本来有无屈原、生卒何处并不重要。因为没有屈原，楚辞作为民间文学照样可以研究，即使是后儒托名而作，只需其本身具有文学价值就行。
遗憾就在于古文解读这正经的学问反而没人真做。每每知识沿袭前人旧说。连我这种票友下海者都能辨出其中诸多误读和错注，或一知半解，或毫不搭界。我一老友张中一先生，一生以考古为业，半世研究屈学。20余年前曾因对屈原流放地“滩北”系指“汉北”等原创性研究在区学界颇具名气。近年老先生返璞归真，对后人笃信的屈氏名篇《渔父》的误读进行了颠覆性的破解，论证此文确是黔中郡军民抗秦的檄文。张认为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以汉代的约定词义解读并注释《渔父》而面目全非，贻误后人1800余年，令人恐怖。他用先秦“一字一词一意组句法”破读，恢复先秦文字原意，果然与汉儒的解读相差千里，（文载《云梦学刊》2008.6）断然否定了此文为屈氏所作，又论证先秦时期不存有屈原之名汉以前的文献中也无屈原事迹记载。所谓“放逐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与我存疑屈原为汉儒伪作不谋而合。张文逐字对照，广证博引，言之凿凿，可以答辩，着实令人信服。此文为我数十年间在屈学中所见最佳原创论文之一。现引其结论之大意如下：
因为先秦时期的屈原还不是人称，更不是人名。只因《卜居》和《渔父》出现过“屈原”这两个相连的字，后又跟着一个“曰”字，汉儒意想只有人才能“曰”，于是误为人名，并把《离骚》和上列文章共7篇的著作权交给了他。此后楚辞就有姓屈的作者了。司马迁最为难，他不可能有屈原的材料，东拼西凑为屈原列了个传，但不能自圆其说。2000多年来后人不断推波助澜，造就了屈原名下的精英文化。这个屈原，作为诗人、爱国者永在世人心中。
对于屈氏的作品，张温和地说道，后人大都按王逸的《楚辞章句》来解读屈文。由于王注没按先秦文理和词义而注得面目全非，使后人感觉这些作品出现时而天上、神境、谷地、色情，究竟什么是主题，谁也没法读懂。
张之才气功力已经不凡，然而其见识和自我否定的勇气更使人惊叹！一生研究屈原和楚文化者现今尊重事实，断然否定屈原其人的存在需要何等勇气和胸怀。今世学人中罕有之真明士也。多少人为自己所学的领域，为自留地的产出明知其伪其虚其贫瘠而偏作卫道和遮掩，以一己之名望地位待遇为重者，宜乎众矣。是有今日学坛之浮世绘，真个是蜀中无大将，大家都充充。反正一塘浑水，你我都趟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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