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氏谢幕最后操盘手--乔铁汉（原创）

阿尔山

乔氏谢幕最后操盘手----乔铁汉

在乔家发展史上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乔贵发，这个乔家大院的始祖；二是乔致庸，这个让乔家生意鼎盛的关键人物；三是乔映霞，这个书写乔家最后辉煌的人物；最后一个就是乔映霞的长子乔铁汉，这个乔氏谢幕最后操盘手氏谢幕最后操盘手。构建乔家风云的就是这样一群男人，他们曾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叱咤风云，他们曾经几度左右中国金融。


而作为经历了乔家最后的辉煌直至没落的乔氏家族的谢幕英雄乔铁汉一直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如今在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4号大德通分号旧址上分明还写这样几个字“乔铁汉先生旧居”。

　　乔铁汉，又名乔健，是乔家第六代传人，1905年生于山西，十几岁便随父亲乔映霞来到天津，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24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攻读的就是汇兑专业。导师是何濂（后来任国民党高级官员）。乔铁汉当时在学校结识了吴大遒，吴大任等重量级人物。1929年大学毕业。当时，摆在乔铁汉的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赴美留学。当时乔铁汉已经获得了南开大学保送的名额。二是任国民党工部局的副局长。可是当时因为乔映霞有病，再加上铁汉的幼弟乔铁民尚小，家中的事情急需有人料理。在这种情况下，乔铁汉放弃了前面的两条路，回到乔氏家族，主政乔氏买卖。成为当时大德通、大德恒的真正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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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铁汉是一位端庄、正直、不爱张扬、恪守诚信的人，延续着乔家的家风。乔铁汉的生母在他出生后三天就去世了，幼年时，父亲乔映霞经常外出，乔铁汉大部分时间由叔伯抚养，从小养成了很强的自理能力。而这一切得力于他的父亲----乔映霞。


乔映霞是乔致庸的孙子。乔致庸有6个儿子，他最后看中三儿之子乔映霞的能力，于是19岁的乔映霞就从乔致庸手里接过乔家的事务。

　　乔映霞早年也受过多年家塾教育，少年时期正值康梁维新变法风靡一时，因此他对康有为、梁启超非常崇拜，对西方文化也非常倾慕。乔映霞曾经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小学堂，创办童子军，还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国学、新学和武学。与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全然相反，乔映霞制定并严格执行所谓“六不准”的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虽然乔家在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但乔映霞对孙中山却颇为推崇，还参加了同盟会，在祁县积极提倡兴办教育，改革陋习，并在民国二年被选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后来甚至为了禁种鸦片，在威吓聚众反抗的农民时行为过激，不慎打死一人，被多方官员敲诈而逃往天津法租界避难，并在后来将家人搬迁到天津。

　　乔映霞是乔家继乔致庸后最有光彩和能力的。早在青年时住在老家乡下，别人都是长袍旗袍，乔映霞早就穿着西式衣裤了。那时乡下的中国人都还穿缅裆裤，大家都笑话他穿着个裤子站着尿尿。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乔映霞终于摆脱命案的阴影返回老家祁县，开始专心整顿家族事业。在对包头复字号，祁县大德恒、大德通等商号大力整顿后，乔家的生意迎来了最后的辉煌。而这一切都对乔铁汉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0年，乔铁汉主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持乔氏家族分家。分家后，乔映霞时期的“一言堂”制度改为了董事会制。乔铁汉虽然只是一名普通董事，可因业务能力很强、许多银行业行规只有他知道，因此他的建议几乎都会被采纳。之所以分家的原因在于尽管乔映霞长袖善舞，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动荡和衰微，让乔家的票号和商号最终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山西商人的产业一样纷纷倒闭。1860年后，中国和俄罗斯签订条约，俄国商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境内买茶叶，由于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享有比中国茶商优越得多的特权，晋商的茶叶生意迅速萎缩。乔家此后主要依仗的票号汇兑生意，也因为辛亥革命而迅速衰败。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昌第一个被抢的大商铺就是乔家的。由于国家动荡，乔家的许多欠款无法收回，而为了保证信誉，欠别人的钱却要如数还清。很快乔家在江南的票号就全数关张了。家族事业的极度萎缩，政局的混乱，迫使这位新的操盘手不得不用最新的理论和模式管理这家百年老店。分家之后的大德通的德恒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掉包头复字号和山西的买卖。
　　包头本是乔家的发源地，是乔家创业和立业的根基。“先有复字号，后又包头城”。这是过去包头工商界和居民差不多的人人都知道的一句话。乔家的始祖乔贵发，早年曾是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光棍汉。清雍正年间，他随一个程姓的亲戚出走包头，开始在一家商店当小伙计，后来给人家赶骆驼，再后来资本买卖，到了后来就有了自己的独资经营的字号。起初仅做蔬菜、油、面及杂货生意，后来逐渐发展为兼营钱当两行，后来形成了很多字号如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由于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便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历经百年沧桑的复字号在乔映霞时代已经显得垂垂老矣。1924年冯玉祥和吴佩孚打仗退到绥远和包头地区后，乔家最后的致命打击来临。冯玉祥要求当地商人支援军饷。乔家当时一次被要走了50万吨粮食，加上其他实物现金总共约合150万银元。从此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一蹶不振，200年的商业根基彻底动摇。

　　同时，乔家的买卖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一批自己的得力大掌柜。当时包头的当家掌柜的权力很大甚至独裁。其中有一二顽固固执的，不但不采纳职工的意见，有时连财东的意见也不肯接受。民国十三年，乔映霞拟在规划城、包头一带包销英美烟公司纸烟，由祁县汇来押金二十五万元，着由复盛公出名承办。全体职工都认为有条件包销，有利可图，主张承包，独当家掌柜马公甫坚持反对，此桩业务以致作罢。

　　再加上联合同业囤购皮毛。辛亥革命后，天津外商大量收购绒毛皮张，包头绒毛店这些都导致了当时的包头的生意已经没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乔铁汉力主关掉包头的买卖。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头复字号的买卖直到日本人打到包头后，把残存的几个乔家商铺收走，最后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当作伪产接收。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然包头不少商铺重新营业，但是乔家的复字号却已经无意经营了。至此，包头复字号成为历史名词。真不知道，这位操盘手在读到复字号的字眼的时候会作何感想。

　　第三件事情就是对天津和北京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改造。
　　乔铁汉接手乔氏家族生意之后，首先是将账房的科目重分，与当时的国际接轨。由于乔铁汉在南开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西学，他按照西方的管理模式对乔氏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促动了当时一些大掌柜的利益，当时一些大掌柜的就不乐意接受先进的观念，由年结改为月结。甚至是日结。加强了管理。当然，所以引起了全国各分号的掌柜的强烈不满，认为工作量太大，即便是这样但在三十年代，生意非常好的时候，早晨的期货生意，下午就可以赢利。

　　乔铁汉在主政乔氏买卖的时候是正直的，表现出了民族资本家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当日本打进中国之后，他一直居住在法租界，这样避免了与日本人的交往，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甚至一顿停止了大德通大德恒的生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日伪时期，蒋介石的法币、汪精卫的伪币，以及金圆券盛行，中国一度金融混乱，于是当时的陕西、山西等地的掌柜告诉乔铁汉可以用法币换伪币的方法进行金融投机。由于乔家的买卖大，在山西和山西的分支机构可以在当地收购大量的法币，然后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抛出，用奇货可居的方式赚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但是乔铁汉没有这样做，认为这是发国难财，他拒绝了所有掌柜的建议。同时这位资深金融家也深深体会到，无论法币、伪币、金元券等，都会随着政治的变迁而一夜之间变为废纸，用乔铁汉的话讲就是：换法币，失了信；金圆券，要了命。为此，很多掌柜对他颇有微词，认为它不是经商的料。这件事情再次激化了东家和掌柜的矛盾。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管民族资本家做怎样的努力，中国民族资本的春天过早的离去，任凭这位操盘手做苦苦的挣扎，终究无回天之诉。1948年乔铁汉退出乔氏买卖。搬迁到上海，从此靠着积蓄维持着中等生活。将一切交给了三弟乔智千（留美博士）。其实当时大德通大德恒的业务已经萎缩到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地方，而且最后票号也改为了钱庄。即便是这样，不到两年的时间大德通大德恒也不得不在1950年被清盘。当时，乔智千逃到香港，在这种情况下，乔铁汉不得不从上海来到北京处理善后事宜，完成他最后的使命。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当年乔家真正发家的人是乔致庸，乔致庸在家行二，也正是这位二哥让乔家的买卖生意兴隆，走上大规模的发展道路。而最后真正为乔家谢幕的任务也是二爷。用乔铁汉自己的话讲，我为乔家做了两件工作，也就是作了两次清盘。第一次是他刚刚主政时期，处理了山西和包头的业务，二是对大德通清盘。

　　1948年，乔敬梁力推推到上海的乔铁汉到国民党的政府中任职（当时的乔敬梁是孔祥熙的参谋）。乔铁汉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邀请。并且从此不再参与金融事务，不仅如此，乔铁汉还不允许他的子女从事金融事务。

　　乔家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谢幕了。作为谢幕的演员，其思想应当是极其的复杂的。我们不能想象在当时的铁汉老人在上海告别人世的时候是否还想着祁县那恢宏的乔家堡和古堡背后那恢宏的乔家历史以及历史所代表的中国早期商业资本的多舜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