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文摘】荣氏家族百年浮沉

我的大中华

一个家族的数次磨难，刻下了时代的缕缕印记


　　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在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中，不过是无数危机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间，荣氏家族企业共经历过三次巨大的危机。而这三次大危机之中，荣氏家族企业也像一叶小舟，飘荡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1934年，申新纺织大危机
　　75年前的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其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荣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既得益于无锡早年开放的通商环境，也得益于当时人们对于棉纱的需求猛增，更得益于荣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扩大企业的作风。这也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环境和发展伦理。

　　荣氏老大荣宗敬，向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荣德生的女儿荣漱仁对此的回忆是，两位老人家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在弟弟荣德生看来，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之前，民国政府的赋税已经日渐增多。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如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税。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

　　申新纺织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减免新税，孔祥熙答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而荣氏老大荣宗敬的投机失败，也加剧了荣氏企业的困难。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终于巨亏1000多万。

　　这立即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800万，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
　　此时，债权人索债日频，却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荣宗敬，若非要走这条路，各银行则要求申新纺织内部必须进行“倒阁运动”，逼荣宗敬让出总经理的位置。

　　荣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断给国民政府的人写信寻求援助。而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陈公博给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财政部拨款三百万为由，接管申新纺织。

　　由此种种，荣家彻底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纺织情况越来越紧急。到了当年6月，需向银行还款500万，此时的荣宗敬已经毫无办法。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而最后，这次危机仍导致两个纱厂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业。
　　孤岛中求生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1938年元旦，荣宗敬与长子溥仁匆匆离开了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荣宗敬每日以泪洗面。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离世，终年65岁。

　　
　　公私合营考验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 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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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商缩影
文/ 李赫然 孙冉
　　像荣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时代做一面旗帜。
　　而做了不同选择的其他商业家族，则各自留下了不同轨迹。
　　
　　董氏家族之沉浮
　　与荣毅仁的决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1949年携家眷离开上海，举家迁往香港。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资产者的共同选择。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开始铺展他的产业，重组并注册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业后虽然在战乱中经历了日本的没收、美国的扣压，董浩云还是抓住香港经济上行的大势，在60年代已经奠定了自己“世界级船王”的地位。

　　随后，董氏家族产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整个70年代发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长，1982年，世界航运业陷入低潮，董家产业陷入财务困境，欠下的债务高达230多亿港币。当时有人曾经说：董建华所欠的款项，与奥地利一国的国债一样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突发去世。董氏家族产业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眼看父亲几十年心血创下的海上王国行将要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彼时的董建华四处奔走求救，动用了父亲在日本、台湾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却一直无果。不仅台湾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日本方面也拒绝推延交货时间，这对于资金短缺、船舶过剩的董家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汇丰银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华提供了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一家大陆银行为其分担了5000万美元，这家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这是董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从此，董氏集团的兴盛和大陆再也分不开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华获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东的1.2亿美元注资。这次注资至关重要，两个月后董建华宣布公司重组计划，并随后乘风破浪，于1990年偿清了所有债务，开始赢利。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由于他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这一次注资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次神秘注资，传说很多，最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注资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来自大陆方面。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曾经六七次反复问他，他才勉强谈到“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之后，董氏集团开始扩展大陆业务，并最终于1989年完成宇宙号的上海首航，阔别40年后重回内地。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都到场祝贺，江、董二人交谈愉快，这是董第一次与大陆高层领导人“亲密接触”，这或许为董之后当选特首埋下了伏笔。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开设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火柴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死得早，没遇到后来的运动，可称他的幸运。与他同期的商人卢作孚，在“三反”期间，就被他的养子揭发为在公私合营期间，收买公方代表。而所谓“收买”，不过是吃了一顿饭。

　　在“三反”运动中，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终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4期 文/孙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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