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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愤著书”新解
2007101628 林少航
一直以来，司马迁“发愤著书”常为人津津乐道，其著书的典故已成一种象征：逆境中崛起的精神。古往今来，无数身处困境的文人学者都以司马迁“发愤著书”为自己于逆境中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因此，大多数人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解多为“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即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处于深度逆境中，以悲愤、不满、痛苦为动力著书。然而，实际情形是不是这样呢？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文中司马迁所举事例中，从表面上看确实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他们是遭受不幸后奋发有为的结果。
然而，司马迁的本意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不妨详细查阅以上事例，很明显其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不符合身处逆境发愤有为的推论。《吕览》的创作恰恰不是在吕不韦获罪被贬之时，而是在其权倾朝野之时所作。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可以看出吕不韦写作时乃得宠期间。而韩非子作《说难》等书亦在受难之前。
当我们仔细考察司马迁生平事迹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创作《史记》完全是由多方面触成的。首先，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从小就受史官家庭背景的影响，使其以创作一史书为最大荣耀。司马迁从小受史学的熏陶，10岁时他开始学习古文，后来从师董仲舒等著名学者，为其后期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年之后，司马迁开始出游，增长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对他以后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死时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未成的事业，完成史书的创作。司马迁带着父亲的嘱托，担当起《史记》的创作。自元丰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太史令，开始搜集史料，为写作做准备。此后六年，司马迁一直为《史记》的创作不懈努力着。知道李陵事件的发生，司马迁因口难惹怒汉武帝而入狱受宫刑。由此可见，史官家庭的背景，丰富的人生阅历，其父临终的嘱托以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有直接的影响。但，从司马迁创作《史记》历程来看，人们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解为“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是不够准确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司马迁创作《史记》始于遭受宫刑之前，《史记》创作绝不是司马迁受辱之后而有意为之的。他一直将史书的创作作为其一身奋斗的目标。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但是不可否认，司马迁悲惨的遭遇对司马迁的创作有不可估量的帮助，是其对社会有了更清醒的了解，从而从更深的角度对对社会、历史、人生问题进行思考，这对司马迁的创作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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