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武帝与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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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司马迁


司马迁与汉武帝有什么关系？简单的说，君臣关系。事情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汉武帝，中国最有名的皇帝之一，汉代在他手底下从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大汉，我们的民族定名为“汉”，也肯定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司马迁，传奇式的史学家、文学家，巨著《史记》当的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司马迁一生差不多正好贯穿汉武帝一朝。史记的创作过程也是如此。


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月说法不一，一说生于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或者说不可考或者说是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刘彻生于前156年卒前87年，前141年做上皇帝，一直到死做了54年皇帝。


司马迁家世不算显赫，但是有着很好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条件，要不然也绝出不了司马迁这样高艺术素养的大家。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这时候正是刘彻对着他的江山大展拳脚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拿掉他叔叔大爷们的地方大权，忙的不亦乐乎，也就在这个时候，卫青开始敢于对盛极一时的匈奴用兵了，卫青的铁血生涯也开始了。大汉帝国蒸蒸日上！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太史公自序》上说，“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可见他的成长过程是非常科学的，正符合杜甫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点。这为以后的创作积累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胸襟气魄和眼光见识的锤炼。


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和他老爹一起跟着刘彻东颠西跑，又是基本上就是祭祀和巡视，这期间跑的地方大多在西北地区，像今天的山西、陕西、甘肃的一些地方。后来他爹为刘彻筹划盛大的泰山封禅活动。他爹司马谈是太史令，在活动中相当于参谋或顾问，而他兼有实习生的身份，为接班做准备。这时期司马谈就筹划着要修《太史公书》了，可能因为公务繁忙没有，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但可以想象肯定是天天挂在嘴边唠叨，司马迁这时候肯定受了不少熏染。后来司马迁还以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又长了不少见识。在封禅活动开始前他爹就死了，他匆匆的从西南赶回来，见他爹最后一面，接了他爹的临终嘱咐——修《太史公书》，顺便替他爹跟着刘彻上了趟泰山，这时候应该属于见习了。这次上泰山对他触动不小，从《孝武本纪第十二》中的描写就可见一斑。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那时候，纸是没有，印刷没有，全国总共也没有多少书，而且肯定都集中在皇家，这样一来他几乎掌握了全国的文化资源，没有这样的条件，史书是没法写的。这不能不说是刘彻对他莫大的恩典。太初元年（前104），他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太初历》的功劳通常会算到刘彻头上，成为刘彻开创大汉盛世，文化科技繁盛的标志之一。当然司马迁功不可没，那时候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君知遇，尽心以报。司马迁绝对没有想过要和刘彻，论功劳、比功绩。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先不要说《史记》出来之后得客观效果是什么，司马迁到底抱着一种什么样得态度去写得呢？

那时他得储备已经足够了，熟读百家经典，万里采风寻痕迹，他已经是一肚子得学问，一肚子掌故，到了不吐不快得状况了。而且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认认真真得写这部《太史公书》，这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清楚，首先是父亲得遗愿，其二家族的使命感，其三，史官职责所在。这二、三项应该是他们父子共有的，在《序》中基本上是用父子对话或与上大夫壶遂问答表现的。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一种责任与义务，不仅是整理旧文的责任，而且作为史官有为新王朝歌功颂德的责任。一个由分而合，由乱而治的时代，一个正蓬勃向上的王朝，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是满心欢喜的，对王朝有着充满幻想的热情，有着虔诚的奉献精神，汉、如此，唐、亦然。后世管家修史的种种忌讳很多是出于无奈，和这里比起来更是落于下乘。虽然太史公有自铸经典、卓然成家的想法，可是当壶遂拿《太史公书》比《春秋》时，太史公断然否定，不是因为他不敢比圣人孔子，而是他不愿玷染这个王朝，认为“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与现在情况不符。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不过最后事情好像有些变化。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刘彻可能根本就没有把这当回事儿，让司马迁出来后做中书令，可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毁灭性的一击，尤其是对于一个从来都是自尊、自信的知识分子来说。然而结果是，司马迁选择了继续发愤著书。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史记》的撰写，一说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就在这一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武帝曾在轮台颁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刘彻继续求神问天，赋敛征战。


这以后的司马迁反而更加的自信，更加的无所畏惧，写《史记》的意义也在悄然变化，现在他不是完整的男人了，行文间却更添了一股慷慨无畏、悲壮豪迈之感。不卑不亢，以春秋之笔、直书本朝，千古史传，只此一家。不必不讳，目光尖锐，胆识过人，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当不假。


从古人那里寻的精神家园，又发故人愈发而为发之悲歌，直言，“离骚，由离忧也”。《报任安书》一段“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读来酣畅淋漓，振聋发聩，自强之音，响彻云霄。


虽自谦不比《春秋》，又以《春秋》自况，“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後世圣人君子”。“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说的出，做的到，无论何时都是当之无愧！

时过境迁，到唐时就已经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陵也早已经是残陵，大汉王朝也变成了血液、变成了精神融进了中华民族，早已无迹可寻，《史记》同样也是文学与史学天空最耀眼的明星。如果司马迁与刘彻地下重逢，论起功业，司马公一定也不输于刘皇帝。我是你赫赫帝国文治繁盛的一部分，是你成就了我，我也成就了你，没有我的《史记》，你的王朝光彩将大打折扣。你也不过是我笔下运筹的一段，没有丑化，没有粉饰，后人眼中的你，很大一部分来自我所的勾画竹简。这样看来是不是司马公比刘皇帝的气魄更大些，更像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