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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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是承继父亲的遗愿而著作此书的，其父司马谈在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史记》，司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


由于北伐匈奴的大将军李广利之孙李陵在与匈奴大军交战中寡不敌众而失败，消息传来，满朝文武一改故日称道李陵的故态，纷纷落井下石，攻击李陵。作为禀性善良、正直的司马迁在回答汉武帝关于李陵失败的问题时，他刚正不阿，陈述了李陵的平常为人，称赞李陵一只小部队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相遇，打得如此卓绝，尽管失败了也不宜深责，这使武帝大为震怒，他认为司马迁这是转弯抹角攻击李广利，而且有对皇帝的不满，于是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判了死刑。司马迁因为《史记》还没有写完，于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忍辱请求改为了宫刑。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是肉体上、精神上的一种极大摧残。司马迁是靠着一种使命感，靠着一种非凡的人生观、生死观硬挺着生存下来的。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明确的表白，在《史记》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已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毫无疑问，作为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司马迁的人格是经得起风吹雨打、雨淋日晒的，所谓“鸟过留声，人过留名”，无论司马迁的人格，还是司马迁的智慧，都将成为我们中华儿女的典范，将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在《史记》中一以贯之。《史记》中所讴歌的几乎都是那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自己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作为第一部传纪文学，显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纪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120年，著有《列传》50篇，是欧洲传纪文学的开端。与司马迁相比，普鲁塔克晚生了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将近两个世纪，司马迁才真正是中国与世界的传纪文学之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