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用行走考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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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司马迁的生平，只有了解了生平，才会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亲近起来。我们已经讲述过他在李陵事件中惹祸受刑、发愤著书的故事，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前他在做什么呢？
余秋雨：大家好，又到我们的时间了。我们还是继续说司马迁。上一次我们把他受到奇耻大辱作为起点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回过头来更完整地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他出生在黄河岸边，这是一个可以听得到黄河波涛声的一个童年，那个地方叫龙门，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大学者，司马迁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边，读了很多书。
但是最值得我们记忆的是他在20岁这一年开始漫游中国，他能够走那么多的路，能够证明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的统一大业做得比较出色，不是在好多地方政权之间
非常艰难地来来去去。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是他的政权时间不长，真正把统一大业巩固下来的倒是汉武帝，司马迁用脚步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成了在当时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这句话大概是一点不夸张的。为了证明这句话，我们可以把他的路线说一说，大家就会联想到当时的交通条件，我们不得不点头了。这么一条路其实还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在地图上画一圈，就几乎是中原的一大半地方。
20岁的这次旅行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匆匆的步履。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的辽阔的疆域和这个疆域里边所埋藏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感到骄傲，所以他的意气风发就由此而来。这是第一次，他走完这一条路以后，得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官叫郎中，可以随从汉武帝出行了，因为官职很小，所以他做的事情就伺候车辆，有的时候做点警卫工作，但是这个小官对司马迁来说是求之不得，因为他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程进行下去了。
25岁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使命，就是到云南和四川的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那些地方路途非常难走，所以像司马迁这样年纪轻、身体好、有过旅行经验、官职不高的小官员，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对象，所以司马迁就作为汉武帝朝廷派遣的官员到四川、云南。现在那里是很发达的地方，但是当时走起来真是冒险。他考察了那些地方，这对他认识中华大版图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设想一下那毕竟是在汉代，在那么遥远的年代，有一个年轻的步伐这么走了一圈，真的非常了不起，这对他后来写《史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行走，难以想象他能够在后来写《史记》的时候投入那样大的现场感。大家知道《史记》非常重要的在于不仅仅是信息的汇集。譬如我们现在如果在电脑里边也可能汇集到好多信息，但现场的重要性在于哪儿呢，在于山水给了你一种浩荡之气，这就可以看到《史记》精气神的来源了。
我还会有这么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用散文语言来讲就是汉武帝的大地遭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两个极其伟大的事实，汉武帝的大地是伟大的，充满了尚武精神的、英姿勃勃的一块土地，但这块土地它是一种自在的存在，需要有一个非常高超的目光来观察它，它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机。谁的目光呢？在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目光有几副，其中一副就是司马迁的目光，毫无疑问这是两种伟大的实实在在地碰撞，这真是了不起的一次相遇。我们会同情那些非常有眼光的历史学家，他走在一块非常琐碎、肮脏的土地上，经常会出现这样情景；我们也非常同情这样的时代，气魄宏伟，硕果累累，但是就没有一个智者的眼光来观察它，没有一支奇妙的笔来记述它。但是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这两种遗憾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承受了奇耻大辱，从远远的眼光看过去，我们也可以获得某一种安慰，因为它们终于相遇了。

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中国那么多地方，这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可惜他在走过那么远的距离之后，突然闯进了李陵之祸。在经历了这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之后，他是怎样过日子呢？
我们前面讲了他在遭受李陵之祸之前的经历就是游历。我们现在跳开这个李陵之祸，讲他承受了李陵之祸以后的经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需要和大家讨论一下的，一个就是他在遭受李陵之祸，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突然升了挺高的一个官，叫中书令，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遭受李陵之祸以后的司马迁，他的一些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感受。哪一位先说？
学生：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把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到最后被提升、然后写《史记》的整个过程，看作是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的一个密谋，为了让司马迁超越一些什么性别之间的限制啊，或者什么时空之间的限制，反正就是这种很有趣的说法。那个小说写的还是挺有文采的，而且还挺有说服力的。
余秋雨：如果这是预先设计好的，那这两个男人实在是让我们感到不可爱了，他怎么会接受，那个人怎么会施行，这就超出了我们所说的人性的边缘了，但有的时候文学需要有一些天真，有一种异样的想象力。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隔了两千多年，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是不一样。
学生：上周秋雨老师讲到，这是个英雄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学者因言获罪进到监狱，或者是官员腐败进到监狱，我们说他政治生命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中我们会发现，他好像政治生命又得到了第二次的开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汉武帝本人的英雄气质有关，他那个时代监狱和朝廷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
余秋雨：我补充一句，就是好多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有让他的手指游走在朝廷和监狱之间的一种快感，这种游走是试验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对于各种生命的控制力的一种游戏，所以他可以非常随意地把司马迁判处死刑，也可以把他再次提升，在这种游戏当中他感到了一种权力快感。
学生：有一个例证可以支持您的观点，史书上写汉武帝为了掠夺汗血宝马，发动过很多次战争，灭掉了西域几个国家，这可也是一个例证。汉武帝这种有一点乖戾的性格的一种证明。
余秋雨：为了几匹马可以发动一次战争，这个马和我们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牺牲是不成比例的，正是这个不成比例的这种情况，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叫做尚武的时代。另外就是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心理状态如何？这种心理状态对他的写作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学生：秋雨老师，我记得我在看司马迁写的《报任安书》的时候，就很难想象他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精神状态下来完成这个著作，是不是因为他父亲给了他一个志向，同时他自己又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当他处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他已经知道自己所肩负起的历史上的一个使命，所以他不得不为了完成《史记》而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残缺的生命来把这个事件完成。
余秋雨：对，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大概和他没法救他的朋友任安也有关系。他在《报任安书》里讲清楚了，就是你想我为什么受刑，因为我为李陵说了话，李陵和我关系其实是不深的，我都为他可以受到极刑了，那么你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没法救你，理由何在呢？只要有一丝可能让《史记》中断的话，那么我的整个事业就全部破产了，但是我救你就有这一丝可能了，只要我出来救你，就有一丝可能使我的写作中断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做了重新思考。
在《报任安书》里，他以一句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话做了价值论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不要把泰山这两个字的比喻加诸太多的现代意义，在我看来他的泰山就是《史记》，这是他在屈辱中的一个选择，也是他实在没法救他的朋友的一个原因。
我们真的应该抬起头来仰望司马迁，当我们读《史记》的时候，一方面知道他用屈辱之身在写这本书，但更值得我们佩服的是，我们在他的篇页当中找不到屈辱的痕迹，他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全部辉煌，他笔下的英雄仍然是英雄，他笔下的正义仍然是正义，没有一丝一毫的有关他的那种冤屈的痕迹。他只是在《报任安书》和自己的自序里边集中地说了一下而已，没有影响他的史学本体，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的。
学生：秋雨老师曾经说过，《史记》的终笔意味着司马迁生命的一个终结。我想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死亡，司马迁真实意义上身体的死亡可能并不被大家所记住。我觉得是否意味着一个反讽，就是司马迁写了别人的爱与哀愁，写了别人的生命与死亡，但他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世所记住。
余秋雨：对，一个写过很多人结局的人，他的结局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对这个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敏感。有一些史料证明，由于他的《报任安书》里边的集中发泄，他最终还是被朝廷所不容，被处以极刑。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上很少有这么完整的叙述呢？我想这可能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的开山鼻祖的一种仁慈吧，就是他们实在不愿意告诉读者，奇耻大辱了一辈子的司马迁最后有一个这样的结局。
没有被记述，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司马迁自己的选择，他觉得可以退场了，事情完成了。按照当时的环境，有可能让我不受宫刑、不受死刑，给我一点钱就可以买回我一条健康生命的时候，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装作没事一样，于是当我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能再和这些亲朋好友往来，这是讲完历史以后他对周围小环境的深深的失望，失望的结果是消失，这是一种可能。司马迁写完了那么多重要人物的故事的结局，没有把一个结局留给自己，那么我们就把《史记》的完成当作是他生命的结局。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闪问。
学生：秋雨老师您好，您在节目的开始谈到司马迁年轻时游历了祖国的河山，这给我印象特别深。我想问的就是，在如今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获取任何信息都非常便捷容易，行走对我们研究史料还是必要吗？
余秋雨：这我自己有感受。我在写《文化苦旅》以前其实读的书已经非常多了，但当我真的突然出现在无数诗句所描述的地方的时候，还是完全被震撼了。我想到这个树是后来种的，但这个山头和当年王维看到的一定是一样的，这个云、这个鸟和李白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辉煌已经成为这儿的废墟，这儿的废墟让我悲哀，但是曾经有过的辉煌又使我感到某种自豪。这种在现场的徘徊感觉，一定不是在我的书房里边翻资料的时候所能感觉得到的，所以再发达的信息也不能替代实地考察。
学生：秋雨老师，我们可以想象年轻的司马迁旅行的时候，他可以去买匹马，打一个衣服的一个布包袱，背上就上路了。但是我们现在旅行考察极其昂贵，我想我们现在的学者不是不知道应该去考察、去实地观看，只是谁来给学者和这些思想家们提供这个费用呢？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余秋雨：对于青年的考察者来说，他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沿途谋生是考察体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充分的川资和物质保障的旅行其实是悲哀的旅行，因为它已经很无聊了。我20年前徒步旅行的时候，那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非常艰难的，完全没钱，所以我当时想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有一些地方叫我讲课，我就在地图上看这个地方和古迹有什么关系，那可以免掉我的旅费。当时也不可能坐飞机了，就是坐火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全部考察都是步行了，这个步行也有它的难度，吃饭也有它的难度，一切都有它的难度，但当这些难度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比我现在的旅行更有百倍的魅力，所以我想把生态的历险连在一起的这种考察，永远是人世间最有价值的文化考察。
学生：秋雨老师您好，我代表凤凰网的网友表达一下他们的疑惑。现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您在节目里面说过的话，经过网络上的讨论和延伸之后就会变了味道。例如秋雨老师原来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读书节，但是各大网站发出来的头条就变成了"余秋雨说不要读书"。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如果这样的网络谣言继续流传的话，会不会也变成一种历史被记载下来？我们身边发生的活生生的这些事情，第二天就成了扭曲的历史，我不知道对这种真实性或者这种虚构，秋雨老师怎么看？
余秋雨：其实从刚才讲的这个事实里面，我还觉得有一种幸福感，这个幸福感在哪呢，就是我们毕竟还有带子可以调出来。炒作者也没有坏的企图，所以我总觉得这里出现了我们的思维上的某一种盲点，我们要批判的不是这些人的道德水平和素养，而是我们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些盲点。我们太喜欢"奇特"，我们个人在不在乎历史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整个思维全乱了，大家不习惯于正常思维，只习惯于奇特思维，奇特思维的结果只能是那种痴疯状态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