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遭受奸佞小人陷害，不愿苟活终至投江而死；司马迁遭受腐刑，却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最终著成《史记》。《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为题写篇小论文。
博主之见:
两人对生命的理解似有不同之处：屈原选择了慷慨赴死，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但无论是生还是死，其实都是生命的形式，两个人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是有相似之处的。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遭遇不平，满腔忧愤，他们都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抑郁忧愤之情，表现自己高洁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屈原用其一生，来饯行自己忠君爱国的诺言；用生命之躯，来维护自己“皓皓之白”而不使自己“蒙世之温蠖”；用“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来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不渝追求；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韧劲，来见证自己对真理的不懈求索精神。屈原虽在处境困顿之时，以投江结束生命向混沌的楚君臣抗议。而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的是忍辱负重，保留生命，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他的思想里，此时去死，是轻于鸿毛的，他要把未竟之著《史记》完成，让它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只有这样，死后才有意义，才能重于泰山。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之死，不无惋惜之意，但这并不影响司马迁对屈原精神的推崇和膜拜，也并不影响后人对屈原的崇敬。可以说，他们两人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味重的精神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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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生于龙门，20岁外出考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初任郎中，后任太史令，得以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和文献。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在公元前91年前后完成《史记》。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鲁迅更评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者司马迁景仰屈原的品格，和屈原一样，他遭遇不平，满腔悲愤，因而在记传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夹叙夹议的独特风格。
在司马迁看来，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侍奉汉武帝，原来也受信任，他自己也“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为主上服务。不料在李陵事件上却受到极不公正的惩罚。他和李陵本无交情。李陵被俘投降时，他因李陵平素颇有“国士”之风，又因李陵被俘前，只凭五千人的兵力，就跟匈奴数十万兵力连战十余天，转战千余里，最后才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被俘，就揣想李陵也许是想暂时保全自己，然后再找机会报答汉朝。加上他又看不惯那满朝文武的丑态，当李陵未被俘以前，看到武帝高兴，就争着奉觞上寿，现在李陵投降，看到武帝恼怒，就又争说李陵的坏说，于是就想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这一来，就触怒了武帝，被下狱治罪，被处以腐刑。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受腐刑，这是极大的耻辰。他其所以还活着，是因为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就如屈原被放流以后，发愤写出《离骚》一样。这就是他要在《屈原列传》中寄托自己政治幽愤的原因。
先哲对「人生命的价值」的主张
先秦诸子,虽未直接对「人的生命」的问题,提出探讨,但对於「人的价值」,早为各家所关注.「人生命的价值」推而广之就是「人的价值」.人类的价值,即人类在天地万物中间的位置.儒家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有价值.孟子认为「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在於人具有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道家中老子也肯定人在天地万物中间的重要地位.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墨子认为人之所以有价值,在於「强从事」(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与「强听治」(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关於人的个体的价值问题,相对於人的群体价值而言,先秦诸子对人的个体价值的争鸣,没有充分的探讨与重视.可以说淹没在对群体价值的论述之中.总括而言,先秦哲学论争是「天人」问题.到了汉代,哲学论争中心转移到宇宙论和形神问题,儒道皆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尤以常民文化中的民俗信仰,亦奠基於此.汉代哲学发展之背景,在於秦的焚书,造成文化真空,儒学被阴阳五行及谶纬学说附身,并流於今古文经之争,影响到清末,才结束.汉代儒学受阴阳五行论影响最钜,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披著儒家的外衣,行阴阳五行之论,天人相应之说既兴;价值根源遂归於一「天」;德性标准不在於自觉内心,而寄於天道;以人合天,
乃为有德.於是儒学被改塑为一「宇宙论中心之哲学」.心性之精义不传.道家之基本意向,原在於豁现「情意我」之自由.故对外以冷智静观;对内以清虚自守.汉室初兴,本无一定之文化意识.文帝以后,则朝中重「黄老」,并宗道家之言;其实道家之说已遭曲解,此即「情意我之境界」为「形躯生活之作用(或功能)」所取代.劳思光先生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谓:
汉初时先秦旧学既断其传;言道家者,皆不解老庄所肯定之「自我」何在;而只截取其皮毛譬喻,以为即道家之学.於是,视道家之说为权术,於是以法家之纯机诈之心灵,运用道家之冷智,以为能通「黄老」;
或视道家之说为求长生,於是日用心於守尸之术.二者一在朝,一在野;在朝者为伪托黄老之权术思想;在野者则渐转而为「道教」,亦伪托黄老之宗教也.3
依劳先生上段所论述可知汉代道家,已非先秦道家之真面目,并从「情意我」肢解为三部份,一为「超越我」之形躯化―道教,神仙法术之说,於焉产生,追求「长生不老」,「呼风唤雨」之神仙生活,道教形成.二为文化否定论之孤立化―魏晋玄学放诞之风.三为「守柔」与「无为」之技术化―黄老之术.总括汉代之哲学思想,假儒家以「宇宙论中心」代「心性论中心」,导致儒学没落;假道家以「形躯我之功效」代「情意我之境界」,导致道家没落.这是菁英文化的发展概略.而另一常民文化,在殷人信鬼,经孔子导正为祖先教的基础下,到了汉代受阴阳五行说,谶纬预言学说及道教的影响,於是特殊的民俗信仰融合产生.
汉代佛教传入,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出现了儒,道,释的鼎立局面.思想界出现了儒,释,道相互作用与合流的趋势.佛教传入东土之始,与玄学结合,逐步形成不少派别的般若学和「涅盘佛性」学说.宋明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但它是批判佛,老,又吸收佛,老,特别是佛学的新儒学.以上为历代哲学发展的方向,不管哲学思维如何变化,对於知识份子的影响,已形成一套经世济民的政治哲学.而知识份子的使命与抱负,张载的《理窟》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最佳注脚.
屈原,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一)屈原的生命价值观―用生命写诗
屈原是战国时楚国的宗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政治才能,曾任楚怀王的左徒,三闾大夫等官.由於他强烈反对腐败,黑暗政治,主张联齐抗秦,遭到贵族的仇视和迫害.后因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谤,流放汉北.屈原乃作《离骚》,以抒发忧思.顷襄王时,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再度进谗言,屈原被流放江南,徘徊在沅湘一带,作《九歌》,《天问》,《远游》,《九章》诸篇,表明自己心志,想感悟君王,但是顷襄王始终不醒悟.屈原见返朝希望已绝,即投汨罗江而亡.屈原处於战国后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苦闷时期.屈原生当楚,齐,秦三强对峙之时,於是他的政治生命就随著楚国的外交政策而改变,也即随著亲齐与亲秦两派势力的斗争而消长与浮沉.屈原是亲齐派的,而亲秦派大臣有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以及夫人郑袖等,在秦相张仪以财货贿通之下疏放了屈原,在内忧外患情势下,他的情绪悲愤激烈,最后以生命做谏.而后人对於屈原人格高洁对浊世的不容,评价极高.「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0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引淮南王安离骚传语),用之称屈原作品外,用之赞其人格之高洁伟大更为妥切.屈原是用生命在写诗的人.
(二)司马迁的生命价值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生於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卒约在武帝末昭帝初(西元前八六年).司马谈之子,幼年深受家学道家的影响及传统儒家的薰陶.二十出游,足迹遍中国,采集了大量的遗闻佚事.返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武帝元封二年继父职,任太使令,开始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被汉武帝下狱,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史记》的学术地位及贡献,不管在史学,文化史,文学,
小说戏曲,政治,哲学皆有钜大深远的影响,而后世对《史记》之肯定论述可谓卷帙浩繁了.司马迁一生中,生命受到最大的羞辱及挫折,莫过於为李陵投降案辩护,遭到奇耻大辱的腐刑.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0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诟莫大於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他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陷於最大的悲愤和奇耻大辱中,不愿自杀,忍辱偷生,为的是他的使命感,那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司马迁同样是用生命在写史诗的文人.
附录：其他几个诗人的生命价值观：
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繁华尽真淳
陶渊明,晋浔阳柴桑人.生於东晋哀帝兴宁三年(西元三六五年),卒於刘宋文帝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世称靖节先生.陶渊明为晋大司马陶侃之后裔.二十九岁起,因亲老家贫,出任江州祭酒及镇军参军,
建威参军等小官,终因志趣不合而离职.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四十一岁),出任彭泽令,居官八十余日,因质性本好自然,遂解印绶官,归隐田园,刘宋后,躬耕自给,终身不仕.渊明虽无丰功伟业,但他是华人文学史上有数的大文学家,其诗歌,散文,辞赋,无不自然冲澹,雅趣天成,人品之高洁,更是世罕其匹.自唐代以降,后世文人,皆推崇备至.
渊明兼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其对生命生死问题,非常达观.可从其诗三首,,0之.多数人都强烈地表现出对生命依恋及对死亡的恐惧,唯有渊明是少数能勘破生死大关的人.三首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道出世人爱惜生命以求延年益寿.第一首谓大自然循环行健不息,只有人一去不复返,还是「得酒莫苟辞」(有酒就喝吧!)即时行乐吧!第二首谈长生,养生技穷,学仙困难,「身殁名亦尽」,功名利禄随著人亡而消失,唯有「立善有遗爱」,只有行善遗爱人间比较实际.第三首「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位」,人不分贵贱贤愚,即使像彭祖活到八百多岁,终究乃不免一死.「立善常所欣」即使立善是大家所喜好,但是「谁当为汝誉」,谁能肯定后人会称誉你呢很少有人在死前自写挽歌及自祭文.渊明的三首是死亡的三部曲.首篇述乍死而殓,次篇述奠而出殡,三篇述亲友送而葬之.「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早死也不是短命.「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生死无常.「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人死一了百了,是非,得失,荣辱已无意义,「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还比不上多喝两口酒来得实惠.渊明在其中,怨述生养了一群低能儿,结语是「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命运既然如此,还是喝酒比较实际,看似消极逃避,
实是达观通悟.读通了渊明的就能体悟佛陀求「生老病死」的解脱真谛,也融悟了庄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最高境界.佛陀,庄子,渊明所「觉悟」的智慧,可谓「繁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
《论诗绝句》).
杜甫的生命价值观―悲天悯人的胸怀
杜甫唐襄州襄阳人,生於玄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卒於代宗大历五年(西元七七0年),天宝中,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为宰相李林甫所压抑,迄不得官.天宝末,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凤翔,杜甫往谒,拜左拾遗.因上疏救宰相房0,忤逆肃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中大饥,甫辗转入蜀,流寓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卒,出蜀入湘,病殁於途中.杜甫一生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身遭安史之乱,诗中多述离乱之情,因有「诗史」之称.其诗沈郁雄浑,博大凝0,具悲天悯人之胸怀,故有「诗圣」之誉.杜甫一生仕途坎坷,也因困顿颠沛,贫病交加的生活造就了他的诗.欧阳修所谓的「文(诗)穷而后工」正是如此道理.他一生做官的日子很短促,且职卑位微,但他悲天悯人的胸怀,从他的「诗史」中显露无遗.他所怀抱的是张载所谓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以诗写史是杜诗的特色,把对生民,社稷,国家的爱全部融化在诗中.例如他在逃亡的途中被叛军押送到长安后写下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0更短,浑欲不胜簪.″孤身陷贼,欲报国却无门,想家又归不得,真是心境沈痛.当他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所作的诗云:＂剑外忽传收苏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激动的心情是喜极而泣,也是爱国心真性情的呈现.杜诗有三千余首,现存一千四百余首.诸多内容是抨击贵族阶级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生活上的糜烂荒淫,穷兵黩武,生民遭受战争苦难.官吏横徵暴敛,巧取豪夺,造成贫富严重对立,例如＂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这是最具体的揭露.他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即是＂为万世开太平.″又肃宗上元二年秋,一场暴风雨袭击了浣花溪畔的草堂,茅屋为秋风所刮,茅草又被无赖小儿抢走,在悲愤之际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他陷入困境时,他想到的不是一己的安危,而是＂天下寒士″这是何等钦崎磊落的胸襟.终其一生,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诗,诗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诗中燃烧,发光,照亮千秋万世.
苏轼的生命价值观―苦难的超越者
苏轼,宋眉州眉山人.生於仁宗景佑三年(西元一0三六年),卒於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西元一一0一年).二十岁时已博通经史,二十二岁试礼部,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时直史馆,时年三十.次岁,父洵病卒.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反对,与安石不合,遂外调通判杭州,改知密州,再徙徐州,湖州.元丰二年,又因「乌台诗案」,逮赴台狱,论死.神宗特命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五年,轼筑室於黄州的东坡,以读书,作诗,游览名胜,结交方外自遣,字号东坡居士.哲宗元佑中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旋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年五十四.又召为翰林承旨,累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后卒於常州.东坡是华人世界罕见的全才.他是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佛老清修者,巨儒政治家,皇帝秘书,酒仙,诗人,人道主义者.东坡自幼承其父亲家学,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奋厉有当世志」,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胸襟坦荡,正气凛然,不向恶势力低头,因此东坡的一生,几与祸患相始终,承受大起大落,忽贬忽升的生活波折,既经顺境,复历逆境,数度遭贬.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如洗三温暖,
使他嚼尽种种人生辛味.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去面对政治的现实,以佛老超世的精神来纾解心灵的痛苦.遭受迫害和打击,没有消磨他「致君尧舜上」,匡世济时的政治热情,没有斫伤他批评现实,敢为天下先的勇锐之气;无尽无休的苦难也没有使他厌倦人生,变得冷漠.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精神,刚直坚毅的风格始终如一.千百年来,东坡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华人世界的知识份子,人们欣赏其刚直不屈的风节,民胞物与的悲悯之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永远令人怀念,永远给人启示.
1.见钱穆《中国思想史》P24.台湾学生书局74.11
2.同注,P8
3.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P8.三民书局76.9
转载于金清海校长（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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