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不信《孟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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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不信《孟子》（14）




唐朝的韩愈推重《孟子》，“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他胪列儒学一脉的道统是这样：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矣。”遂成为宋儒尊孟的滥觞，孟子的地位也日渐提高，至北宋达到顶点。二程将《大學》、《中庸》、《论语》、《孟子》号为四书。南宋朱熹用毕生精力来注释四书，遂成为明清科举之必读书。

王安石尊信孟子，在他的倡议下，熙宁四年，《孟子》一书亦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元丰七年，孟子配享孔庙。朱熹尽管反对王安石变法，却也不得不承认“孟子配享，用荆公之请。”而司马光不信孟子，这事就非常有趣了，好象王安石做什么，司马光都有意对着干，连《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也这么认为。四库馆臣说：“至于因安石附会《周礼》而诋《周礼》，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则有激之谈，务与相反。惟以恩怨为是非，殆不足为训。”我想事情不会是如此吧，尽管司马光致力反对新政，但对王安石的人品学问是没有疑问的，也没必要刻意对着干，否则司马光也配不上元祐诸贤之一，心地这么小。

事实是，北宋时期存在着尊孟与疑孟的两派不同学术主张，其中参杂着西汉末期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扬雄扬子云。也就是说，在北宋之前，至少在司马光时期，扬雄的名气和孟子有得匹敌。宋人王禹偁说:“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孟轲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师戴圣人之道，述作圣人之言。”（《投宋拾遗书》)。扬雄在一些宋儒的心目中，其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司马光不信孟子，却独尊信扬雄。他抬举扬雄是继孔子之后的唯一大儒：“扬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司马光33岁的时候，知太常礼院，上疏《乞印行、扬子》，认为“战国以降，百年蜂起，先王之道少有人研习，遂至荒废。唯独荀子、扬雄二人，排攘众流，张大先王正术，使后世学者借以明了王道所在。现在国家推重艺文，连《庄子》《列子》及医方异技之类的书，都大力刊行，以广其传。独缺《荀子》《法言》二书，我担心此二贤达之言益发废坠。恳请皇帝诏下崇文院，将二书精加校定刊行，依诸书印卖之例，送国子监发售。”而元丰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司马光作《疑孟》一卷，十一则，专门来批判《孟子》。其原因，据《涑水学案》说，大概他认为《孟子》是伪书，出于东汉，故不足信。北宋另一大儒孙复，字明复，号富春，与胡瑗、弟子石介，人称“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之一，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亦疑孟而尊扬。

王安石当年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扬子，是扬子则非孟子。”而其本人除了服膺孟子之外，对扬雄也是很崇拜的。他说：“孟子没，能言大人而放乎老、庄者，扬子一人而已。”“自秦汉以来儒者，惟扬雄为知言。”他是将扬雄排在孟子之后，而司马光则是直接将扬雄越过孟子，作为孔子的不二继承人。元祐元年，司马光在《请科场仍用经义及设经明行修科》上札中说：“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但考核文学，不励德行，此其失也。……《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劝他说：“孟子恐不可轻黜，亦犹六经之《春秋》矣。”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幼受庭训，主张却与老爹不同。司马康说：“《孟子》为书最善，直陈王道，尤所宜观。”至其病笃，仍在写《孟子解》。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宋诸儒中，王安石尊孟尊扬，司马光贬孟尊扬，程颢程颐兄弟尊孟贬扬，苏轼贬扬尊孟。然自二程、苏轼开口批评扬雄，扬雄遂为后人所轻，其名气也远逊于孟子了。二程批评扬雄说：“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大概说的是扬雄不该侧身新莽。苏轼谓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概说的是他仿《周易》而写的《太玄》，不过近儒尚秉和对是书相当看好，认为深得易之精髓。而到南宋朱子作《通鉴纲目》，以春秋笔法书“莽大夫扬死”，扬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四库馆臣说：“若北宋之前，则大抵以为孟、荀之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