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马光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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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司马光与苏轼




王安石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国家管理上的弊端，坚决地行动起来，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


司马光从自己的视角，看到了变法的不妥之处，也勇敢地提出批评，也不怕丢官、失意。司马光的观点，固然有其因立场而产生的局限。但是，也有不少切中王安变法中的不足之处。


这件事，如果放在民主社会，会促成一件好事，会使变法健康地进行下去。但是在专制体制里，却演变成一场官场倾轧。观点代表政见，政见代表在官场中所站的位置，官僚中的位置决定了官位的去留。而一但确定了官场上所站的位置，就不能改变，否则就陷入道德危机之中，认人而不认理，这是儒者中的一部分人演化为“恶儒”、“腐儒”的表现，全然没有至圣先师的一点风度与襟怀。


王安石的变法并不彻底，虽然给国家带来一些效果，也给社会造成一些危害，。对于危害，历史上议论较多，甚至有人把王安石归于“奸臣”。把王安石定为“奸臣”属实过分，但是也并非空穴来风，王安石重用之人的不检点，糟蹋了变法的初衷。而他的狭隘也限制了变法的完善。他的后辈传人中，确实有做了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祸国殃民的奸臣。这其中有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


司马光在历史上的评价似乎比王安石强，居然得了个“文忠”的谥号。在士大夫中、在民间都能博得“忠臣”的名誉。但是，司马光的肚里，不见得能撑船，用他的方略管理国家弊端也很多，有些不合时宜。


苏轼很有意思，对王安石、司马光的做法有独立的见解，和而不同。但是两派都不容他，一贬再贬，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不仅是苏轼的悲剧，也是士大夫的悲剧，更是专制之下必然造就的悲剧。


从历史中，我们应该体悟到一些什么呢？目前，“改革”一词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很高的使用率。不管好事坏事、合民意不合民意、合国家利益不合国家利益，只要一些权贵、一些组织想做某些事，就以“改革”一词打前阵、压后脚，无往而不胜。不管事情做得效果如何，好的，自己的脸上有光、有官做；败了，则是“改革”实践交学费。“改革”一词成为横扫天下不同意见的“倚天刀”、“屠龙剑”了，也不怕糟蹋了这个鲜活的词语。，当一种话语、一种观念、一种抽象的名词长期处于极端强势的状态，必然产生思想上、行为上、语言上的暴力，会有害别人，也有害自己。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王安石、司马光与苏轼。



竹秀斋写于二00六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