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需要 毛泽东指阎锡山为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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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友军的担心看来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同感。此时，陕北苏区南线已经分别同东北军之67军和杨虎城驻宜川的部队达成了谅解，北面井岳秀部已经被击退，高桂滋部也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其驻周家岭一带的87师511团甚至与红军签订了一个书面的“互不侵犯协定”。

  该协定内容如下：（一）　立即停止彼此间的军事行动，各守原地，互不侵犯。（1）　红军部队与来往人员在五一一团驻地附近往来时，五一一团所属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有苏区的公务人员与通商者进入五一一团驻地时，五一一团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2）　五一一团驻防各碉堡寨垒间往来之交通部队与人员，红军各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来往苏区的之公务人员与通商者，红军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但在交通线内除现有堡寨外，五一一团不得再增加碉堡。（二）　双方必须参加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行对日作战。（三）　双方负责保障人民之集会、言论、结社自由。（四）　双方部队要保护人民春耕。（五）　五一一团在苏区的眷属，由红军负责保护并招待，送赴五一一团团部驻地周家岭。五一一团拘捕苏区之人员，亦须全数交红军代表带回，并保护其安全到苏区。（六）　以上各条，由双方代表签字日起实行。红军代表张云逸、五一一团代表王立山。

  因此，原来关于红军主力东去，陕北苏区将会变成游击区的那种担心，在中共中央内部几乎不复存在。加上红军东征一直相当顺利，这时也还是处于顺境之中，并未遇到严重抵抗，中共中央十分希望能够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

  因此，中共方面还并不认为形势已经有了不利于自己的变化。当然，为求得友军，特别是东北军高级将领能够对红军的行动多少有所理解，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22日专门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及全体东北军官兵同志，强调：

  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侵略华北，危及晋、绥，复受日帝指挥，派兵六旅之众，屠杀陕北苏区民众。国人痛愤，罪不容诛。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锡山竟为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拦阻红军……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卖国，继续执行日本拦阻红军之任务，则红军为贯彻抗日目的计，不得不首先诛此卖国贼。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搅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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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阎锡山为卖国贼，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红军这时军事行动的一种需要。至于阎锡山这时对抗日态度如何，其与张学良有何种共鸣，中共方面自然一无所知。

  实际上，阎锡山此前与张学良一样，也在“找国际（指共产国际）及党（指中共）的关系”。据中共北方党部军委负责人王世英此后几天的报告看，阎锡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至2月红军东征之前，阎本人至少已经与北方党部的代表有过三次谈话。

  阎所担心的自然是山西能否继续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中共代表所称中国唯一出路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阎锡山明确表示赞同。但他声称中共的说法不论站在民族方面、国家方面或民众方面，都是对的，只是在房子里谈可以，站在他的立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却不可以，“因为一谈就是很大乱子”。而对于中共代表所说山西唯一出路是与红军订立协定，阎锡山则表示异议。他也知道山西确在危机之中，东有日本，南有蒋军，西有红军，但他的态度是“对谁也不妥协，保持中立”，坚持继续独立控制山西局面。他声称，他的防共保卫团计划每年训练15万人，三年可训练45万人，到那时他什么都不怕。可是，不论阎锡山如何嘴硬，他主动并且是三番五次地找中共代表谈话，清楚地说明他这时已经颇为恐慌和动摇。中共对阎锡山展开统战工作并非毫无可能。但由于战争已经打响，尽管3月下旬中共中央听取了王世英的口头汇报，但对阎锡山的态度一时也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