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談孫中山、譚嗣同、劉光第、蔡鍔/吳令華

花生

一九二七年夏天，梁啟超養

花生

父親說：梁先生在生平死友中，最欽佩譚嗣同，聽他縷述譚的壯烈義舉，不禁潸然眼濕。梁先生說：「大難來時，光緒央英國使館護送南海出京，並未求日本使館。但當時日本方明治維新，處處模仿歐洲，見歐洲文明政治，有保護他國政治犯之事，故也想在中國照行，既可以誇耀其文明程度，又可以插足中國政治。當時日駐中國公使是林權助，早奉有保護政治犯之密令，於是自獻殷勤，努力營救。那時使館還沒有新式馬車，先用綠呢大轎接壯飛到使館，緊接又以綠呢騾車接我。壯飛和我在使館住了兩天，日夜商量救皇上之法，並計算南海的行蹤。一次，壯飛忽然想到了什麼，回房中甚久，出來叫使館僕役往某衙門投文，並笑對我說：還須告他一狀！我茫然不知所謂。事後傳說譚父告其子嗣同忤逆，斷絕父子關係，才得免受牽連。我估計那天壯飛閉門所幹的就是這件事。真是血熱而心細，身殉祖國，而保全老父，再沒有像他這樣義烈的人了。日使林權助要我和壯飛離開北京，壯飛堅決辭謝，說：『我看西方史，革命沒有不流血的。中國革命的流血，請從嗣同開始！』在使館住了三天，他一人潛出使館自首，說『嗣同願以頸血洗滌中國之腐敗！』遂在菜市口被斬。六君子就義之日，我還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聞信悲痛暈絕。又數日，林權助強迫我登其事先裝飾好的車中，外坐女僕丫鬟，有衛士開道，對外揚言是日使家眷回國，自北京至天津，然後乘兵船去日本。」梁此時所述兩人至日使館及譚被捕的經過，與其《譚嗣同傳》略有出入。「譚傳」云：「時余方訪君（譚）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或梁先生晚年記憶有誤，或因撰文而有修飾，如今已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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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氣凜然的劉光第

由譚嗣同又談及劉光第（字裴村）。梁先生說：「裴村，亦一可歌可泣之人。我與裴村並非故交，只因實行新政才略有接觸。但每次相見，都敬其為人。他做京官十多年，寄居在西直門外一小廟中，至死也未在城內置屋。平日只閉門讀書，不與時下所謂名士交往，所以許多人不認識他。但南海召開保國會，他卻來參加了。行新政後，任軍機章京。依慣例，剛入軍機的，要給太監賞錢，他不給。禮親王做壽，同僚都去拜壽。他不去。軍機大臣裕祿任禮部尚書，眾人去祝賀，他不賀。有人問他，他說：時事艱難，我們在朝為官，當為皇上盡力，那有空去奔走媚事權貴？當時有個叫曾廉的上書請殺南海和我，皇上交壯飛辦，壯飛逐條駁斥，末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裴村見了，也提筆署名，說：『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見狀大驚。裴村說：『即使無皇上之命，我也應救志士。我不能讓你獨做君子啊。』其實他與南海也只在保國會上見過面，並無往來，和我也無深交，而竟以死相救。真令我肅然起敬。裴村等被捕後，既未審訊，更無判決，數日後即問斬。就義時，其子哭奔菜市口，跪求監斬官以身代，叩頭流血。不許。刑後抱父屍嘔血痛哭，不久亦卒。父子壯烈，哀動鬼神！中國有這樣的志士仁人而不興，是無天理！」

蔡鍔及「庚子之役」

一八九七年，梁啟超應陳寶箴之請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短短幾個月，即培養出一批出色的人才。父親說：時務學堂第一批學生僅四十人，其中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指民國）名人。蔡鍔便是其中年齡最小（僅十六歲）、最得梁憐愛的一人。後時務學堂被封，學生絡繹東渡。梁先生說：「當時在東京的亡命客都很窮，而松坡尤甚。他又最瘦小，體極弱，卻非要學陸軍。我怎麼勸他都不聽，只好由著他。」一九○○年春夏之交，維新黨人唐才常（字佛塵，曾是長沙時務學堂的教習，譚嗣同的同鄉好友）率領原長沙時務學堂的學生林圭、李炳寰、傅茲祥、田邦璿、蔡鍾浩等二十餘人到江漢準備發動武裝「勤王」。梁先生說：「佛塵去鄂後，我和松坡也從東京秘密回到上海。等了許久沒有消息。松坡焦躁不安，遂到漢口打探，佛塵命他回湖南請黃澤生將軍相助。黃見松坡來，便強行扣留，且大罵『梁任公、唐佛塵無故犧牲有用青年』。松坡與之辯論，他充耳不聞，就是不放行。我得不到松坡的行蹤，極為焦急，決定親自去漢口，已買好船票。因是亡命之身，不敢多逗留，準時到碼頭，誰知那班船因貨少已提前半小時啟程。我急得頓足大罵，也無可奈何。後來佛塵計劃敗露，被張之洞殺害，為首者即上述六人，世稱『庚子六君子』。而松坡因黃之扣，我因船期之誤，才得免死。」蔡鍔發動護國之役，推翻袁世凱帝制，居首功。梁啟超亦親自南下協助。《雲南致北京警告電》、《雲南致北京最後通諜電》以及那篇膾炙人口、大義凜然的《雲貴檄告全國文》都是出於梁啟超之手。在蔡鍔軍苦戰於四川敘瀘之際，梁聯絡廣西都督陸榮廷，聯銜發出《廣西致北京最後通諜電》、《廣西致各省通電》，響應護國運動，又聯絡廣東的國民黨人，策動廣東獨立，使滇黔兩廣連成一片，終於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後來蔡鍔到日本治病而死，梁哀傷不已，對父親說：「松坡不到日本決不送命。天知道，東洋醫生給他打了什麼藥的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