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人才思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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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人才思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阳夏（今陕西韩城）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任太史令，博读史官所藏图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撰史记。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武帝而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前后历时14年，于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五十余万言，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零三篇，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书成之后事迹无可考，有人说他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左右。

司马迁的人才思想，主要表现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两篇文章中，主要贡献有如下几点：

（一）他明确地提出“逆境成才”的观点。他认为在困厄之中反而能磨练你的意志、激发你的奋斗精神，促你成才。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孙膑）膑脚，兵法修列；不韦（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即《吕氏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即《韩非子》）；诗三百篇（即《诗经》），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他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孙膑等人的事迹，目的在于证明“逆境成才”。他们都是处于“困厄”之中，“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所以“发愤”著书立说，期望传之后世。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对后世有巨大的教育作用，而且无数的事实证明了“逆境成才”的正确性。

（二）他指出了一个人才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及生死观。他认为“国士之风”应该“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①，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急”。大意是：对父母要孝顺，和朋友结交要讲诚信，面对钱财要廉洁，或取或予要符合义，对人要谦逊恭敬，有为国献身的精神，这几条就是他说的“国士”的风格，也是一个“人才”应具备的道德品质。面对生死大观，他有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死的有价值，有意义，就应勇敢地去死；反之，“轻于鸿毛”，则应珍惜自己的生命。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结合现实对这句话作了很好的解释，不赘。

（三）《史记》的撰写也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的人才思想：

（1）司马迁通过陈述历代的兴衰和用人的得失，揭示了人才对安邦定国，富国安民的重要作用。他借评价《春秋》阐明了著史书的目的及作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事非，定犹豫，善善恶（wù）恶（è），贤贤贱不肖②，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意谓著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判明历史上的是非善恶，褒扬贤士，贬斥“不肖”（坏人），明确治国的根本之道以及为人处世的准则等等。这种叙事的本身就表现出了司马迁的人才观。

（2）司马迁通过他的纪传对人才的层次、类别作了划分，为人才的分类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司马迁的人物传纪，一般不是以历史时期或朝代来划分，而多数是以其对历史的贡献、才能的表现、性格特点、生活遭遇等来分类排列。如“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候，“列传”记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列传”70篇，也多按人物的特点分类，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循吏列传》、《滑稽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等。司马迁通过纪传这种文学形式对帝王、将相、侠客、商贾（gǔ）、隐士、诸子百家等各行各业的人才的素质特征作了具体生动的措述，是今天研究古代人才素质结构、群体结构的原始材料。

注：①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礼节，恭敬俭朴，对人态度谦虚。“下人”，下于人，即把自己的地位放于别人的下面，意即对人谦恭。

②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两字重叠，前一字是动词，后一字是名词。善善恶恶，即表扬好人，批判坏人。贤贤贱不肖：赞扬贤人，贬低坏人。不肖：不贤。







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司马迁《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