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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人反映在比较评价上的纵横差异，其根本点还是在认识集体意志与个体差异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体被要求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需调整自己的行为。中国人强调群体意识而不是个体差异，甚至于不认为存在着个体差异，因而集体总是用统一标准要求所有成员。
中国人注重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不习惯于脱离群体，包括因出众而独立于群体。于是，与他人保持一致便成为规范自己行为的依据及动力。
爱攀比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正是因为从小被灌输横向比较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时时、处处、事事都要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而客观现实中不可避免的众多差异又诱发了人们诸多的心理不平衡。
我们无力改变中国人的这种横向比较的思维习惯，但是，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可使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避免步入这方面的误区，从而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演绎法的待征，即从一般到特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带有归纳法的特征，即从特殊到一般。
从思维习惯上看，我们中国人倾向于求同而非求异。平时经常可以看到，原本是一般性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可往往是争着论着就演变为人身攻击，最后竞至反目为仇。其根本原因是，习惯于求同的中国人忍受不了由异己、异议带来的心理压力，致使争议极易导致争吵乃至失去应有的理智。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很多学科的理论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学生反对老师的历史，而这种“徒弟”对“师傅”的“叛逆”则恰恰是学科向前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我们中国，这种“叛逆”现象是很少见的。常见的倒是，老师因学生不同于自己的观点，而不让学生的论文通过。
对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实际、没有实效的现状，我们总是或缺乏动力、或缺乏理性思维而不思变革。以往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不管是多么不合理，只要继续贯彻执行就会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稍微有所变动，无论变得多么有理，也要惊动上下领导，千研究、万考虑，难以定夺。对“变”的过分敏感，对稳固不变的习以为常，使任何方面的变革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中国人从国民习性来看是不大喜欢置疑的，对于已实行的规章制度一般缺乏批判意识，只要没有大的妨碍，即使是没什么道理也习惯于将其保持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保守性，是一种缺乏革新意识的思维倾向，同时也是一种天然的惰性。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最复杂是世界公认的，我们自己也无一不对这难以应付的人际关系深感困扰。于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中国入之间为什么这么难相处?
仔细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难处主要体现为，相互间的理解率低而误解宰高，其根本原因有三：其一是自我表达能力低。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最基本的社会化训练就是理解他人，小孩子首先要学会听横大人的指令以便照着去做。幼儿的语言训练，在国外是以表述自己的想法为主，在小国则是背诵诗歌、故事，成人们对孩于是否能流畅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观点并不重视。
其二是少说为佳的处世原则。中国人从小就接受丁“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古训，因而对自我感受、个人观点的表述总是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常常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这样就难以提供足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信息量。除此之外，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使个体往往不能表述真实的想法，结果是说话含蓄以便留有余地，或是出于某些顾虑而适时适地适量地说假话等等，都无疑会加大理解的难度或人为制造出种种误解。
其三是猜疑戒备心重。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懂得“人心难测”的道理，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于是便建立了“防人之心不可元”的戒备心理，在“防”与“戒”的心态下，倾听别人的过程就不可能仅仅是理解言语的表面意思，而且还要猜测隐含的意思，即“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的戒心势必包含着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于是，总是习惯性地对别人言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如果我们再将相互理解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那要达到正确理解必然是难上加难。这是—‘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出于自我防御，每个人都在含蓄地表达自己，同时又在费尽心机地靠猜测来理解别人。于是．人际关系被人为地复杂化了，人际交往成了一门深奥的学问，我们每个人都被牵制在其中，耗费了大量的心理能量。面对这一怪圈，于单一个体来说，不管你对此怎样不满都将是无能为力的，为了生存，你必须适应其中。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减少人际间的内耗无疑会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国人在回答别人问题时，类似于此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因而有外因人说中国人很虚伪。这话听起来真是不好听，但心平气和地仔细观察周围，事实也确是如此，不管中国人是否能用虚伪来形容，“口是心非”和“表里不一”却是千真万确的。
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便于说真话的场合太多了，而造成不便的主要因素是“内外有别”。至于何为“内”，何为“外”则是相对的，譬如，家里的某些事，同家庭以外的人就不能说，若逢人间就说些掩饰性的假话，在此，家是内，其他均为外。学校里的某些事，遇到校外来参观的人就不能说，在此，学校即为内，其余为外。国家里的某些事，遇到外宾是不能说的，此时，本国为内，他国为外。同样，自己的某些事不能对别人说，此时，心为内，口为外，心里想的内容不能传出口。
中国人的“表里不—”更多的时候还是出于习惯，由于对“内外有别”的敏感，以及分内外进行差别对应的长期训练，故一旦处于对“外”的情景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端出冠冕堂阜的大话、空话、套话乃至假话。
在中国，“表里不一”之所以司空见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表里—致”易于带来麻烦，正所谓“祸从口出”，这一句俗语道破了把住“口”关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回答别入的提问时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其结果也许不仅是容易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且还易于给自己日后留下容易道受他人攻击的把柄。所以，“表里不—”、“口是心非”常常是中国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一种防护措施，从心理防御的角度来看，这个显得并不太光彩的行为特征却是一种由社会要求的生存技能。
人权意识的缺乏在中国的确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我们作为父母打骂孩子、作为老师训斥学生、作为城里人蔑视乡下人、作为医务人员漠视病人、作为服务员怠慢旅客之时，此时我们对自己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常常是不以为然的；而且也发生在我们作为孩子、作为学处、作为乡下人、作为病人、作为旅客而受到不平等待遇、个人正当权益受到侵犯之时，此时的我们则往往是以忍耐、以自认倒霉而默然接受这已发生的有损人格的现实。于是
整个社会似乎是达成了一种默契，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尊重的不良社会风气。
仔细分析，导致我们人权意识淡薄的主要因素还是等级意识强烈，其根源是我们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时很难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总是注重于相互间的某种关联，如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城里人与乡下人、医务人员与病人、服务员与旅客等等，由这种关联引申出来的人际关系往往是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即我们总是根据相互间的相对差异而有差别地对待他人，而不是在尊重个人权益的基础上平等待人。
社会上对人们的各种职业、身份已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等级概念，因而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人”就很难是独立的、没有修饰、没有定语的“人”，而总要冠以—定的限定，这—根定就把每个人都分门别类地划入了不向的等级范围之内。因此，平等待人的意识在我们的社会几乎无从产生。
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缺乏认错的习惯。从语言来看，“对不起”一词在汉语里远不及在英语里使用的频率高。正是由于“对不起”一词用得太少，而使商店里、公共汽车上的一些人际间的小摩擦频频被上升为大争端。值得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承认错误”没有作为一种美德而受到广泛宣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个缺陷。
深究而论，中国人是个求完美的民族，也是一个喜欢树立高、大、全英雄形象的民族．具有一定权威身份的人则被要求具备相应的完美形象。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为人师者不应犯锗，犯了错就不是好教师。同样，为人父母者也不应犯错，犯了错就不是好父母。在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下，出于维护自身形象，人们难免会死要面子不认错。自古以来在中国，当官的没有向当兵的认错的习惯，父母没有向子女认错的习惯，老师也没有向学生认错的习惯。
从思维方式看，我们也存在着喜欢扩大化的倾向。个别教师因方式不当伤害了孩子而受到家长起诉，便就此而认为“老师这么辛苦地教育孩子，得到了什么样的报应”?好像所有的教师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一个有具体人物、具体场景的小事件便被扩大化为有特殊含义的、指向更多人的大事件，单个教师的“面子”问题则被扩展为全体教师的“面子”问题。
中国人不仅爱面子，而且爱报复。西方人常常能面对面地打完一场官司后又和好如初，我们中国人是绝对做不到的。报复心重是我们的民族特点，所以，作为家长只要不想让孩了转学，就绝对不能得罪老师，得罪学校。同样，作为职工只要不想调离工作，就绝对不能得罪义司，包括各级领导。在此，虽然是非是可以明断的，但法律的力量却显得极为渺小。由此，尽管法律界的人士总在不断呼吁人们学会依靠法律，但人们看到的事实却是法律只有公断作用而没有保护作用，光明磊落的法律对付不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暗中报复。
惧怕报复，“忍”字当头，无疑是对各种恶习的放任与姑息，然而，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势单力薄的，法律在做出公断的同时还应当给予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使欲施报复者的目的难以实现，并使法律不仅具有公正的力度也具有保护的力度。
东西方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譬如，有不少同西方人打过交道的中国人都认为西方人很傻，会相信一些明显有诈的谎话。其实，这只是西方人的一种社会交往习惯，即西方人对他人的言语是先相信后验证。
中国人则正相反．对他人言行往往是先怀疑后释疑，“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俗语反映了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心态。
通俗地说，西方人在同他人交往时，先把对方当子”，中国人则习惯于先把对方当“小人”。
从实际生活来看，西方人在交谈时总是开门见山，拣最重要的事先说；中国人则往往要绕很多弯于，在谈自己最想说的事之前要进行大量精心的铺垫。一个中国人要是有求于人而登门拜访，往往不会在一进门就把来访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而是要先客套、寒喧一番乃至几番之后才逐渐透露来意，有时则要在马上起身定人之前才说出真正的拜访意图。甚至更为常见的是，中国人在求人办事的正
东西方人在社会交往上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西方人交朋友往往适可而止，难有中国人那种两肋插刀式的朋友之交，但西方人在陌生人之间的相助热情却比中国人要高得多。譬如，在国外，向陌生人探路问李总能得到热心指点，但在国内，人们总是把美好的表情和助人的热情留给熟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则至少是冷漠，甚至于很不友好。比较而言，如果说西方人是助“生人”为乐，中国人则是助“熟人”为乐。
东西方人交往方式的不同主要还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一般认为：待人接物应分亲疏远近，应按相互间关系的亲近等级来分发自己的热情；一旦成为朋友，相互关系则越近越好；先把别人柱坏处想是为了避免自己因轻信而上当受骗。在与人交往中，中国人更多的是凭感觉和经验作判断．“多疑”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西方人则更习惯于以事实为依据，“轻信”是出于尊重事实、不冤枉他人的基本原则。
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实际生活中，人情的作用往往要大于各种法规制度，所以与西方人相比，人际交往的互惠交换性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对熟人与陌生人的态度之所以有着极为悬殊的差别，正是由于施予陌生人的热情是无“利”可图的，而施予熟人的优惠却可以得到回报，当然，回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感情形式的回报和物质形式的回报，总之，熟人之间的互惠互利终归能够构成等价交换的
利益关系，这就意味着，给予熟人的热情不会是无偿的付出，或迟或早总会换回某种形式的回报或实惠。
中国人的社会交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在与周围有“关系”的人交往时，总是想方设法地尽量避免冲突，无论是采取中庸、调和，还是采取谦恭、忍让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就是围绕着如何避免出现人际间的不和西方人即使在朋友、亲属之间，也会因为坚持维护个人的权益而不肯相让，中国人则多以自己吃一点“亏”的方式来换取相互间的和谐关系。尽管中国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常常会缺乏耐性、忍让精神而大肆争吵乃至大动干戈，
但是在熟人之间却是相当讲究谦让、忍让的。
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与陌生人吵架，大概是出于无所顾忌的渲泄。但是在认识的人中间，值得顾忌的内容就太多了，考虑到各种利害关系，“忍让”则成为人们通用的交往难则。
实际上，在人际交往高度频繁的中国社会，“忍让”是一种生存策略，是求得“安全感”的一种人生技巧。中国人对“安全”的需求，既包括了身体安全也包括了心理安全，珍视既得利益、不轻易冒风险是为了保证“身”曲安全，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台性、重“忍让”则是为了“心”的安全。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善“忍让”或“自我压缩”，其根本用意是为了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以获得心理的安宁。
中国的成人在教育孩子时，也非常注重灌输以自己吃亏的妥协方式来求得平和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好静，中国人的性格审美观实质上体现的是对静态美的欣赏。人们对表情含蓄、说话严谨、有节制的人评价普遍较高；而对那些具备与“动”相连的性格特征的人，诸如“活泼”、“豪放”、“热烈”的人则多评价为“浮”而不大易于委以重任。
停滞不前也是联系紧密的。实际上，具备静态性格的人对变化缺乏灵敏的反应，适应变迁的能力也差，另外，由于瞻前顾后而必然导致诸多良好机遇的丧失。
相比较而言，动态性格人往往开拓性强，对新事物反应灵敏，对变迁的适应能力强，能及时抓住机遇。但是，出各种差错的可能性也大，担当重任对确有一定的风险。
中国人做事是讲究留有余地的，首先是要求不出问题，其次才是有所成就。于是，静态性格的人则必然成为干部选拔中的优先考虑对象，而动态性格的人则常被认为不大可靠而被剔出备选名单。
中国人祟尚深沉稳重而不好热烈奔放，即使是对年少者，也喜欢少年老成的形象，然而老成谨慎者必然是规行矩步的，因此，静态性格往往与“因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反，动态性格则因其流动性的思维而常与“创新”更容易相通。动态性格者的最大特点是敢于梦想、敢于冒险，而带有新发现的成功往往总是奖励给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即大的成功总是与大的冒险分不开的。静态性格的人则习惯以“守”势应对现实，没有十分的把握不会贸
然行事，做事之前先考虑退路，尽量避开风险。所以，静态性格的人不会出大错，也不容易有大的成功。
从中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文化所欣赏的性格是趋于安稳而不是突进的、是趋于保守而不是创新的、而一个欣求完美的习性使我们中国人做事比较小心谨慎，生怕出错，因此必然导致保守、胆小等性格持征的形成。
求完美的人不敢想也想不到在常规范围之外去寻求新思路，因而与新创意、新设想便总是无缘，于是便缺乏创新能力。从性格类型上看，求完美的人比较讲究社交规范，因而与风趣、幽默是不大相干的，于是便缺乏个人魅力。
总之，求完美的结果容易导致死板，包括思维的死板和性情的死板，同时也容易阻滞“活”的内容生成，包括灵活的思维方式、活跃的性格特征等等。看来，不苛求完美，不怕犯错误，同时善于在错误与缺陷中寻求新发现不失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
从评价他人来看，尽管中国人把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但在看待别人、分析别人和判断别人时准确率却也并不很高，主要是因为缺乏评判的客观性，而且在主观化之外，还非常的定型化，即习惯于以固定的框架来认识他人、评价他人，不注意变迁因素，更不注意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内容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可能性。
中国人对待读书的态度历来是非常功利性的，古时读书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其实质是为了生存得更好，因为只有做了宫才能吃国家的俸禄，不仅可解决衣食住行，还能有比较体面的社会地位，正所谓“书中自有千锤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国家机关是“官本位”的大本营，在此，一个人的一切待遇都是根据宫衔的大小来确定的，包括工资级别、住房标准、医疗保健等级、出差时的住宿标准、乘坐各类交通工具的标准、乃至离退休的标准等等，而与个人的切身利益连得最紧密的则莫过于住房标准。在机关，一个人住房的多寡是根据其职务的大小来决定的，即官当得越大，房子就分得越多。毫无疑问，要想不花钱或少花钱来改善个人的住房条件，进机关从政是一条极为实惠的道路。
求“安全”和“稳定“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性，因此，那些能给人带来高安全感且具有高稳定系数的职业，总会成为多数中国人的求职意向。由此、从业人员向机关流动的趋向反映了中国人躲避市场竞争的压力、求安稳的社会心理。
面对生活中的困苦与不公，中国人的能“忍”善“耐”是举世闻名的，人们一论中国人就总要提及“忍”字当头这一特点并认为此乃一大弱点。实际上，仔细观察社会现实．
，“忍”是中国人在无奈中应对不良环境的一种生存技比“忍”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人们就只好选择“忍”的方式来避免更大的损失。客观而论，不是个体情愿忍受不公，而是强大于个体的环境让个体不得不以小“忍”而换来尽可能小的损失。试想，当人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时．自己也将被其所伤，那谁还敢再使用这个武器。
法制的不健全在我国是个致命的大问题，且不说打一场官司有多费劲，而打赢了的官司也还要面临着执行难的的困境。结果，人们常常发现，一时难忍的一口气，一旦走法律程序，就能让你气上一、二十年乃至一辈子；而不忍损失的金钱、物质，经一场官司后，即使打赢了也仍可发现是得不偿失。
是不良的环境造成了人们的不得不“忍”，还是人们的“忍”继续恶化了环境?应当说，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问题。社会呼吁人们增强法律意识、拿起法律武器以抵制不法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宣传，然而具体到一个普通百姓，如果小不“忍”则意味着要惹大麻烦乃至大损耗，那么“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因此，法制建设是首当其冲的，这是使人们能够有意识地依靠法律的基本前提。
在一个需要“忍”字当头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不想“忍”或不会“忍”，那么他注定要陷入到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之中。因此，如果法制方面的缺陷是一个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那么“忍”被作为中国人的一种习性就不能视作是弱点、缺点，而只是在适者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必备的一种社会生存技能。
由于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不同，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频度上要比西方人高，加上中国人极为注重人际关系，因而人际交往在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人际交往的结果则不仅影响到工作职位的升迁，还直接影响到个人自我感觉的良好与否以及心理健康的实际状况。
从心理咨询中发现，当今中国人最大的心理困扰是来自人际关系，人们困扰于与领导、老师关系不良，与同事、同学关系不良，与父母、配偶关系不良，与亲友、邻里关系不良。
中国人长期以来生活节奏缓馒、平稳、少变化，故形成丁守常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人们不习惯变化，一方面不习惯事先考虑变化．另一方面在意料之外的变化出现时缺乏应变能力，而以这种守常的心态进入到当今变革日益加剧的社会之中，心理上和行为上的不适应都将是必然的。
中国人普遍欣赏的性格便是老成持重，包含有知足、忍耐、责任感强、不轻举妄动、不好冲动、感情不外露、言语不多等等成分。概括而论，中国人的这种理想性格具有强烈的内倾性，而内向性格与精神疾病、心理危机乃至自杀率之间的密切关系已得到医学研究和统计调查的明确证明。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人际依赖和人际制约，正是这种强烈的人际依附性决定了人际摩擦的高额出现宰。同时，中国人所特有的源自人际交往的心理困扰是根植于中国入所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可概括为：情感表达的含蓄性和思维方式的求全性。中国社会的文化习俗促使个体形成了比较内向的性格特征，并因此决定了情感表达方式的含蓄性，由于很难将感情和情绪直率地表现出来，故不仅加大了人际
间理解的难度，同时也加大了误解的可能性。中国人求完美的思维主要体现为，在道德观和人性审美上既苛求他人又苛求自己，这种缺乏宽容精神的求全思维加深了人际间的隔阂，从而加大了人际问的摩擦系数。
实际上，传统的人际交往习俗与人们的心理困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出于文化传统，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有着极为复杂的交往准则，如报大于施、礼尚往来；内外有别、亲疏有间；和合为贵、避免正面冲突；防人之心、不可轻信他人等等，这种复杂性使不少人在与他人打交道之前便已先入为主地对人际间的交往充满丁畏惧乃至恐惧，因而“社交恐怖症”在中国人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西方人。
中国人的社交恐怖症其实质就是畏于为人处世难，为人难是难在抑制自我欲求以达到文化设置的理想规范上，处世难则是难在人际关系的调和与处理上。
另外，正是因为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的至关重要性，以及中国人高度的人际依附性，决定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谨慎与敏感，其结果必然导致说话者含蓄婉转、隐喻、双关语多，而听话音则多疑、敏感，且误解多于理解，由此，人际间的矛盾与冲突便在所难免。
多疑也是中国人比较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许多俗语则充分表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如“人心难测”、“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而最能代表这种猜疑心态的俗语则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敏感与多疑主要是用于防卫，即防止自己因轻信他人而上当受骗，这显然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防御心理。但毫无疑问的是，过度防御的心态加大了人际交往的难度。
不容否认，对于中国人来说，人际关系称得上是社会生活里最重要的内容。每个人的大部分生活精力都是被消耗在人际关系的调和处理之中。可以说，如何掌握忍让的尺度，以便在维护人际关系的和合性与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之间寻找平衡，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产生心理冲突及心理失调的一个重要的困扰源。
中国的母亲们是讲究实际的，她们抚育出来的男人们也是很实用的，他们不仅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为人谨慎，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且适应中国的家庭环境，能够忍受不富足的物质条件，善于处理各种家庭杂务。尽管中国的女人要比男人干更多的家务，然而中国的男人在于家务方面的能力却胜于任何国度的男人。
如果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如果你必须在和男人一道上满八小时班后再去接孩子、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家里还时常停电、断水或出现其他难以预料的故障，那么你就必须找个中国男人作丈夫，因为他是最佳的帮手，尽管他不是最佳的恋人。婚后的女人们都会逐渐懂得，面对具体的实际生活，比浪漫气质更重要的是基本的生存技能，随着女人为人妻、为人母，她的此番体会将更深化。
浪漫固然美妙，生存却是首要的。母亲们规划的是国土内的家园而非国土外的梦境。正是身为母亲的女人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能够立足于中国社会、能够充当一家之主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男子汉，同时也打破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姑娘的罗曼梦。
可以说，缺乏情爱的实惠型婚姻是造成中国人婚姻高稳定低质量特征的根本原因。另外，不注重内在交往而只注重以女方相貌格配男方能力的婚配习俗，使女性在进入中年之后必然要失去原有的“资本”，故中年男子寻求婚外倍便成了一个久盛不衰的家庭话题。
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培养后代已经替代了发展自我，后代已不仅是重要的精神寄托，而且也是自身事业、自身成功感的延续。正是这种延续感促使中国的父母必然要过问子女的一切，并希望总能像看自己一样来清楚地看到子女的心中所想，以便及时发现误区、及时拨旺航向。
处于青春期的子女们可没心思去理解父母的苦心，在惊奇地发现了自我这片天地后，他们在忙于探索自我，并尽情享受着个人心理空间的自由。同时，他们也开始发现了父母的平庸，
自己的不凡；父母的世俗，
自己的清高；父母的愚蠢，自己的聪慧。于是，父母的形象就变得从未有过的渺小，父母的忠告则成了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与他国父母相比，中国的父母更乐于告诫子女，并希望子女能听老人言，步前人后尘而行。子女一旦长大也为父母，多会发现当年父母的话确是至理名言，于是又学着父母进行新一轮的教子。然而，作子女的却永远渴望着脱离父母，渴望着能重新选择一种活法。
按说，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干涉谁是最好的，可是，这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却是很难实现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的代际关系过度紧密且相互依赖，一方面是儿女对父母的物质依赖，一有困难就依靠父母，结果自己做亏本生意，让父母背债；一方面是父母对儿女的精神依赖，难以与成年儿女保持适当距离，于是不忍于无视儿女的经济困境，尽管不情愿却也扩丁为儿女负债。如此一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价值观极不相同的两代人却被紧紧束缚在—起，并被互相强求于走同一条路。
代际间过度紧密的依赖关系构成了家庭成员共患难、共荣辱的社会现实，即一损俱损，—荣俱荣。由于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与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所以中国的父母不得不对于女的一切、包括求学、就业、择偶等全部生活内容都倾注出全面的关心，只是，父母们常常在这种关心中侵入了子女的个人心理空间却并末察觉；同时，子女在实践自身的追求时常常将父母的劳动所得作为自己的投资而不以为然。因此，从缓解代际矛盾和代际冲突来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保持代与代之间在物质及精神上的相对距离和相对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
从代际关系来看．东西方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在西方，从法律上讲，父母有抚养末成年儿女的义务，不履行此义务者就要被判遗弃罪，但儿女没有窿养老人的责任，代际关系属单线哺育。在中国则有法律明文规定，不仅父母有抚养末成年子女的义务，而且子女也有宙养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的义务。由此，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关系。在西方，子女成年后即使不照顾父母甚至根本不看望父母，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这不仅是文化上允许的，也是法律上允许的。但在中国，成年儿女不养老不仅在道义上要受到周围人的谴责，而且在法律上还要受到制裁。
西方的老人多不与成年的儿女住在一起，老年的孤独、寂寞是西方老年人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相比较，中国的老人即使不与儿女住在一起，也往往住得很近，代际间的往来也非常频繁，因而，与晚辈的关系是中国老年人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实话实说”节目里，还曾播出过另一台涉及代际关系的节目：“今日怎样做父母——学会关心”。当时，现场观众里有一位女学生对当今的一代父母提出了一个既尖锐又很有水平的问题：父母只关心孩子的物质生活而非精神生活，对“心”不关心就不是真正的关心。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也培养了一代特殊的人。我们那一代成为中国惟一在学生时代有时间、有自由的人，所以．我不羡慕今天的孩子。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读课外书，不能按自己的喜好的文体写作文，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时间交友聊天。他们的生活太单一，除了应付升学考试就没有其他内容了。
社会调查显示出现代中国人在生养孩子方面的几个基本特点：生育孩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需求；养育孩子的成本人大高于以往；孩子的消费是家庭的最大消费。另外，养核于不仅是中国人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一个人整个后半生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特别看重孩子，是因为中国人的后半生曲生活质量主要是用孩子来衡量的，首先是拥有孩子，这意味着有破缘后代、有合乎中国传统的正常家庭入口结构；其次足让孩子过上好生活，这体现了父母的生活意义和劳动的价值；第三是希望孩子有出息，这不仅会使父母脸面有光，内心宽慰，而臣会感到’·生的劳作都有了最好的结局。中国人把外国人信宗教的劲头都放在了孩子身—亡，孩干就是中国人心巾的神灵。
后代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意义，既是实际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眼前的又是深远的、人们是通过养伤子来网味自己的过去．也是通过养孩子来充实自己的现在，更是通过养被子来展望自己的未来。后代是中国人继往开来的中介。
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建造关系网的确是至关重要的。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人都可以发现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无论办什么事，有“关系”就好办，没“关系”就难办。“关系”的效用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由于它足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
关系网实际上是一个以个人为核心的、以若干不同直径的同心圆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的内容及大小都因人而异。一般来说，网的中心部分是血缘亲属，然后是亲朋好友，继而是同学、同事，靠外围的则是一些较为宽泛的社会关系。当然，这仅仅是感情上或人际交往上的远近亲疏关系，至于具体办事时利用哪一层关系则取决于具体情况，即视具体情况而定。从概念上看，每一张关系网都显得极为复杂，但在实际生活中，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自然而然地运用自己的关系网。
讲人情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一个人在自己身处某种困难的时候求助于他人，于是欠下对方一份人情，而偿还这份人情债是通过在对方日后有难相求时伸手相助而加以实现。尽管“拉关系、走后门”在舆论上往往被视作歪风而带有十足的贬意，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情关系网的实际作用就是合作互助网，面对官僚化的现实，“关系”的存在降低了生活的难度。
讲人情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一个人在自己身处某种困难的时候求助于他人，于是欠下对方一份人情，而偿还这份人情债是通过在对方日后有难相求时伸手相助而加以实现。尽管“拉关系、走后门”在舆论上往往被视作歪风而带有十足的贬意，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情关系网的实际作用就是合作互助网，面对官僚化的现实，“关系”的存在降低了生活的难度。
在有意或无意中，每个人都把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都归入丁关系网，
“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因此，中国人对待熟人与对待生人是大不一样的。譬如，上公共汽车，面对一个空座位，如果是熟人，肯定要相互谦让半天，而若是素不相识者，则一定会毫不客气地争抡一番；同样，如果不小心互相挤着、踩着了，熟人间的反应必然是“对不起”和“没关系”，而生人间则很可能会爆发出一场大战。
人们在社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较为顺利地生存,需要依靠“关系”来打通各种生活中的关产，而“关系”的盛行则降低了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的效果及力度,从而使人们愈发离不开“关系”。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感性循环，法制的不健全边使人不得不依靠人治，而人治的盛行又阻碍了法制的实施。
中国人的人情关系网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而其存在及盛行则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即“人情”与“关系”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主要是因其对应着我国的现实社会基础与传统文化习愤。
中国人做事是比较讲究平衡的，如果评职称时，两个人的工作成绩差不多，那么肯定是要照顾一下年龄较长、资历较老者。在此，年龄本身就是一种资本，正如俗话所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更何况，年轻者来日方长，而年长者毕竟前景有限。因此，大多数人都会把同情洒向那些虽平庸但年纪已不轻且久未提升者，而不是那些年轻有为、怀才不遇者。从效果上来看，“论资排辈”是一项体现中国人平均主义传统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是一种保证员工之间心理平衡的典型的东方式管理方法。
中国人是个讲究长幼有序的民族，人们在相互攀比时也总是限定在年龄相近者之中。有限的评选名额相当于稀缺商品，争取名额的人则犹如排队购买商品，而年长者就意味着排队等侯时间较长者，于是，“论资排辈”的实际作用是作为对年长者的一种补偿。因此，论资排米的方式在名额有限的评选工作中能起到缓解矛盾、平衡心理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当“论资排辈”已被视作贬义词时，这种方法仍被普遍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个组织或一个单位来说，“论资排辈”无疑是有利于整体的平衡与稳定，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论资排辈”是对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阻碍。因为，“沦资排辈”实际上是鼓励了平庸、鼓励了“混年头”，在效果上是仑定了进取、否定了创造、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其结果必然是无工作效率、无生机活力、无突破性进步。然而，从目前来看，取消“论资排辈”后的各种新的选拔方法都未能摆脱人际关系的干扰和制约作用，人为因素总是以新的弊病来取代旧的弊病，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待于设计出更科学而完善的人才选拔方法，以及更有效的员工评比力“法。
在我国，各高校的教师都足以本校毕业生为主的，同一教授的“徒子”、“徒孙”共济于一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殊不知，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也如同血缘上的近亲繁殖一样是大有危害的。人们都知道，血缘越远的人结婚，生出来的孩子越聪明；而近亲结婚的后代则质量总是很低。同样道理、学术上的进步也取决于“杂文”优势。
从更深一层分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在我国由于文化上的特殊性而有着更严重的危害。因为，按照我国的习俗，一日为师，
—生为父.中国人对父亲自然是只有尊敬、孝顺，而不能有任何改进？所以，对于学长、先师，中国的学生只可能是一大追随、永远继承，而“超越”是不敢想或不敢做的，“背离”则更被视作毖恩负义之举。于是，后辈停滞于前辈之业使成为必然结果。这就是我国科教界、学术界缺乏活跃气氛、缺乏对立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实质而论，中国人的师生关系含有浓厚的家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扩展化的家族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现代学术来说，这种传统性质的师生关系台有阻碍科教事业正常发展的落后因素。因此，意识到“近亲繁殖”对科教、学术发展的阻滞作用，并从人事制度和人事管理亡采取具有防犯性的对策应当是现代科教管理者的明智之
举。
机关是我国最具典型科层制性质的工作场所，也是官本位最明显的地方。在此，不仅因职务而设各种权力，而且因职务而设各种优惠，后者起因于何还有待探讨，前者的起因或初衷则的确是为了保证科层制的工作效率。
科层制的特点是层级化管理，这是现代社会比较通用的管理体制，在我国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优缺点显然是并存的。科层制在划清职责范围、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构成了人的等级划分并因此而导致了人们的等级意识，这一切都为“官气”的培养打下了雄厚基础。
从科层制团职设权的本意来看，人只是相当于行政机器而服务于职务并在职务范围内尽责，促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我国现有的只升不降的干部晋升制，而使科层制中原有的“固职设权”演变为“因人设职”以及“因人设权”。当职务、权力以及相应的优惠与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官气”的形成与发展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是个等级意识非常强的社会，不仅有着重视权力、追求权势的文化传统，而且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从小接受了服从权威的社会化训练。从家庭中的长幼辈份关系，到社会中的高低职务关系，人们都有着严格分明的身份、地位概念。每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都是根据对方所具有的身份、地位来采取相应的态度，包括称谓、说话的语气乃至遗同造句。也正是因为人们对待职务等级的特定态度，使为官者、行权者产生了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以及以权压人的行为表现。
其实，因职权在于而盛气凌人者并不一定都是当“官”的．即“职权”的含义很广，不仅仅指有行政职务和行政权力的官员，而且包括有职业权力．能够决定和制约别人的需求满足的人。在各行各业里，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观察到或亲身接触到各种各样利用职务或工作权限“恶”待他人者，如医院里厉声呵斥病人的医生、护士；商店里用尖刻语言对待顾客的售货员；学校里辱骂学生的教师；机关里冷漠无情的办事员等等。总之，在社会中到处都bJ以见到以权势或职务的优势居高临下对待他人的现象。
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不善”的形象中，不仅有他人的缩影，也有我们自己的缩影，也就是说，当我们作为服务对象而享受其他行业输出的服务时，我们常常是处于被善待的地位，而当我们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为他人服务时，又往往是有意无意地成为“恶“持他人者。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不良循环，即人们在其他行业受到不佳待遇后，因更加懂得职务权限的珍贵而加倍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使自己能够凌驾于被服务对象之上，以期实现心理平衡。
各个职业都有其相应的持权，掌管着为他人所需的某种“资源”，下属甘愿承受上司的专横，是因为上司掌管着他的职位升迁和奖金分配；病人忍气吞声十医生护士的恶劣态度，是因为他正患病需要医治而不得不依军医生的医术和护士的服务c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一万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困境而不得不屈于服从的地位，—方则是意识到自己拥有别人之所需而处于支配地位。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总会因为各自拥有着不同质、不同星的“资源”而使相互间的关系形成相对的等级差别，我们中国人总是特别善于利用这种差别来表现等级之间的距离，并不大时机地表现职权上的优越感，以及强调权威与服从之间的对立关系。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各行各业的职务分配实际上是人类互助的有效形式，每个人都同时是服务于他人者和被他人服务者，尤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在一个方面作为服务者，而在多方面作为被服务者。因此，要想使人类社会这部大机器良好地运转，就必须使人人都形成尊重他人的意识并构成友好待人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改善行业作风也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文明举措。
就目前来看，家族化的倾向在各行各业都有，而越是不需要高深专业技能的行业、家族比的倾向就越是严重。在工业企业中，以前由于有“退休顶替”、“内招”等就业政策的导向，所以企业单位家族化的现象尤为明显。
实际上．从单位的职能来看，中国人的工作单位就是一个大家庭，单位要解决所有职工的吃饭问题、住房间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甚至子女就业问题，这与一个家庭的职能相差无几。如果单位的成员多是由错综交织的亲友关系网组成，包括姻亲关系、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单位的家族性便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在家族化严重的单位中，由于关系网重重，所以人际关系必然很复杂。问时，家长制、——言堂、缺乏民主作风的现象也将成为必然的伴随物。另外，在家族化的单位里，还非常容易形成帮派，致使一些个人间的小矛盾极易衍化为帮派间的大争斗。因此，单位的家族化将使工作在其内的所有人，包括职工也包括管理者，都会被关系网那无所不在的网结绊住手脚。
除了造成人际关系复杂外，单位家族化还阻滞了社会的流动。由于人们都是在自己的业缘圈子里利用老关系来帮助血缘、亲缘关系同只的亲友解决就业问题，所以社会阶层的界限就很难被打破。我们可以轻丽易举地发现在实际生活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即父母的职业领域常常就是子女的就职所在。也就是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年轻一代的职业流向更趋向于步父辈的后伞，因为这是就业方面阻力最小的道路。
无论是按南北划分，还是按省市划分，中国人都很习惯地将自己归属于一定的地域，而这种地域归属实际上是一种以地缘为核心的组织归属，同时也是一种生存技术。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这类地缘组织是出于人们的生存需要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生存要求，但其本质却是封建的宗族意识，这是与现代社会的现代意识不相一致的，并终归会在各种人际纠纷中爆发出强大的破坏力。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往往是依据年龄与人生安排的对应性，来作为判断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正常、是否符合社会习俗的基本标准。
年龄与人生安排的严格对应性不仅造成了巾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刻板的，而且也是造成我国婚姻质量低的一个重要根源，不知有多少人是迫于年龄与婚姻的对应性而草率、仓促成婚的，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符合固定的生活模式而刻意扭曲自己、勉强自己，从而导致了—”生的不丰。年龄与学业的严格对应性则造成了中国人仅仅在青少年时志于学，教育被限定在人生的—‘个特定阶段中，正如俗话所说，“三十不学艺”。由此，中国人在求知方面是很有惰性的，如果没有外力的促动，如求职的需要或本职工作的
年龄与人生安排的严格对应，不仅仅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人生价值观，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持点。在此，人生被阶段化了，人成了生活模式的奴隶，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代与代之间的进化速度慢，社会变迁则必然要面临着强大的滞后力量。
从这一案例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对反差极大的行为标准，即对普通人的要求太高，而对职能部门及管理者的要求太低。一方面是要求普通人的思想境界要具有英雄殷的高度，要随时为公众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对职能部门及管理者的要求却低到难以容忍的地步、连最起码的职业分工所属的责任都不予以追究。
的一大特点，即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多重标准井根据不同的情景来判断是非。在此，一切都是相对的，判断同一类事物的是非的标准将因社会情景的不同而截然有别。显然，在这样的观点下，个人的正当利益并没有绝对的、明确的界限，而个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要视具体的情景而定，而不是依一定之规。
观察周围的实际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咱们中国人在不问的场合的确总是按不同的标准采取不同的行动。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涉及法律、个人权益等概念时，其认识是感性化的而不是理性的。由此，必然出现了因情景不同而存在的种种截然不同的真理。同时，也必然造成了理性化的法律条文与中国人的实际思维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其实质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合乎情理比合乎逻辑更重要。
由此，新闻媒体成了聚集人们“爱心”的收容器，从这个容器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人性中所有的高尚情义。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爱心”被高度地浓缩了，并被集中运送到新闻媒体的宣传中心，而“冷漠”却自由弥漫在广阔的空间，并充斥了我们的视野。实际上，人们的“爱心”是被“冷漠”紧紧地包住了，新闻媒体的作用就是生温加热，从而使“爱心”能够突破冷摸的重重包围而释放出来。
无处不在的职业冷漠说明，“帮助别人是自己生存价值的体现”这种观念还没有溶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工作之中。
都说中国人善于算计，而中国的商人更是精明至极。
我们国人不是不讲卫生，只是不讲公共卫生。
由于人们太缺乏自律，一些文明举措往往出台没几日使被自行取消，如“无人售报”因人们只看报不交钱而很快又变回到“有人售报”，
“无人售票车”则因不自觉的人太多而总也离不开售票员。全自动电话亭不仅损坏率极高，而且还充分激发丁人们占便宜的想像力，有的人向里面扔与硬币等大的铁片，有的人则在硬币上拴上线绳，打完电话后再将钱顺线绳拉出。由此，许多地方的自动电话亭已变成有专人看管的收费电话亭。当北京的“文明伞”活动因市民的文明程度不高、还伞率太低而终告失败后、哈尔滨市推出“公益伞”活动，即举办者向借伞人收取15元的押金，结果“公益伞”的回收率将近90％。总之、—切以要求人们白榨、自控为姑的事项都是以他律、外控的举措而告终。
据北京最近的统计，北京的公共厕所一年中换灯泡1800余只，其中1248只灯泡是人为破坏。同时，公共厕所的门、窗损坏率极高且多属人为破坏，公厕的窗纱则经常被盗走。
诸如爱惜公共财物、维护公共卫生之类的外在文明是出人的内在文明来保证的，其基本点是尊重他人的劳动，因为每个人在公共领域里的享受与消费行为，完全是建立在别人的辛勤劳动和服务的基础上。我们的社会的确缺乏一种尊重和珍借他人劳动的良好风气。
人们的不文明行为便越来越多起来，于是我们只好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怪现象：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高，道德文明水平反而越低。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文明水平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是随着周围环境的外控、他律程度的降低而降低。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不排队是一种短缺经济行为，是资源有限造成心理恐慌而导致的必然行为。可是，看到俄国人的资源比我们更为短缺，而他们却能在连糊口的食品都供不应求时还一丝不苟地认真排队，令人不由地思索，在中国人的习性‘11是否存在着与“排队文明”不相容纳内容。
造假现象如今在我们的国土上已遍及了各行各业，大家都注意到了假货、假酒、假药，可是以“真实”的形象出现的假新闻、假信息，却不大容易被识破，而以“科学”形象出现的假数据则有着更大的欺骗性。
在1997年结束的全国统汁执法大检杏中，共查出弄虚作假案一万多起，各种统计数据都存在着严重的浮夸虚报。统计数据原本是作为正确决策的科学依据，造假则使数据不仅失去了意义，而且还会因决策失误而带来各种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假”之所以能高成功率地乱真，也是因为国人思维中的理性成分有限，由此难以从动人的新闻故事中看出不合逻辑的情节；难以从实验数据与结论的高度一致中看出人工合成的痕迹；难以从辉焊的统计数据中看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矛盾之处。我们国人考虑问题似乎缺乏一种质疑精神，即对某事件发生的可行性、逻辑性、合理性进行质疑。假货能畅销，必定是因为民众的识假能力差，而人们不辨真伪，也使得造假者有着无限大的造假空间和无限多的空子可钻。
看当今社会，欺骗已充斥在各行各业。从买房、买保险和买各种商品的诸多纠纷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商家总是以欺瞒、哄骗等缺乏职业道德的手段以达到赚钱的目的。欺瞒正成为行业之风，经营者们不把功夫下在提高产品质量上，而是费尽心机地包装谎言以使消费者能信假为真。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需不断提高辨伪的能力，以及不断绷紧防伪的神经。这样的消费市场正常吗?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完全的自我：永远要依附在群体中，才能寻早找到生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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