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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爵（1294 一1352
年），字伯修，真定（今正定县）人。苏氏家族是真定大户，苏家在真定新市乡滋水北岸建有一座藏书院，取名“滋溪书堂”，藏书非常丰富，这对苏天爵少年时读书和后来的著书都很有帮助。他的父亲苏志道，初为真定县吏，以后到京师，曾在户部、枢密院、中书省、刑部等机构任职，最后官至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志道在岭北救荒有惠政，时称‘能吏”。
苏天爵从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年轻时又受业于安熙、吴澄、虞集等儒学大师，使他学业早成，出类拔萃。延佑四年（1317
年），苏天爵参加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被授为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从此踏人仕途。当时，他年仅23 岁。
延拓七年（1320
年）二月，苏志道刚从和林调回京师就病故了，不久，苏天爵的母亲也去世了。依照礼制，苏天爵在家守丧三年，期满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
年）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这是苏天爵第一次担任史官。至顺二年（1331
年），升为修撰，不久，外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这是苏天爵第一次在监察部门任职。至顺三年，他奉命去湖北虑囚。虑囚，又称录囚，就是对囚犯讯察决狱的情况，如有疑点，即重新审查，并加以处理。苏天爵作为监察御史，不顾道路僻远，天气炎热，气候潮湿，奔波于湖北各地，纠正了许多错案。在返京的道途中，改授为奎章阁授经郎。元统元年（1333
年），复任监察御史，在官4
个月，上书45次，弹劾官吏5人，举荐了109人。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任翰林待制。不久，又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
1336
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任礼部侍郎。五年，外任淮东道肃政廉访使，不久，又调人京师为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元史》本传说：“是时，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天爵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夙夜谋划，须发尽白。”
至正二年（1342
年），出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又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回京师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外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不久，召还集贤，充当京瓷宣抚使。苏天爵体察老百姓的疾苦，严惩贪官奸吏，共兴除783
件事，弹劾官吏949
人，京都百姓称誉为包拯、韩琦。但他却得罪了宰相和一些权贵，被罢官回家。至正七年，元顺帝又复起苏天爵为湖北道宣慰使、浙东道廉访使，尚未到任，又任命他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当时“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烦剧，天爵条分目别，细巨不遗。”至正九年，召为大都路都总管，后因病回京师。不久，又出任两浙转运使。苏天爵针对当时盐法的弊病，“拯治有方，所办课为钞八十万锭，及期而足”。这表现了他也很善于理财。至正十二年（1352
年）, 农民起义军，自淮右发展到江东，朝廷又任命他再次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令他总兵于饶州（治今江西省波阳县）、信州（治今江西省L
浇市西北）一带剿灭“妖寇”，收复“一路六县”。就在这一年，苏天爵病逝干军中。时年59岁。
《元史·
苏天爵传》，详细地记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并有许多赞美之词。总的讲来，苏天爵在仕途上还是顺利的，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也是具有显著政绩的。他的一生在京官和地方官之间，虽然调动频繁，出出进进，共有数十次。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监察部门先后八次任职，又三任史官，前后达8
年之久。《元史》本传对他的赞美之词，难免有过誉之处，但在元朝末期，吏治极其腐败的情况下，苏天爵堪称是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秉性耿直的一代良吏。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苏天爵虽然长期为官，且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史学上。《元史》本传说：“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记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诗尤得古法，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晚岁，复以释经为己任。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叙述颇为简要，评价也较中肯。他所撰写的《国朝名臣事略》和《文类》，是两部中国史学名著，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苏天爵成为元代著名史学家。
《国朝名臣事略》（后世改称《元朝名臣事略》）巧卷，成书于元文宗在位时期（1328 一1333
年），在史学著作分类上属于纪传类。苏天爵集录元初至元仁宗延佑年间（1314 一13
加年）47名大臣的碑铭、行状和家传等材料，并在每段事迹之下，注明材料的出处，极具史料价值。在收人该书的47
名大臣的事略中，反映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该书引文多达123种，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中所引用的原书有许多已经散失，幸赖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某些篇章，成为《元史》列传部分的材料来源之一。
此书在解放前有《丛书集成（初编）》本，解放后，有中华书局影印元统乙亥（1335年）刊本。1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朝名臣事略》校点本。
《文类》，当时称《国朝文类》，后世改称《元文类》，70 卷，又目录3 卷。成书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
年）之前。苏天爵编纂此书前后用了加年的功夫，他多选录“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足以辅翼史氏，，的作品，所以本书收录的很多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集。书成之后，元中书省认为所收诸篇，“有裨治道”，命江南行省以学校钱粮刊版印行。
《元文类》的编纂体例，是按文章的内容和体裁，分为43
类，其特点是分类很细，计分为：赋、骚、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潇、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溢议、行状、墓志铭、墓褐、墓表、神道碑、传等，分类如此之细，除便于查阅、校阅之外，也反映了以蒙古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元朝，在文化上与汉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情况。
《元文类》中的碑文、行状、墓志铭、墓揭、墓表、神道碑、传等，保留下来的史料多，也最为宝贵，而所录册文、表、颂、赞等，则大多是些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史料价值不大。赋、骚、诗歌等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很有价值，其中有不少纪事诗歌，从史学上讲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苏天爵还参与了《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的修纂。此外，他还编有《辽金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两书，对宋、辽、金三史的编修提供了资料。
苏天爵还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滋溪文稿》。该书共收人他所写的诗文325篇，分为30
卷。其中词、赞、铭、诗、记、序、制浩、祝文、表笺、祭文、策问、书信、杂著、章疏、题跋共217 篇，分编为13
卷；碑志、行状、传记共108 篇，分编为17
卷。他的诗文中尤其是碑志、行状和传记中保存了很丰富的资料，在元史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价值。《滋溪文稿》在199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给读者查阅提供了方便。陈高华、孟繁清两位先生为点校本撰写了《前言》，对苏天爵及其诗文作了介绍和评论，可供参考。
蘇參政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官至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卒。天爵少從安熙學，為國子學生，得吴澄、虞集、齊履謙先後為之師。延祐四年，馬祖常以御史監試國子員，試《碣石賦》，天爵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拔置第一。釋褐授大都路薊州判官，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遷應奉翰林文字，陞修撰。元統初，累拜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後至元間，累遷禮部侍郎，出廉訪淮東。入為樞密判官，改吏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廉訪山東，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歷大都路總管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淮右江東盜起。仍命參政江淮行省，總兵于饒信。卒于軍中，年五十九。伯修多知遼金故事。為文長於序事，而詩尤得古法。新安趙汸稱其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為輝，菽粟之為味。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晚歲復以釋經為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於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伯修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故自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于簡冊。國子助教陳旅稱其學博而識正，非虛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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