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尚氏宗谱》七修历程及其史学价值 —在第九次清史国际研讨会上的书面3

肆冇新人

在《新建弥陀寺碑》将领名单参将游击一项中，有尚可福。后来他在顺治九年十月讨伐广东会党头目增城梁子舆的战役中，被城上冷炮击成重伤身亡。其长子尚之智、次子之瑞、三子之璋均在尚藩军中为将领，清朝史书标名。


对于尚王本人弃明归清一事，既是他人生的转折，也是对明清双方都有深远意义的举动。他为什么对明朝失去信心?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清史稿》只写：“明以沈世奎代黄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迥知其情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汝贵谒上(太宗)乞降”。而《尚谱》的记载则详尽曲折地道出事件的原委说：“崇祯四年皮岛兵变被王(可喜)所镇压，世奎恨之剌骨。黄龙死后，世奎缘为帅，继任总兵官，同心腹王庭瑞、袁安邦谋陷王，檄调他回皮岛以便加害。途中王见大风阻舟不得进，又疑皮岛熟人为什么同他断绝通信。心中生疑”。经派人侦知实情后，仰天而叹说：“吾束发行间以来，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不顾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冒功嫉能之人必欲置之死地!今权在世奎，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落叶，特易易耳!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岂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尚谱》中的这段原话，正是先祖生平回忆的写照。并且他在明军十年，眼见“诸大臣恣意营私”，自己以鲜血和家人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陷害，心中悲愤交集，推动他与明朝彻底决裂。当时的后金与明朝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同的是谁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谁就可以受人拥戴，执掌政权。即如辽、金的半壁江山，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明朝的腐败，造成奸逼义举，使大批将领被逼上梁山，纷纷投向清朝是不足为怪的。


还有清军攻取广州的战役，清史记载也是详简不一，看法且有分歧。顺治七年平南王“特将”
【注六】
率尚、耿两藩清军攻取广州城。《清世祖实录》仅仅记载了战果的部分，而《尚谱》却作了较详尽的记载：“二月初，兵抵广州城外白云山下，依山结营。南明总督杜永和在广州城四面密布炮台，围城掘河三道，与海水相通，唯有城西北面是陆地。王于是深沟高垒，围之数重。杜永和屡次派兵偷袭，均遭击退”，“诸将多请速攻，王则不允，刻刻缓之；而筹粮、运炮、治疫以及‘凡攻城之具，均悉心料理则一刻不缓。经渡过溽暑，弓矢解胶之期，秋高水浅，在十月二十九日下令总攻。以西城墙三十丈宽地面为突破口，集中炮火轰击，更番发炮，炸平城墙，全军以苇草泥土填河，涉泥淖而进，用快斧兵砍开外栅，士众蜂拥登城，受阻不能上，王身先士卒，脱去铠甲先登，诸亲随抱足泣谏。王愤慨已极说：‘士卒已不能登城，尔辈复不许我上，吾其死于此乎
?遂抽刀自刎。诸亲随大惊，急夺刀，率士众纷纷登城。守军瓦解，四散溃逃，入海溺死甚众。是役共斩首六千级，获大炮五百一十二位，马七百二十三匹，器械盾牌无数”。后世的某些史志记载说清军屠城杀人数十万，显然是夸张不实之词。《尚谱》对这一战役的时间、战况记载详审，是任何清代史书所不能比拟的。


官书《清史稿》等对先祖的记载多限于军事活动，极少涉及政治经济建设方面，而《尚谱》对这方面的事则记载甚详。先祖在藩翰广东二十六年中，除统一版图外，坚持反对在沿海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政策，不遗余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坚持曲线划界，把“镜山奥彝”(苗族)同胞留在界内，避免了他们陷入不准出海打渔又不会耕种被饿死的绝境，并促使朝廷于康熙七年停止“迁海”，使广大沿海居民得以重返故里，休养生息。


顺治六年五月，平南王尚可喜同靖南王耿仲明陛辞皇帝率军南征之际，曾蒙谕旨说：“恢复地方之后，就地镇守，扯地分耕，以资赡养大军及其妻孥”。所谓“扯地分耕”就是把当地农民已经耕作的熟地扯动割让给军队耕种。在广东既定之后，先祖考虑广东临海多山，地狭人稠，同塞外人少地多的情况不同。“扯地”之事可行于塞北，而不宜行于岭南。否则，尽管尚家可以得到良田万顷，而黎民百姓势必失去生计而流离失所，造成动乱。并且士兵解甲耕田，又无法领取料米。就是说，“扯地”既害于民，又不利于兵。因此先祖如实申奏朝廷，请辞“扯地分耕”，保全了一方农民的安定生活。


广州既定之后，先祖看到广州至清远一线的道路崎岖，桥梁损坏，商旅不通的情况，拿出藏帑予以修缮。从清远至英德沿江三百里道路崩塌，派官员吴守德、僧人真修董其事，在悬崖断壁之外造栈桥五十四，使由英德而上五婆桥、陈公迳直抵韶阳一段，尽成坦途。考虑到日后草木滋蔓，又招募蛋民船数十只，免去一切杂差，让他们专门养护道路。在文化建设方面，捐资将文庙修缮一新之后，兴办府学，招收藩生，培养一方人才；还有修粤秀山、建大佛寺、海幢寺，迄今尤存，碑碣仍在。诸多创举，《尚谱》提供了丰富史料。


关于先祖不慕荣利，从五十岁起十余次疏奏朝廷，主动交出兵权，恳请归老故乡耕种的事，《尚谱》记载也很具体。这与一些私家笔记所载，留恋权势，拒绝撤藩，甚至动用铁甲骑兵威胁钦使的故事，大相径庭。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就疏奏请拨“山东兖州府前明鲁王虚悬地亩”安置归耕，或者回到海州故地“筑居安插”。最后一次，康熙十二年，他恳切地说：“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是退耕陇亩之时”。对先祖多次主动奏请交出兵权，从四季如春的广州回到滴水成冰的海州的原因，《平定三逆方略》认为是害怕“长子之信横暴日甚，所为多不法”，为了避祸才“乞骸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尚谱》、《元功垂范》真实地记载了先祖的内心世界：“归耕之念时切”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本文作者青少年时与尚久连(字仲山)、尚世渭(字希姜)父子二人曾谈及此事，涉及宗祠办祭有金光(字公绚)牌位并有香火供俸。说是金光给先祖谋划说：“树大招风，王已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举手投足，稍一不慎，就会带来危险。不如交出兵权，归老辽东。”金光的这种忧虑竟然与圣祖康熙想法“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相吻合，这也正是先祖所忧虑。在一修《尚谱》序言说的“无忘祖考之遗训，小心翼翼，以保守家法，则能永膺天子之眷佑，而流庆于无穷矣”。这段话，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对比之下，吴、耿二藩醉心权势，下场可悲。《尚谱》揭示先祖内心世界实为官书所不及。《尚谱》的史学价值，可见一斑。


《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都记载了承袭平南亲王尚之信的事，但是对他的青少年生活都未曾提到。而《尚谱》则记载说：“之信，字德符，号白岩，生于丙子年，舒王妃所出。顺治十三年(1655)19岁时入侍皇帝，赐爵俺答公(意为好朋友)。公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危不惧，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有关他“叛清”问题，《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十五年四月，江西总督董卫国疏奏：‘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召讨大将军伪号，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对之信叛清问题，官书记载有其权威性，以后又被赐死，似乎已成定案。可是在雍正朝始修，乾隆四年完成的《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倡兵作乱，宁可喜第”，则只字未提。只说“两粤东西交讧”。乾隆皇帝一向咬文嚼字，对《八旗通志》竟然略去《清实录》的重要内容，居然没有提出异议，显然不是出于疏忽。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对康熙十九年赐死的尚之信以及同时被处斩的十四房祖尚之瑛(家族内通称“庚申之变”)的遗属和后裔，在康、雍、乾三朝连颁“恩纶”，在政治上给予很高的地位和待遇。《尚谱》记载：一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皇帝称“廉知公(之信)贞诚，特赐公妻子归宗完聚，仍赐田宅奴仆服役赡养。公有未婚女五人，特赐恩择配，复赐奴仆装奁”。二是对之信长子崇谧(字静伯，号默庵，耿氏出)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乃参领兼佐领加二级尚维邦之祖父”为由，诰赠资政大夫，妣苏氏与何氏诰赠夫人。崇谧次子尚玉兴及妻宋氏在同一天诰赠资政大夫及夫人。之信的重孙尚维邦在同一天诰封资政大夫，妻那拉氏诰封夫人。三是在“庚申之变”中与尚之信赐死同时处斩的十四房祖尚之瑛的长子崇杰(字武公，号靖候)在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诰赠武显大夫，娶盛京将军孙女唐氏和吴氏诰封为夫人。同一天，还诰赠尚之瑛长孙尚玉玑为武显大夫，妻吴氏为夫人。四是参与“千叟宴”盛典。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皇帝邀请年过六旬、四品以上勋旧大臣赐宴乾清宫。尚可进五世孙尚维翔，尚之信四世利、尚维纶、尚维枚，尚之瑛四世孙尚维埙蒙敕参加盛典。不仅是参与赐宴，还分别领受到御制千叟宴诗一章，如意一柄，寿杖一支，朝珠一盘，官宁绸一匹，锦一匹，倭缎一匹，绸一匹，绫一匹，袍褂料两件，貂皮六张等赏赐。还在正月初一的那一天，分别颁赐敕命恩纶：尚维翔之父，诰封武略郎，母蔡氏为宜人，维翔本人诰封武略郎，妻周氏、侯氏诰赠宜人；尚维埙诰封武显大夫，妻冯氏、曹氏诰封夫人；尚维枚诰封武略郎，妻郑氏为宜人。这同吴、耿两家子利孙灭绝的事实不啻是天壤之别。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之信的事不载入《八旗通志》是为“君者讳”。不敢说皇帝昨日做错，今天改正，而只能在行动上做出表示。


《尚谱》记载的上述四件事实，适足以说明是为之信、之瑛等兄弟冤死平反。由此可见，之信叛清一事大成疑问。


从名节上说，之信顺逆，归降吴三桂，他何以出此下策?考察当年形势，吴三桂高举叛旗，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起兵响应。《尚谱》载：康熙十五年初，平南亲王尚可喜向朝廷紧急呼吁：“臣病日剧，寇在门庭”，“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无有固志”。先祖“忧郁成疾，不能视事，积薪后楼，作自焚计”。在这种危急之秋，之信“念三朝重恩，五代荣宠，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之时，以死报国，分所宜然。但死则全省尽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这才伪降吴三桂。始终坚持不开辟新战场，不与清军作战，万不得已时拿出十万两白银应付吴三桂。每天“酗酒沉缅”，暗中约束部下，静观待变。况且已与康熙有了默契
【注七】 ，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按先祖的名分、地位和声望只有一死报国。而之信则采取“阳为顺逆，实保地方”的策略，表面降吴，实则“大兵一到，立即归正”。《尚谱》还记载：“康熙十五年春，之信代理王事，在‘兵变之后，连续‘九疏入告朝廷，表明‘阳为顺逆，实保地方的用意，表示‘世受国恩，断不敢怀异志(现有奏折仍存)。因此，康熙帝敕谕中说过“事出仓促，致成变异”的话，对之信的举措表示谅解和默认。这才不向广东发兵，把注意力集中到江西、湖南战场。康熙十六年三月，圣祖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进兵广州，之信派其十四弟尚之瑛前往韶州迎接。圣祖随之发出谕旨，命之信承袭平南亲王爵位。至此。之信用行动证实了他与朝廷始终保持一致的诺言。


关于之信之死的问题，他究竟所犯何罪?该不该死?说穿了是朝廷关心要撤藩，必欲置之死地才好收回兵权，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之信周围的人如巡抚金俊、身边将领王国栋、佯附合谋的傅宏烈、护卫张永祥等都看清了这种形势，竭力迎合圣祖这一政治意图，好比一群狼，咬倒老虎好吃肉。《尚谱》记载：“公(之信)下护卫张永祥、张士选获罪惧诛，逃回广州，串通藩员诬公七事入控”，广东巡抚金俊也疏奏朝廷称：“之信凶残暴虐，犹存异志，臣察其左右俱议愤不平”，“密约王国栋共酌机宜”；王国栋冒之信母亲舒、胡太君名义上《告变疏》说：“之信怙恶不悛，有不臣之心，恐祸延宗祀，乞上行诛”。其实之信从“倡兵作乱”到“归正”，又遵旨平叛，并无死罪可言。当他带兵剿吴走到广西武宣县，听说“奉旨勘问，立即下马，自系铁组”。他的全部案情，落实了说，不过是“嗜酒行凶”，并无“图谋不轨”的性质
【注八】
。然而之信无罪则不免“被逮”“赐死”的根本原因，在于圣祖的撤藩决心。之信无罪则不死，不死则藩不可撤，兵权不可夺。恰好此时尚府出了一件事故，给圣祖提供了借口。《尚谱》记载：“藩下都统王国栋遂籍府库，恣取财产，肆行无忌。长史李天值等共见，勃然曰，国栋身陷旗奴，无先王擢不至此。今既不白公受诬，又不遵旨送公入京候勘，乃恣行如是，意将不轨。遂拥杀之，公未知也”，“事渐侵公，公愕然曰：‘嗟乎
!余于丙子春已誓死报国，因疆土计，苟延至今，为余生也久矣，岂复为身计哉”，“愚不至此，况媒孽之诬，不足以蔽圣明。余自见天有日，何至倒行逆施，自取罪戾为哉。”虽然以此事有李天植站出来完全承担责任，但依然“未送京，坐擅杀，赐帛，妻子籍没入官”，终于不免一死，完成了圣祖的撤藩计划，去其心病。


总之，《尚谱》涉及内容广泛，如尚家人口之增长，由几口人而成今日四、五万口之多，就很值得研究。关于史学的价值是清官书所无可替代的。《尚谱》填补了多方面的空白，可与清代官书之间互为补充、互相印证。虽谓家谱出自族人手书，多有溢美之辞焉，《尚谱》却有朝廷命官出言，如《元功垂范》是吏部考功司所辑，当是案存进档，显然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我们相信，随着《尚谱》的传播，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将提供诸多历史经验，给人们以借鉴。希望更多的清史学者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这部《尚谱》，使它能在当今时代发挥其现实的作用。

注一：三韩，辽·圣宗耶律隆绪
(983～1012)设韩州于今昌图县之八面城。下辖辰韩、马韩、弁韩，泛指辽宁地区。


注二：西粤反侧，指顺治九年七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带数万骑兵长途奔袭广西桂林。七月四日，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广西全境被占领。

注三：记室，先祖于崇德元年
(1636)封王后，在幕僚中专设记室一职，专记先祖行年事略及家中婚丧嫁娶等大事。可谓“生平大事记”。


注四：航海旧人，指从广鹿岛航海归清之旧部。


注五：四岳，见《尧典》，司四方诸侯之官，类似宰相。


注六：特将，顺治六年，尚、耿二藩奉命南征广东，中途耿王畏罪自杀，朝廷谕旨，由尚王统带两藩大军，是谓“特将”。


注七：康熙十六年“特命尔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册曰：“后粤东煽乱，平南亲王尚可喜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致殒逝，子之信感戴国恩，克诚父志，屡次密奏，约合大兵进粤……”《尚氏宗谱》


注八：康熙二十年有大学士明珠奏言：“精忠罪较之信尤为重大，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精忠
负恩谋反，且与安亲王杰书多狂悖语，情无可贷。当依法明正典型”。《满汉名臣传四》

※附：本稿曾于
2000年8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清史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尚尔宽代为宣读；尚德新带部分谱本进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