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VS李鸿章：谁更爱国

花生

在爱国的大旗下比较义和团和李鸿章，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笑话：前者是历史公认的爱国运动，后者是众人切齿的卖国贼。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人们开始对过去似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开始了重新的审视，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观察，或许就有了新的看法与结论。义和团和李鸿章也被纳入了这种重新审视的视野，部分观察者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还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我们要指出，义和团运动和李鸿章个人同处一个时代――晚清末期，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一个是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并得到朝廷支持的、反对洋人的群众武装运动，一个是朝廷主和派首领之一，主张对洋人要忍让，委曲求全，本人也就因此被义和团列为“汉奸”而欲杀之；特别是，在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危在旦夕后，李鸿章一方面拒不奉诏出兵勤王，一方面却以老病之身出面收拾残局，代表中国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外强签署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之一。

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如主和拒战，兵败甲午，出使敌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卖国的事，都是李鸿章出面干的，或者说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世之成见认为：义和团之爱国，李鸿章之卖国，就在于此。

我的观点是：李鸿章其实也是爱国的。但他是以另一种方式爱国的。从结果来看，如果不说他更爱国，也应说他比义和团更对国家有贡献。

电视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曾有新的刻画，但更全面、更真实、更深入地反映李鸿章本来面貌的，是今年四月发表于《南方周末》的王树增先生的文章《李鸿章之死》。简要归纳该文的观点，说李鸿章爱国，有以下诸点佐证：

一是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更清醒、更开放、更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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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开放中，李鸿章坚持开放与主权并重。李鸿章访问美国，答记者问时说：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李鸿章对言论自由也有前瞻的见解。在同一场合回答记者问时，他竟说出：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些话，在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后，读来也觉震撼。

二是李鸿章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之一。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李鸿章为大清国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三是当国家危亡之际，李鸿章有独立于众人的见解和甚至大逆不道的勇敢行为，保护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如他当甲午海战前，朝野皆谓日本国小不足畏，故全国主战，唯独李鸿章深知其强盛，而中国海军费用支绌，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修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设备也多不完全，“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结果甲午一战，自称世界第六的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虽然李鸿章的个人意见即使被采纳，并不能消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但起码不会招致如此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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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四是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在朝廷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的态度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朝廷仓惶西逃，无奈又请李鸿章从广东回京与侵略者谈判。李鸿章不顾家人劝阻，以老病垂死之身与列强周旋，折冲尊俎，力排众议，在保全国家体制的前提下，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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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引用并归纳李鸿章的事迹，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国家落后必然挨打，打则必输，输则必割地赔款，割地赔款必有条约签署人。李鸿章就是这个代表落后国家必然命运的一个人格化象征。然而如果不是李鸿章而是他人担任这个人格化象征，中国输得会更多。由此引申的一个看法是，即使都是爱国，我们也更应该从结果而不是动机上判断谁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更有益些。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说义和团了。

义和团的爱国热情是无庸置疑的。这样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宗旨、源自民间的群众性武装运动，是晚清时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一个产物，也是人民群众显示力量，参与历史创造的一个生动实例。

但是，义和团运动的行动特征和结果是很不好的。

义和团运动思想简单、愚昧，行为过火、野蛮，不但要杀尽一切洋人，而且夹杂着打砸抢。这个发源山东、蔓延河北、用封建迷信、反动的会道门形式组织起来的运动，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它的口号、思想和理念都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他们还相信神鬼附身、刀枪不入，搞龙头大哥，象黑社会一样。  

义和团为当权者所利用。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义和团可以为我所用，先剿后抚，于是义和团也就将自己的口号改成“扶清灭洋“了。结果义和团运动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变成了清朝腐败糊涂的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一个工具。

被清政府收容的义和团，不但在山东烧教堂、杀洋人，而且于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横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发现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也乱刀砍死。  

义和团在北京攻打教堂与使馆，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秘书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慈禧继而对列强宣战，终于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义和团完全是一个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以封建迷信为武器、具有极大盲目性的群众运动。群众的狭隘再加上统治者的愚昧，便以杀洋人、烧大使馆的鲁莽行动，招致列强武装入侵，中国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并以此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义和团的行动，对于摇摇欲坠的国家命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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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引用并归纳李鸿章的事迹，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国家落后必然挨打，打则必输，输则必割地赔款，割地赔款必有条约签署人。李鸿章就是这个代表落后国家必然命运的一个人格化象征。然而如果不是李鸿章而是他人担任这个人格化象征，中国输得会更多。由此引申的一个看法是，即使都是爱国，我们也更应该从结果而不是动机上判断谁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更有益些。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说义和团了。

义和团的爱国热情是无庸置疑的。这样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宗旨、源自民间的群众性武装运动，是晚清时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一个产物，也是人民群众显示力量，参与历史创造的一个生动实例。

但是，义和团运动的行动特征和结果是很不好的。

义和团运动思想简单、愚昧，行为过火、野蛮，不但要杀尽一切洋人，而且夹杂着打砸抢。这个发源山东、蔓延河北、用封建迷信、反动的会道门形式组织起来的运动，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它的口号、思想和理念都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他们还相信神鬼附身、刀枪不入，搞龙头大哥，象黑社会一样。  

义和团为当权者所利用。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义和团可以为我所用，先剿后抚，于是义和团也就将自己的口号改成“扶清灭洋“了。结果义和团运动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变成了清朝腐败糊涂的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一个工具。

被清政府收容的义和团，不但在山东烧教堂、杀洋人，而且于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横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发现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也乱刀砍死。  

义和团在北京攻打教堂与使馆，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秘书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慈禧继而对列强宣战，终于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义和团完全是一个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以封建迷信为武器、具有极大盲目性的群众运动。群众的狭隘再加上统治者的愚昧，便以杀洋人、烧大使馆的鲁莽行动，招致列强武装入侵，中国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并以此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义和团的行动，对于摇摇欲坠的国家命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花生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花生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

（录者注：《清史稿》是1914年由北洋政府组织的“清史馆”所著，主编赵尔巽，1927年完稿。赵尔巽（1844——1927），同治进士，汉军正蓝旗人，曾经担任翰林编修、甘肃、新疆布政使、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晚清重要军政职务。此书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是清正统立场）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籓游，讲求经世之学。

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籓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十一年，国籓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馀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 ：“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旋诏署江苏巡抚。是时上海有英、法二国军。美国华尔募洋兵数千，攻克松江、嘉定、青浦、奉贤，号南路军；学启等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四月，贼悉众战败南路军，嘉定、奉贤再陷，华尔弃青浦走保松江。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贼围之数十重，践尸进。学启开壁突击，贼骇卻。鸿章亲督军来援，贼大奔，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外国军见其战，皆惊叹。自此湘、淮军威始振。诏促移师镇江，鸿章请先图沪而后出江。既定浦东县，伪慕王谭绍光来援，败之北新泾，贼走嘉定。九月，进克其城。谭绍光率数十万众，连营江口，犯黄渡。诸将分攻，简精卒逾壕伏而前，毙数人，贼阵动，学启乘之，裹创噪而进，贼大溃。捷入，授江苏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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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美人华尔所将兵名常胜军，慈谿之役，殁於阵，其副白齐文怀异志，闭松江城索饷。鸿章裁其军，易以英将戈登，常胜军始复听节制，命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初，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举城降，福山诸海口俱下。伪忠王李秀成悉众围常熟，江阴援贼复陷福山。鸿章牒谕国忠固守待援，而檄鼎新、铭传攻福山，夺石城。国忠知援至，开城猛击，俘斩殆尽，遂解常熟围，进复太仓、昆山。因疏陈贼情地势，建三路进军之策：学启由昆山攻苏州；鹤章、铭传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鼎新等分屯松江，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李秀成纠合伪纳王郜云官等水陆十万，偪大桥角而营，鹤章击之，败走，九月，复集，连营互进。鹤章立八营於大桥角，与之持。源章以贼麕集西路，志在保无锡，援苏州。乃令鹤章、铭传守后路，抽锐卒会学启合破贼屯，苏、锡之贼皆大困。贼陷江宁、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则其脊膂也，故李秀成百计援之。谭绍光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墙石垒，坚不可猝拔。十月，鸿章亲视师，以砲毁之，城贼争权相猜，谋反正，刺杀谭绍光，开门纳军。时降酋八人皆拥重兵，号十万，歃血誓共生死，要显秩。学启言不杀八人，后必为患。鸿章意难之，学启拂衣出，鸿章笑语为解。明日，八人出城受赏，留饮，即坐上数其罪，斩之。学启入城谕定其众，搜杀悍党二千馀人。捷闻，赏太子太保衔、黄马褂。十一月，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贼争应官军，所至辄下。三年二月，学启急攻嘉兴，亲搏战，登城，克之，中弹死。四月，克常州，擒斩伪护王陈坤书，赏骑都尉世职。常胜军惭无功，戈登辞归国，乃撤其军。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六月，曾军克江宁，捷书至。鸿章遂分军令铭传、盛波由东坝取广德，鼎新、秉璋由松江攻湖州，松林、鼎勋由沪航海援闽。贼平，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四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殁曹州，以曾国籓为钦差大臣，督其军。鸿章署两江总督，命率所部驰防豫西，兼备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鸿章言 ：“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托。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 。”诏寝其行。时曾国籓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而以鸿章署钦差代之，败东捻任柱、赖文光於湖北。

花生

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贼窜河南，渡运河，济南戒严。初，曾国籓议凭河筑墙，遏贼奔窜。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及周盛波、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靳口至济宁；杨鼎勋分守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摊上、黄林庄至韩庄、八牌；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互为策应，使贼不得出运。六月，抵济宁，贼由濰县趋窜登、莱。鸿章复议偪入海隅聚歼之，乃创胶莱河防策，令铭传、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馀里，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时贼集莱阳、即墨间，屡扑堤墙不得出。七月，贼由海神庙潜渡濰河，山东守将王心安不及御，胶莱防溃。朝旨切责，将罢防，鸿章抗疏言 ：“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蹂躏，其受害者不过数府州县，若驱过运西，则江、皖、东、豫、楚数省之地，流毒无穷 。”乃坚持前议，严扼运防。令铭传、松林、鼎勋三军往来蹑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毙任柱於阵，捻势渐衰。

赖文光挈众窜山东，战屡败，遁入海滨，官军围击之，斩获三万。赖文光走死扬州。东捻平，赏加一骑都尉世职。

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北窜定州，京师大震。诏夺职，鸿章督军入直，疏言 ：“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截此则窜彼，迎左则趋右，纵横驰突，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愈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於官军，

但彼骑多而我骑少。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寨。一闻警信，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於内。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可买食。贼虽流而其计渐穷，或可剋期扑灭也 。”二月，鸿章督军进德州，败贼安平、饶阳。三月，贼窜晋州，渡滹沱河，南入豫，复折窜直隶，扑山东东昌；四月，趋茌平、德平，出德州，西奔吴桥、东光，偪天津。下部议处，命总统北路军务，限一月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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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为官军所偪，奔突不常。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团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扎圈。以运河为外围，以马颊河为里围。其时官军大败贼於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盐山、沧州。官军扼截之，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適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徬河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诏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内骑马。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十二月，诏援黔，未行，改援陕。九年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教堂滋事，命移军北上。案结，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日本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二年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调文华殿大学士。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籓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籓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

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 ：“西人专恃其砲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於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砲、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