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祖、少年时代，徐氏兄弟（3）

中国山东

1942年12月30日，全国范围内的《12.30事件》发生了。恐怖笼罩着大地，到处都在抓捕抗日青年。徐放也在黑名单上。在徐放的人生历程中，有一个人对其人生观和日后的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影响和决定了其一生的抉择。这个人就是《第七号窗子》中缅怀的主人公季疯。两人是同乡，因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强烈的爱国主义，徐放很快成为季疯发展培养的积极分子，与季疯是在同一个小组。所幸在事件发生当时，徐放因为和父亲下乡去了，才没有被抓捕，躲过了一劫。季疯不幸在疯狂的大搜捕中落难，他的公开身份是《大同日报》的记者或编辑，被日本逮捕入狱后，先后从狱中逃跑过三回，由于季疯对狱中情况，尤其对一名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情况知道很多，知道这个人有一些不光彩的劣行，怕被逃跑出去的季疯给揭发。因此，季疯没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却被这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黑枪杀害。在《徐放集》卷四——《风雨沧桑集》中《第七号窗子—怀念季疯》这是徐放1943年12月30日四川三台子写的一首充满缅怀之情的诗篇，诗人在诗中沉痛地写道：


“在南方的十二月


我想起了第七号窗子。


曾经


有多少个夜晚


我天天从你楼外那条马路走过。


可是


我再也看不见一点灯火


就连玻璃


也被冰霜给封锁了。”

诗人，饱含深情一叠三叹，无限遗憾地一次次唱道：“我再看不见一点灯火”战友情撕心般的痛，在这民族灾难最深重最黑暗的日子里：

“想起你，想起我们那个壮丽的事业，这时，我不敢怠惰！”诗人在附记中介绍道：季疯，原名李宜生，又名磊磊生。1941年12月30日，因反满抗日，被日伪逮捕。第七号窗子，是他居住的地方，即长春西三路福丰旅馆的一座临街的小楼。

季疯是参加革命密秘活动的化名。大约是宜生的谐音。也可能典出古人诗句“季子归未？”和章太炎青年时期被称为“章疯子”的“季”“疯”二字的合成。无论如何一个“疯”字已充分体现做为一个青年革命者不畏传统、不畏权贵、藐视反动势力的极富挑战意味的战斗精神。有这种精神自然决定了共同的人生追求。由季疯到胡风，有这样在不同的人生时期不期而遇的导师来指引、点拨，真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可谓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必然的秉性由于偶然的相遇而成就春秋文章。

有其师必有其徒不如说有其徒必有其师。这是人以群分的铁律。正是人生态度的认真决定了择友择师的认真，决定了殉道者的命运。从季疯的《第七号窗子》到胡风在秦城的204号院的窗子，到徐放的0685号窗子；这些革命者殉道者，从窗口向外面的世界看到的是什么呢？恐怕不仅是古人的“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悲凉吧。当历史的冰雪融化成“门泊东吴万里船”碧波万倾的时候，无论《第七号窗子》的目光，204号院内窗子的目光，0685号窗前的远眺，都已成为令人欣慰的历史注释。

哲理无新旧，感情无古今。无论是堪称世界级的大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从一而终”的戏迷、戏痴、戏疯子；还是沿着《第七号窗子》走来的“0685”对诗歌、对人生痴迷执著的追求；都体现了“人民的忠诚儿子”的崇高情操。正是这样的情操筑成中华民族文化大厦，精神支柱。

这个时期，诗人正在创作《南城草》。18岁创作诗歌、20岁时出第一部诗集。当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听到义勇军的故事，自然是义不容辞、热血沸腾、千方百计地寻找义勇军。在交通阻塞，消息封闭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当时徐放都快跑到边境线了，也没找到义勇军。原来义勇军已经转移到境外，正在苏联整顿训练呢。徐放只好再折回来，到处是伪军和日本兵，危机四伏。只好化妆成汪精卫伪军模样，托人借了一套伪军服穿上，逃到关内想进到北京去。

火车上盘查得非常严，简直有针插不进之势，到处有蛇一样的眼睛在盯着，有犬一样嗅觉在嗅着，铁蹄下的民族啊，铁蹄下的生活。更加坚定青年徐放抗日救国的决心，更加激发对敌斗争的智慧和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临大事有静气，反倒非常镇定沉着地拎着个日本式皮包。以既有几分傲慢又潇洒的走上火车，落落大方地坐下。对面坐着的就是几个日本宪兵，既要装得心不在焉，又必须格外小心，只要是露出一点小小的破绽，被盘问，发现你是读书学生而不是汪精卫政权的卫兵，就要被日本宪兵喂狼狗的。对面坐的那个日本宪兵，拎着一把日本战刀和一个日式皮包，徐放拎的皮包也是从一位在汪伪政权做事的老乡手里借来的，故而和宪兵皮包是一个款式，这皮包也是个身份象征。而伪兵证件上的盖在照片上的钢印则是用雪花膏瓶盖伪装成钢印似清非清盖在上面的，幸好这证件，还没被检查。车到山海关的时候，徐放佯装下车到站台上溜达买东西，透过车窗玻璃看到车厢上正在严查盘问。大约十五分钟光景，徐放又坐到车上，列车徐徐开动，日本宪兵和警察的盘查也已过去，山海关真是又躲过一关。

可是在进北京之前，在丰台岳父家附近认识一个人。佯称是同路和徐放套近乎，正好结伴而行。躲过一劫，似乎有些大意，原来这是个无赖，差点上当受骗，被这歹徒勒死，幸亏徐放正年轻力壮，反应机警，只是被抢走衣服。乱世多贼寇，大意失荆州。经过这几次险情教训，徐放变得更加警惕、敏感。到了岳父家，谈起路上经过，算是有惊无险、破财免灾吧。投奔革命的心情更迫切，大有度日如年之感。躲过盘查进入北京后，中共地下组织推荐徐放上辅仁大学，徐放没同意，一心想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于是又从北京绕路而行，想南下奔徐州，再想办法从徐州奔赴西安，当时称长安，最后直接到达目的地——延安。









（四）徐德昌、金淑人——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读者朋友：

即便写成今天这三十万字的样子，仍有许多重要的史料，未能尽囊其中，。至此，方进一步理解，去粗取精乃一大学问，非眼高手低者所能应对自如也。在即将完成这部评传的时候，随着故事的展开，历史的深入，才深刻认识到这应该是一部四十万字书。限于时间和客观条件，许多史料又无法尽快掌握占有。许多当事人又不便一一采访。在我们所经历过的风雨沧桑的年代，真是每个人都是一部《风雨沧桑集》，又似乎每个人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和历史价值。

一部好的个人传记，乃是整个民族史、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以蠡测海也好，管中窥豹也好，一叶知秋也好，总之，正如达尔文所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颗星球都是一个天体，每块陨石都能折射出宇宙。事无巨细，不可喧宾夺主，功高震主必将大难临头。中国宫廷戏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历来源发于此。在此谈的是文学，是社会中的个人命运。谁不是芸芸众生，谁不是原罪之身？贤者和智者的意义则在于总是透出更大的教诲意义和悲剧性。其实这位徐德昌先生和夫人金淑人先生又何尝不是一部风骨千秋的大书呢。即使在本书中也应该浓墨重彩的大书一章。

通过电话采访徐德昌的大女儿徐岱，欣然应诺，于百忙中通过徐放先生——七叔，寄来三页文字。文字简约洗练，字里行间透溢出的对父母的亲情缅怀，非身为儿女者莫属。而在删繁就简中又挥之不去的是对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并不如烟的难抚之痛！

捧着这份文字，笔者不知悲从何来，竟禁不住流下泪水！……，何必越俎代庖另组文字，为了珍惜这份可贵的父子亲情，笔者将原稿呈献给有识的读者，您也许和笔者一样相信：如果徐岱女士能在百忙中将盛之于心的对生活的记录感受写出来，以其文笔清新娟秀、亲切感人的风格，不经意中道出的深刻哲思。当是一部不亚于章怡和的那部深受人们欢迎的《往事并不如烟》的血泪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优秀的文学已不是文学家的事了。

附材料如下：

父——徐德昌

1912年生人，解放后重新研修新法，1951年由北京“新法学研究院”毕业后分配至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务是“书记员”，工资52.5元（直至退休），而且是一个只可在一般刑事、民事纠纷案件法庭做做记录的书记员。54年由胡风集团案所引发的肃反运动一始即清除公、检、法队伍，被安排在一个叫“砂石公司”的小企业做个办事员，后又调入一所中学，改行当会计直至退休。

父亲无论在哪个单位里，均是历次运动的整治对象，总是停职、隔离、反省、交待，有时长达数月，我家也多次被抄，是邻里们警惕的对象。

父亲本是思维深邃、语言精准、犀利、善言论，却又言行谨慎的人，他内心世界痛苦，却又貌似开朗、豁达，说话风趣、幽默，所以深得同事、年轻人喜爱，加之工作勤恳，运动中态度老实、交待透彻，慢慢地领导也不太总把他当成“对象”甚至是走走过场，而在具体工作上颇受信任，竟然让他集会计、出纳、保管于一身，直工作至65岁退休。

父亲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尤不苟小利。在文革期间，社会混乱，每次发工资，一个人提款，钱带回家，本就衣着差、年老身衰，路上倒也算安全。那时我家住不足8平米小屋，父亲回家后一定把钱包在炕被里，一次我的儿子——他的小外孙，对他小朋友说“老爷有很多钱，都在被里包着昵？”文革期间，造反派们使用的旧烟盒，大字报边角等旧纸头打白条支取现金，那时领导又靠边站，无人审批，于是爸爸就把这些小乱纸条留为重要凭据，每次带回，在那铺小炕上一条条摆开、分类，为防遗失，又让妈妈用油布包好，压在炕底下。一次见爸爸到家很着急发愁，听说是自己多年当保管员未出差错，这次竟有一隻大老鼠掉在了豆油缸里。

父亲没有实现理想抱负、发挥专业特长，人生道路历经坎坷磨难，他是遗憾、不幸的。可是，他虽蒙受整治、打击、排斥，他仍能在那仅有的极平凡、微琐的位置和环境，以他最人本的正直、善良做得十分出色，也算为自己、为社会画上了无愧的句号。

这样的父亲不仅给予我们应有的亲情与父爱，尤能淳淳于我们如何奋斗，怎样做人，有感于我的还是他的正直、踏实和与生俱来的对患得患失、占小便宜等卑微行为的蔑视，实践证明，这些品质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们。

父亲手足情深，对胞弟放叔的冤案，对胞弟无时无刻地忧虑和思念，是他几十年来深埋心底的剧痛。总算在他弥留之际，得悉有可能平反、复出，但他终究没有能够等到那一天。

在我们父亲苦难的日子里，也有他的希望，他的动力，那就是他的四子女学业良好，都可读成大学，所以无论如何艰难也要供子女读书，他深信下一代将得到兴旺，他还让我们接受父辈的教训绝不学“人文学科”，御用文人朝夕不保。但是，让他万万不曾想到的是，那个年代烙印永存，升学要外调，入团要外调，于是乎他就拖了他们的“家庭出身’；他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反反复复交待的问题，就成了他儿女们的“问题”或“向组织隐瞒的问题”。这在他们升学、就业、使用等关键时段无疑是灾难，所以由此带给他的失望、打击和负疚又是他一生更大的不幸。

母亲——金淑人

母亲生于书香门第，家出多位学者，母生得端庄秀美、气质高雅，现耄耋之年，仍喜阅读。

过去传统女性只是相夫教子，无社会工作，在父亲养不了全家人的时候，母亲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可塑性和适应性，母亲开始学做裁缝，为人家带小孩，拆洗被褥，还能淌河去淘沙子挣钱贴补家用。

母亲举止优雅、仪态祥和，是大家闺秀，母亲同又能吃苦耐劳，不畏低贱，是劳动妇女，这些对我们的品德修养无疑是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大弟——徐铁

大弟聪明努力，长得帅气，是父母的骄傲和希望。记得高考后跑到我校很高兴地告诉我考得很好，物理题的答案单位有小错，总之只等清华、哈工大这类学校的录取通知。晴天霹雳，学校根本没给“投档”。原因是经投档外调，父亲交待那么多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他竟没填多少（其实怪父亲，他不愿向儿女们多讲什么）。这属于隐瞒反动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严重问题。所幸的是经过虚心检查，补充材料，才最后补录到大跃进新成立的一所地方大学——抚顺工学院。正当他能有个去处，得些许安慰时，又突发戏剧性的灾难，他是班长带同学做蝇拍“除四害”，这些孩子们在自制的蝇拍上涂鸦，他也如此，恰在一拍上画有飞机投炸弹，同时又有“抚顺工学院”字样，于是被定为书写“反动标语”，当即开除。背着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反动标语的记录，他曾到大西北等多处流浪，后来终算在一所职工业余大学谋得代课教师一职，难得他能开出“高等数学”等高中未学过的多门理工课程。文革开始学校停办、失业，又到一铸造厂车间抬“铁水包”若干年。直至文革结束，反动标语一事才得以平反，并成为了抚顺工学校的正式教师，首批普升高级职称，并入党，当教务处长至退休。

二弟——徐刚

他数理化读得特好，被选为市首次二年制高中理科试点班学生。接受其兄高考填表之教训，理应正常录取，但还是最后只能在大跃进产物——辽阳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录取。没二年全国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学校被调整——解散，后被分配至村镇小学任教。文革后落实政策进中学，入党，任教务处长至退休。

小妹——徐爽

69年插队，人表现和社员反映很好，可知青上工农兵大学、招兵、入厂等好事就轮不上，慢慢地有门路的家庭也回城了，知青点也散了，只得一人住社员家，若干年后，政策准许才回城，己是大龄女青年了。

我——徐岱

比起弟妹们我是幸运儿——在发生叔父问题，肃反运动前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沈阳药科大学。但比起我的同学、同龄朋友们我要承受着不公正、不公平，当然与弟妹们相比这只能算另一层面的不幸。

初中时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拿不出每月7.5元的伙食费，那时我住地主爷爷家，于是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学生助学金是不能给“地主崽子”的，这时我想到让父亲所在单位开具证明，说明我由父供养不应算地主成分，且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可申请助学金。父亲很快把证明材料寄来，我见上面有家庭经济“比较困难”，那时只觉“比较”二字尚欠分量，于是拿来橡皮擦，用舌头舔点唾沫就把个“比”改为“很”，其实这无论在词语上还是涂擦的纸面来看无论如何都是十分明显、幼稚拙劣的行为，于是我这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就这样犯下了涂改证件、欺骗组织的错误，它在档案袋与我相随，我也在贫困和屈辱中完成了中学学业。

大学时经济上受放叔资助，叔叔常来信鼓励我，并有时寄来他发表的作品。不久后，胡风集团的肃反运动开始，我自然成为学校颇难得的“人物”，于是开始了收缴信件、清抄物品、隔离交待，并多次在全年级大会上检查、交待、接受质疑和批判。

人说：“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我永以“重在表现”自我勉励。那时入团也外调，我竟然填写三次志愿书，其中二次分别因隐瞒家庭出身、隐瞒社会关系未予通过。终于第三次，大三时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立马就能当班长，毕业后分配至大学任教，出任教师团支书，系里中层干部，而入党则对我是可望不可及之事。至于后随夫来机密的三线军工企业工作，我只被安排在边缘部门工作，我也自觉是自然的事情。

家庭出身所带来的影响永远是无法回避的，要么为什么称“阶级烙印”呢？与我的父兄相比，我这也只能算另一层面的问题而已。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于社会而言终成历史，终已过去。然而，对一个个体的人而言，特别那发生在人生关键时段的影响，却是难以挽回，永远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