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族起于山东的考古学证明（续）

碧天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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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期夏氏族可能由鲁西迁至冀南豫北

夏代晚期，在冀南豫北代替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向北一直扩张至拒马河一带，邹衡先生最早将它命名为“先商文化”，因为从文化内容上看，它与商文化的继承性十分明显。（29）后来，由于“先商文化”并非标准的考古学命名，因而李伯谦先生将它改名为“下七垣文化”，但仍承认它的“先商”性质。（30）所谓“先商”性质，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它是商文化的主要源头，一是指它的族属是商人的直系祖先“先商族”。但笔者感觉，这个“先商”性质仍有可商之处。文献记载，灭夏之前的先商族不过是一个地方七十或百里的蕞尔小国，（31）并且臣服于夏，它怎么可能控制下七垣文化这么大的范围呢？如果不归它控制，又怎能说先商族是下七垣文化的唯一族属呢？另外，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32）可见商文化主要是继承自夏文化。如果下七垣文化果真是商文化的源头的话，那它就是夏文化（最起码是一部分），不必再立个“先商”的名头。至少如果非要说个“先商文化”，那它也和“夏文化”没有矛盾。文化面貌与王朝更替是两回事，文化面貌相同就咬定只能是同一族属，显然有失武断。


当然，仅依此来证明夏氏族曾由鲁西迁至冀南豫北是不够的。上文既已言明，早中期夏文化完全可能是海岱龙山文化，那夏等氏族迁至的地区即使完全陌生，也应带来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而不该面目全非，也就是说在下七垣文化中应该找到一些海岱龙山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关于海岱龙山文化对下七垣文化的影响，考古学界的认识基本一致，即：有影响，但不是主要来源。其主要来源，邹衡先生认为是土著龙山文化，李伯谦先生认为是晋中龙山文化。这个结果显然是不利的。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完全排除夏氏族西迁冀南豫北的可能。理由如下：


首先，夏等氏族西迁冀南豫北，不可能将土著完全驱杀，甚至可能与外来者相比土著仍是多数。这样，要求下七垣文化的主要来源是海岱龙山文化显然不妥。这和岳石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流是一个道理。后世周公东征后，分封诸侯，晋不得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鲁、卫不得不“启以商政，疆以周索”，（33）也属这种情况。


其次，迄今为止，下七垣文化的遗址虽有多处发现，但规模均不甚大，只有灰坑、房基、陶窑，没有重要的墓葬、城址和高级铜器、玉器。（3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即使不考虑夏氏族西迁的因素，当时这里的文明水平也不应这么低，显然目前所谓下七垣文化的材料依据是不全面、不典型的，更多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文化面貌。而西迁的夏等氏族应多为高级贵族，反映其文化面貌的应多是重要遗存，这也就是说正好缺了可能反映夏等氏族西迁的内容。如果下层民众中土著果然占多数的话，那目前的下七垣文化自然会和海岱龙山文化差距较大了。这种尚未发现，不但不会否定，反而保留了西迁的可能性。


再次，文献中屡屡提及“戎禹”、“戎殷”、“戎商”（35）；夏氏族本与戎族迥异，商氏族则是东方帝喾子孙（36），为什么文献却如此说呢？关于冀南豫北龙山文化的归属，有人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有人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邹衡先生则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37）冀南豫北作为一个四达之区，文化具有强烈的混合性是很正常的。但分析其典型特征（如多绳纹、鬲、甗、蛋形三足瓮、大口尊、卜骨、鸡冠扳耳等），北方色彩非常浓厚，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邹衡先生的分法。


不过鉴于河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不仅限于河北，笔者暂称之为“太行龙山文化”，分为三个类型：晋中北的许坦类型、冀北的雪山类型、冀南豫北的涧沟类型，其中许坦类型应为中心。（38）这三个类型在夏代分别发生了变化：雪山类型被东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吞并，涧沟类型被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取代，许坦类型则发展为光社文化。光社文化一直持续到商末周初，从其分布范围看，正是西周春秋时期诸戎族的居地，这就说明光社文化很可能是诸戎族的文化，它的前身太行龙山文化也就有可能是诸戎族或“先戎族”的文化。这样，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或许就是夏等氏族西迁征服土著戎族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土著势力的强大，结果夏文化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很大程度上被戎化了。这可能就是文献诸说的来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夏氏族西迁的可能。


最后，正如前人指出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中包含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可以从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中直接找到（但岳石文化中却不见或少见），如厚葬、棺椁制度、墓穴二层台、饕餮纹、云雷纹。（39）而大汶口、海岱龙山二文化在时间上与商文化并不衔接，如果下七垣文化真是商文化的主要源头又少有东方色彩的话，那这些东方色彩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承下来的呢？所以下七垣文化中是应该有所反映的，没有反映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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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期夏氏族可能由冀南豫北西迁豫西

由于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坚信夏朝自始至终都居于豫西晋南，所以50年代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在此发现后，便逐渐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肯定是夏文化，尽管在一些细节上还有激烈争论。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说是有很多破绽的。


一从某些文化特征看，二里头文化居民应属南方部族或其后裔（这里的南方是指江汉流域，先后存在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我们已经知道，对于一个部族来说，墓葬头向虽然并非绝对不变，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定规的，是族属的重要标志。如东方的楚人进入江汉流域后，虽然居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墓葬仍头向东；而当地的土著，虽然遭到异族统治，但墓葬仍头向南（从大溪文化以来，江汉流域墓葬一直基本头向南）。（40）


在中原地区，大型墓葬和大规模墓地发现极少。属于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族葬墓地和陶寺族葬墓地是很可贵的了，而前者145座墓都是头向南，后者1000余座墓则绝大多数头向东南或南偏东。乱葬墓如大河村五期M17和M20、谷水河三期M1也头向东南。到二里头文化时代，如东马沟（M2北向、M3和M10西向例外）、南寨、东杨村、白元遗址基本都是头向南。在发现墓葬最多（340余座）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情况较为复杂，头向南、北、东者皆有。如III区的5座墓（M1南向例外）和M214、V区的6座墓、VI区的58座墓、IX区的21座墓中的6座头皆北向，III区F2东侧的两座墓、IX区的M18头皆东向。但头向南者仍是多数。而墓葬头向南，中原地区周围只有江汉流域是，二者的关系显而易见。另外，擂钵（又名刻槽盆、澄滤器）也可算是一种标志。（41）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居民很可能基本是南方部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据前人的研究，屈家岭文化强大后，在晚期曾向北扩张至黄河沿线；中原龙山文化强大后，又向南深入石家河文化的中心。（42）可能正是这种“交往”使二者融为一体。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的话，就与黄帝以来先夏文化始终居于北方的文献记载明显冲突。


二从文化内容来看，二里头文化不可能是属于早商的二里岗文化的主要来源。以陶器为例，二里头的主要炊器是夹砂罐类和鼎，属于圜底器或凹圜底器类；主要食器是三足盘，属于三足器类；主要酒器是盉，由封口鬶演变而来，基本不见斝。而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炊器是鬲和甗，属于三足器类；主要食器是簋，属于圈足器类；主要酒器是斝，由炊器斝演变而来。二者的差别十分明显。（43）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的话，就与孔子所说相矛盾了。


三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是：一、二、三期持续发展进步，四期突然衰落。然而考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却是一期最广，最东影响到商丘坞墙，最北影响到豫北；到二期，豫北、豫东就被下七垣文化所夺占，形成辉卫类型和鹿台岗类型，（44）郑州也出现了南关外型东夷文化（45）；文化水平最高的第三期，范围最东也没越过郑州。那么为什么最昌盛时影响却最小呢？如果是因为商汤灭夏之故，但据文献记载，直到灭亡，夏桀在豫东、豫北势力并不算小，这该当如何解释呢？


四二里头文化中包含大量明显不属于土著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集中存在于二里头遗址大中型墓葬之中。如在二里头遗址中有相当数量的头北向的墓葬，并多有朱砂铺底，与土著的南向不同，考虑到商人墓葬头皆北向，并有朱砂铺底，（46）这些墓葬的墓主似有可能是下七垣文化居民（朱砂铺底也可能是土著风俗，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再以一向被视为二里头文化代表的规模最大的二号宫殿M1为例，该墓长5.2米，宽4.25米，“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的大小相若，而且又被埋葬在宫殿建筑群之内，情况决非一般，推测应是一座王墓。”（47）由于破坏很重，其详情难知，但外来色彩仍历历可见，如死者头东向，有生土二层台、残存漆皮、蚌片、卜骨，红漆匣中殉狗，墓底铺有朱砂，北方尤其是东方色彩非常浓厚。其它如玉柄形器、牙璋（3件）、钺、戈（从“戎”字从戈来看，似乎戈当为北方戎族特产）、绿松石饰、涂朱鼋甲（VI区M28）、爵、盉、鬶、觚等，均属东方文化之流亚。这些因素多见于后来东方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以及以前的海岱龙山文化中，却未见或少见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甚至二期）和之前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很明显，这些因素应是东方部族侵入豫西所留下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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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趣味的是，杜金鹏先生还提出，“检视（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石器情况，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如以玉刀、钺为重要礼器，以绿松石为装饰品等。其玉钺与二里头玉钺（V区）M3：3酷似，其多孔梯形玉刀也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孔梯形玉刀相仿。在玉器上钻孔镶嵌绿松石片和用大量绿松石片做镶嵌物，以及用绿松石珠做串饰，在二里头遗址亦较常见，而这些现象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中目前尚无源头可寻，很可能是继承了山东龙山文化之传统。此外，根据其雕刻图象等推定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的传世玉圭，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圭（如III区M2：5）相同；在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有扉玉刀形制基本相同的传世玉刀上，雕刻有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所雕神像大致相同的图像，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朱封龙山文化玉石器的发现和一批传世玉器的年代的推定，为我们追寻二里头文化源头，提供了新的线索。”（48）


五最新研究表明，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初，是夏、商交替的标志。（49）而据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前1900年至前1600年。这样扣除四期，夏朝的开始就一定要早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里很多。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那一朝之内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文化变迁呢？如果是太康失国、羿浞代夏造成的，那太康失国不到百年，能否使整个中原发生根本性的文化变迁呢？并且羿浞都是东方部族，则二里头文化在一期里就应该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才是，可哪里有呢？

　　由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所谓的“二里头文化”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从二期开始尤其是在三期里混进了大量起主导作用的东方因素。正是对这种复杂性的忽略，使夏氏族西迁这一史实遭到了掩盖。解决这种复杂性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体从二、三期之间断开，称为二里头下层文化、二里头上层文化，前者是纯粹的土著文化，后者是东方因素和土著因素混合的文化即夏、商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变迁与王朝更替是两回事），也属外来少数征服本地多数的模式；一是保留四期，但把那些大量明显属于东方的因素剔出来，东方因素仍称为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夏、商文化），剩余因素称为（受到强烈破坏的）二里头文化。这看似麻烦，实际却使历史真相更显而易见，免受掩盖。鉴于东方因素与土著因素的融合并不特别深厚，笔者倾向后一种做法。但不管怎样，过去那种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氏族的关系简单化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具体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经过最大的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继承中原龙山文化的广阔疆域，一度影响至豫北、豫东；在二期时下七垣文化在冀南形成，并扩张至冀中、豫北、豫东（可能还有晋南）；到三期时以夏氏族为主力，下七垣文化终于征服了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伊洛流域，并迁都于此（这是此时此地文化水平急剧提高的原因）；随后，商族灭夏，重心东归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乃突然衰落，进入四期即早商时代（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早段），东方的下七垣文化继续渗入（如这里发现了一部分东方的夹砂瘦腹平底罐、侈口鼓腹平底盆），但仍不占主流；最后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强盛，进入豫西，二里头文化宣告结束。因为二里岗文化是直接继承自下七垣文化，所以就消灭二里头文化来说，商族不过完成了夏氏族的未竟事业而已。


由于考古资料同文献资料一样具有自己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我们的研究便常常不能定论，而只能提出一种可能性。本文基本上正是这样。也就是说，迄至目前，夏氏族起于山东从考古学上讲，同传统观点一样，仍只是具有可能性，最后定论只能依靠更多的发现和研究。同时，夏氏族居地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研究，期望通过一两篇文章就彻底解决是不现实的，限于学力与篇幅，本文只不过是用考古学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提纲而已，更深入、详尽的论证只好待于未来、待于同道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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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夏氏族起于山东考》（待刊）。

（2）参见拙作《牧野之战时间考》（待刊）。
（3）（5）（8）（11）（12）（13）（21）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163页，第207页，第157、255页，第190页，第193页，第265—275页，第239页。

（4）（6）吴汝祚：《论大汶口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7）于海广：《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史哲》1982年第3期。

（9）韩榕：《浅谈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0）《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14）《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15）《山东临朐发现齐、寻、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16）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其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

（17）张国硕：《岳石文化的渊源再探》，《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18）栾丰实：《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的分期及其源流》，《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19）《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20）吴汝祚、杜在忠：《两城类型分期问题初探》，《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2）（24）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第229—238页。

（23）韩榕：《试论城子崖类型》，《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25）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1988年第4期。

（26）分别参见注（17）、（19）《夏代的东方》、（16）。

（27）王青：《试论任邱哑叭庄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28）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29）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0）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版；《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31）参见《孟子·梁惠王下》、《墨子·非命上》、《荀子·议兵》等。

（32）《论语·为政》。
（33）《左传·定公四年》。
（34）张翠莲：《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探讨》，《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

（35）《太平御览》卷82引《尚书帝命验》、《尚书·康诰》、《尚书·泰誓》。

（36）《国语·鲁语上》。
（37）（38）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9）参见刘敦愿：《试论中国青铜时代艺术中的东方史前文化因素》，《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40）徐士友：《当阳赵家湖楚墓头向的两点启示》，《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41）叶文宽：《擂钵源流考》，《考古》1989年第5期。

（42）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版。

（43）刘绪：《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岗商文化的关系》，《文物》1986年第6期。

（44）李维明：《先商文化名与实辨析》，《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7日。

（45）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46）参见《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版。

（47）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寻》，《考古》1995年第2期。

（48）杜金鹏：《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1期。

（49）杜金鹏：《偃师商城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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