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王国维离世八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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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之品性书写永远的“人间词话”

写在王国维离世八十周年之际

世纪之交那年，到北京大学游玩。站在那一潭死水前，我问朋友，王国维是在这里自沉的吗？答，不是。又问，老舍是在这里自沉的吗？答，也不是。又再问，那——这个湖里自沉谁了呢？答，没有。于是叹道：池水太浅呀，盛不住大型的灵魂。怪不得叫“未名湖”呢。

王国维投的那个湖，我去过两次，收费很高，不像口袋里从来不带钱，一生也没挣几个钱的王国维1927年去时，借了五块钱，后来还剩了四块多。

王国维去颐和园的前一天，还在清华园里与毕业生一起吃饭，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回家，但第二天就选择了去昆明湖。实在是不可思议。留给我们瞎猜的线索是，那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三，再有两天就是五月初五。对于文人，这是个颇具隐喻的日子。

◆智者之水

盛传韩国人要把端午节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专程去了湖南，到汨罗江时正好是端午节。湖南人在屈子庙前拉出“端午保卫战”的横幅，但当地的旅游并没因此而旺盛。

汨罗江上有个摆渡的机船，能渡汽车，也能渡人。但当年不屈的屈子选择的是“自度”。他不想在此岸，也不想到彼岸，口里念着后来被历朝知识分子引为精神标尺的口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到江边。屈子给自己绑上一块大石头，这个动作告诉我们，显然他是会水的，不绑石头就会浮出水面。他铁了心，不与那个王朝再说一句话了。

作为知识分子与世界诀别的方式，投湖是不是屈子的首创，没人考证。但王国维显然是遵循了这种统传。是殉道，还是卫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点上王国维给人的联想太多。

圣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直没弄明白，为何智者要乐水，虽然，圣人又说了：仁者静，智者动。现在，从文人投水自沉的角度反思，智者的死，是个动作，是个姿态，是个事变。如此想来，智者选择水，是在以水为纸，以身为墨，书写最后的文章。

◆尴尬之死

如果，我们能看到1927年6月2日那个上午，在昆明湖边沉思的王国维的背影，比较刺目的一定是那条长辫子。这条辫子链接起来的信息，不仅仅是溥仪的老师，不仅仅是可以在紫禁城骑马，不仅仅“南书房行走”，还有此刻揣在他口袋里的那份遗书。

作为一个习水之人，我是颇解溺水之痛。水，如果一下子呛到肺管，而后反冲入脑子里，死得倒也利落，及时捞上来也难捡回性命。但要是大口大口喝水，肚子灌大了，半天人也不会上路，痛苦得很。

王国维自沉，更是痛中之痛。戴着一副大眼镜的王国维，连湖鱼藻轩那里的水到底有多深都没看清，就纵身跳了进去。虽然，不出两分钟就被人救起，连背后的衣服都未浸湿。但湖水太浅，王国维的头扎入泥中，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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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原本想的是出污泥，却入了污泥。

人们从王国维的口袋里，找到了湿漉漉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正是这封写给孩子的遗书，为王国维留下了一个尴尬的死因——“殉清”。

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用的是忠于前朝之典，典出于《宋史·范质传》。但我不认为，“殉清”是他的必死之穴。还有他与罗振玉的过结，那是无法为外人道的，就像鲁迅哥俩的过结，世人永远猜不明白。还有什么爱情说，有点八卦，但学者也是人呀，更或是性情中人。但我更愿意用一个符合现代科学的说法，他和张国荣一样，死于忧郁症。这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相吻合，在医学上也算靠谱。而忧郁症的自杀，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也许选1927年，也许选1911年。

◆诞生一个“副产品”

已是21世纪，没有必要为尊者讳了。王国维“殉清”也是大师，不“殉清”也是大师。说到底，王国维是一个封建文人。封建文人，殉清的有之，殉明的有之，殉宋的也有之。“殉”是旧时代的文人情结。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想让他从那个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恰如一代大师康有为。

陈寅恪与王国维学脉相承，对大师的尊重与爱戴，使他祭出了“殉文化”之说。此说被学人们广为接受。“殉文化”说白了殉的也是旧文化，大清的文化，有什么两样呢？只是避开了王国维的学生——史上最衰的那个皇帝。

陈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历史作用有多大，在后学中是有争论的。但他那篇《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则是留传至今的人文名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当年追思王国维的人们，都沉浸在悲痛与惋惜之中，大家都把它看作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精辟的盖棺之论，大加称赞。很多年以后，学者们还有后学们，再品味陈寅恪这番话，尤其是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好像与王国维的死，关系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像是夫子自道，越来越像是倡导知识分子一生所要坚持的学术品格与精神操守。今天，它甚至独立出来，成为新屈子版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些时候，知识分子就是靠着那份决绝，来与世人说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投到水里，或许，只是为了激起那短暂的涟漪。

◆现代学术的贡献

王国维死了，但不是一了百了。正如今天纪念他，不是纪念死，而是永生的为学之道。

陈寅恪曾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因为上一个百年地下发掘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发现，光是念古书，那么学问还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张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很早就介绍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他也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中学与西学相结合。虽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但王国维尤有不可企及之处。

10年前，即1997年，是王国维诞生120周年。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纪念活动。中外学者皆认为，王国维的学问虽因51岁沉湖，“中道而废”，但仍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学术上的最大价值，即对中国现代学术开拓性的历史贡献。

回首中华学术史，有几座高峰至今天仍为我们的文化骄傲：先秦子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之学。而到了晚清，即是王国维为代表的现代学术的创立。所谓现代学术，简而言之，即学术开放，学术独立。它已成现代学人的基本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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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真正的大师

我们在80年后，说一个死了80年的人，显然是别有用心。

曾有位国学大家开具过一张近现代学术大师名单，我记下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董作宾、张东荪等。

看着这个名单，我们明白大师至少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这个门槛高不高，今天那些被人称为大师的人，可以用这个尺子量量自己的个人学识积累和学问建构。

怀念王国维，其实是对一代大师，一批大师的怀念。就当下的国学热中的人物而言，谁能与这些人比肩呢？季先生是最聪明的，他那一代人是见过大师的。所以，他自我摘帽不当大师。当下这一代惨了，没见过大师，倒是见过一批大话师。这些靠讲话出名的学人，与大师比，他们只能是大虫，但这样比喻又难免和老虎弄混。所以还是说大蚂蚁，比较贴切。因为，这些学人也在做学问，也在为普及知识做好事，至少，他们为国学做了一些蚂蚁搬家的贡献。

国学，这么大个学问，没有大师，我们真的很怕，怕这种热闹中的孤寂呀。

◆已有荷花开在了水上

陈寅恪曾在悼诗中，把王国维跟屈原相联系了。他们都是因理想的不得实现而死，都是大文化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具有同样的文化与社会的震撼意义。

这又说回了投湖，世纪之交到北京那次，曾在北京寻访过另一个湖，与老舍有关的湖。我以为老舍投湖，从他内心讲也是五月左右。这时，邓拓和田家英都各自先行上路了。但老舍心存希望，住进了医院。但三个月后，还是走向那个和放死人的“太平间”一个名字的太平湖。

我说去看看那个不太平的太平湖。北京的朋友说，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挖河道弄出来的湖，才两米深。不知老舍自沉是不是和王国维一样尴尬和痛苦。这个当年有“燕京新八景”之称的湖，在1971年修环城地铁时，被庞大的建筑工程填平，任谁也找不着那片水了。

自沉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文化符号意义还是令人感佩的。由于老舍投湖自尽，太平湖在北京人心中有了一种独特的牵挂。2006年在进行护城河综合治理时，人们又在北护城河上重新建了一个新太平湖。虽然，已不在老太平湖的原址，但那份纪念与敬仰的意思相信还在。

水的故事，已化作荷花开在了水上，面对荷花，我们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