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为何视西门庆为“中国传统商人”典型

地藏王

顾准为何视西门庆为“中国传统商人”典型

从《金瓶梅》看“官商合一，占尽天下财源”

2009.06.05
A08版：新闻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


西门庆何许人也？明代小说《金瓶梅》介绍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山东清河县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中等商人，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狡诈淫毒成性：“积年把持官府，刁徒泼皮”。因为成功钻营“东京蔡太师、朱太尉”等权门而飞黄腾达，由“山东提刑所副千户”升迁正职、掌握了地方百姓头上的生杀大权。
那么朝廷推崇的礼义道德、层层设立的监察机构，为何丝毫奈何不得这类流氓呢？原来西门庆靠行贿摆平了这一切，于是兵部举荐他升官而向朝廷奏陈的“政绩考评”中，竟然称赞他才德过人、清正廉洁，是乡民生息和地方司法公正仰赖的救星。
买通了官场靠山，西门庆生意自然如火烹油一般暴发起来，《金瓶梅》描写：
县门前西门大老爷，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上纳香烛，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蔡太师府的）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第六十九回）
可见他在本乡和南方的全方位大规模商业经营，无不是以他夤缘权门的异常成功为前提的。
上文关于西门庆家开绸缎、绒线等四五处铺面，江湖上又“走标船”等内容很容易明白，要解释的是“扬州兴贩盐引”——我们知道，汉代以后的统治者为垄断国民经济的要害环节而长期厉行“禁榷”制度，即盐铁茶酒（不时还包括矾、醋等众多商品）等只能由官营而严禁民间买卖。后来的统治者为操控经济并通过扩展经营规模以使自己利益更大化，就将一部分食盐经销权高价卖给商人，这种准许商人限时限量限地区销售食盐的“批文”被称为“盐引”，明代情况是每“引”准运准销食盐两百斤。所以想方设法从衙门中更多、更早地套取到许可证，就是他们赢得市场先机、赚取暴利的最大法门，这与今人熟知的某些商业竞争之关键在于谁能够不惜一切先拿到专控物资和土地的“批文”是一回事。
那么西门庆如何操作的呢？他用女色和价值数千两银子的礼物贿赂了蔡御史之后，马上就在酒席上要求蔡御史让自己比其余商人提前得到运销食盐的批件，数额有“三万引”（六万斤）之巨。结果是：
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西门庆）一面把来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与你蔡爷磕头。”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放十日就勾了。”（第四十九回）
这真是把“官、商苟合”的规矩和场面活画在我们的眼前。
还有值得留意的妙处：作为本文附录的版画乃是《金瓶梅》第六十回插图，此回标题的后半句是“西门庆官作生涯”。根据文献可知：在明代口语中，“生涯”有买卖、生计的意思。所以“西门庆官作生涯”这句话，就兼有“西门庆把当官作为买卖”，以及“西门庆靠当官为后盾来做买卖”的双重意思。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知道思想家顾准为什么要把西门庆作为中国传统商人的典型，他的分析是：
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
顾准更指出，西门庆们的上述禀性乃是一种深刻的制度结果，这是因为商品经济虽然在中国发达很早，但其立身基础却与欧洲迥异：第一，中国没有希腊理性精神和民主政治奠定的制度传统，而契约文化“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第二，欧洲历史中“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在中国不存在，相反的情况是中国的市场从来居于皇权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绝不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第三，欧洲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源于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统治的自治城市，在自治城市中居支配地位的是罗马法传统培育出的法治格局，它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至上完全不同。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22期作者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