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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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1679—1726）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人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年羹尧之死异乎寻常，他为何被杀，至今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年卖尧参与了雍正帝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允禵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川督年羹尧参与其间。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禵 ，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甫登帝位，对年羹尧大加思赏，实乃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网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篡位实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

　　有的研究者认为，年羹尧被杀是由于他恃功骄傲、专权跋扈、乱劾贤吏和苛待部下，引起朝野上下公愤。更严重的是，他任人唯亲，在军中及川陕用人自专，称为“年选”，形成庞大的年羹尧集团。而且，他在皇帝面前“无人臣礼”，藐视并进而威胁皇权，甚至有自立为帝之心。年羹尧在西安总督府时，令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在辕门做班，辕门、鼓厅画上四爪龙，吹鼓手着蟒袍，与宫廷相似。他还令雍正帝派来的侍卫前引后随，牵马坠蹬。按清代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全礼，跪请圣安，但雍正帝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竞“不行宣读晓谕”。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帝欲为此亲撰序言，但年羹尧以不敢“上烦圣心”为借口，代雍正帝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如此僭越无度，雍正帝能不寒心！《清代轶闻》说年羹尧被削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可见他还曾有过叛清自立之心，只因天象不谐才作罢。乾隆时人萧交在《永宪录》中提及，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密议称帝之事，一旦为雍正帝察觉，其被杀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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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雍正帝是以什么为契机置年羹尧于死地的呢？有人说是“虎入年家”一事。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有一野虎入京城至年羹尧宅，官兵赶来将虎杀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故他是白虎托生，现虎死年家，显然是天令年死，雍正帝便下了处死年羹尧的谕旨。另有人认为，年羹尧一案起于文字之祸。雍正三年二月，日月合壁，五星连珠，年羹尧表贺，本想用“朝乾夕惕”一词赞美雍正帝勤于政务，但竟将此语误写，终成雍正帝加罪年羹尧的借口之一。至于究竟如何误写，又有二说，其一是将“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若真是这样误写，语义与本来无异，文法亦无差错；其二是写成“夕阳朝乾”，这就说不通了。雍正帝借此大加发挥：年羹尧非粗心者，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是“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谬误之处，断非无心”（《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于是待时机一到，即下手除掉年羹尧，他今朝廷及地方官员检举其罪状，最后刑部等衙门定他有九十二条大罪，应凌迟处死，雍正帝故作仁慈，宽令其自裁。

　　年羹尧在雍正帝胤(礻真)即位前就是为他“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礻真)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室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这样，胤(礻真)与年羹尧即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礻真)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年羹尧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雍正对年羹尧说：“此事朕不洞切，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列，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与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对其它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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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结束陛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的朱谕：“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这件朱谕一反过去嘉奖赞赏的词语，向年羹尧敲响了警钟，此后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探究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

　　第二，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第三，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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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咤叱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