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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长沙杨姓学者的一段轇轕
一、轇轕原委
毛泽东曾三次致函长沙杨树达遇夫，下面对其中的第一封作些考证。我们的叙述就从这里开始。
遇夫先生：
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此覆。顺致敬意！毛泽东五月十七日
这是据《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1]所刊毛主席手稿誊录的。
欲知详情，看《积微翁回忆录》1952年5月22日所记：
前因杨荣国事上书毛主席，后因唐麟告余，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今日得覆书云：“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此覆。顺致敬意！毛泽东。”192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2]
《积微翁回忆录》所载，与毛主席手稿相较，文意全同，唯“较好的”前多一“是”字，亦不具月日。17日北京信，22日长沙收到。今天写信，大约也要5天才能到达，知当时通信已相当便捷。
“违教多年”，那就曾有就教之日。遇老自己解释，1920年湖南驱张，与毛公一同参与，并同上北京活动。到1952年，就该有32年之久了。而据遇老之侄杨伯峻所撰《杨树达文集前言》，在论及遇老履历时，说：“1919年，始撰《马氏文通刊误》。11月，以湖南教职员代表（身份），与公民代表毛泽东同志等一同到北京，从事驱逐当时湖南省督军张敬尧之活动。1920年，张敬尧离湘，返回长沙。”[3]
杨伯峻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曾说：“1913年，即民国2年，任湖南省第四师范国文教员，始治汉语文法。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曾亲自告诉遇老，他曾往旁听。”[4]如此记忆真切，那毛主席就真的曾“受教”于杨先生，那“多年”也就该是40个年头了。
“两接惠书”，就是说遇老已两次上书。“前因杨荣国事上书毛主席”，当是第一封信的内容。“杨荣国事”，何事？1951年7月，《积微翁回忆录》：“一日，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甲文耤字象两手持耒，渠说为两脚蹈耒。又引《左传》班固注，不知此注从何而来？因草一文质问之。”[5]
“文学院长”属误记。时湖南大学没有文学院，而是文教学院，管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1950年，历史系（属商法学院）的杨荣国出任文教学院院长。当时湖大于饭时设有线广播，广播了这一任命消息。遇老听后，即席发挥：你听，文学院院长应是杨树达才对，怎么错成杨荣国了？[6]
也有人传：当时遇老还说：“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7]
这颇像杨先生的口气。遇老对他看不起的人，多说那人不识字或错别字多。《回忆录》1950年12月载：“8日，李肖聃来谈退押事。见告：京中设文史研究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果有其事，亦足以轻朝廷、羞当世之士矣。”[8]
所说“乡人”，指衡山符定一（1879——1958），光绪末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其人墨守段王，排斥金甲，著有《联绵字典》10数册。以为他一字不识，也就过了。遇老指人不识字或多有错别字，只当是他看不起其人的代用语。[9]
由此可知，遇老对荣国先生早有意见，于是趁他在《新建设》发了文章的机会，指出他的谬误。谬误确是谬误，无从辩驳。手持与足蹈迥异，而班固也没有为《左传》作过注。“因草一文质问之”，到哪里去质问呢？先把稿子投到《人民湖大》，一张校报那里。校报方面请示军代表余志宏，余志宏以有碍团结为由，不同意发表。遇老随即将批评稿寄往《新建设》，《新建设》将稿件转到当时湖大校长李达手中。李达如何处理呢？1951年8月19日，《回忆录》记：“李鹤鸣来，言已将余纠杨荣国之文字示荣国，并令其自行检举向读者道歉，并致谢余之纠正。”这样处理还算公正。《回忆录》接着记：“余言：‘杨学力不任教授，未知君意如何？’他答云：‘是不妥当。’余言：‘似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免其贻误后一代青年。’余又问其有困难何在，李不言。”[10]遇老哪里知道李达校长的苦衷，他当时尚未恢复党籍，校长是空有其名，实权都在军代表手中。他不能将这些实情向一个不了解党的行事方式的党外人士去说。
杨荣国先生当时是湖大秘密的党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是湖大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哪里将脱党的李达放在眼里？对他的所谓“令”置若罔闻。遇夫先生见错既不得纠，而贻误尚在继续，于是向毛主席写信。他相信毛主席必能主持公道。信的内容无疑就是言杨荣国学力不任教授，为免贻误学子，当以总务长之类无需学力的职务处之。如果要知道遇老信的确切内容，自当以查阅尚未解密的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所存原件为最可靠。但即使不查，我们对它的估计，也应大致不差。
杨树达反杨荣国，五人小组以阶级观点分析，认为事态严重，其时有所谓“老杨谭反新杨谭”之说。[11]于是汇报到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那里。过了一段时间，在遇老焦急等候主席回信而回信不可得的时候，却迎来了唐麟部长转述的话：“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想来这是奉了主席之命说的主席的话。所以遇夫先生听后，即“自悔孟浪”，赶快写悔过信，以求得谅解。从毛泽东肯定第二信的态度来看，“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思。
遇夫先生“自悔孟浪”，承认前言之非，还有一些别的背景材料。不然，是吓不倒这位学术上充满自信、政治上并无劣迹、对共产党拥护有加的68岁老人的。现在还健在的湖南大学当时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言之凿凿，说是唐麟听了五人小组的汇报，当即把谭丕模（湖大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中文系系主任）等人找去研究，决定压一压杨树达的“嚣张气焰”。遇夫先生1944年出版过《春秋大义述》，春秋大义者何？尊王攘夷也。本有激励全国团结抗战之意。而众人研究的结果，以为杨树达实有拥蒋之罪。王者何？蒋中正也。他们从《自序》和《凡例》中挑出几句有吹捧蒋介石之意的话，编织成文，拟交给《人民湖大》编辑部，而先让人传话给杨树达，如果他肯“收敛”，就作罢，否则立即发表。[12]据说遇夫先生闻之大惊失色云。
结果呢，遇夫先生也着实“收敛”了一下，“自悔孟浪”，第2次上书，也没有再逼李达表态。由于毛主席的回信，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得到了缓解，杨荣国先生一方算是赢了。但遇老似乎也有得分之处，他赢得了主席的“违教”之言叙旧，取得了与领袖联络的通路，得到了自我批评的最高级的肯定。
但在心底里，遇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同年10月，《回忆录》载：“9日，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6级（760分），除5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10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9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谭丕模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第6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13]遇老的话无人见信，也就是大家平级，彼此彼此。遇夫先生输此一着。
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时，老湖南大学要拆分，将它的文理基础学科拆分为湖南师范学院。盛传杨荣国先生将出任院长。这时遇老又站出来发表意见了。1953年元月《积微翁回忆录》：“21日，作书与马夷初部长，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14]马夷初即马叙伦（1885——1970），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高等教育部长，文字训诂学学者。遇老说杨荣国学识低劣，他应该是能听得进去的。院系调整人事更动，湖大的实际领导人余志宏跟着李达校长去了武大，做教务长，谭丕模去了北师大，做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杨荣国到了中大，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才任历史系主任）。应当承认，在这一回合中，杨荣国先生没有沾到便宜，说是输家，也不为过。于是两位长沙杨姓学者的冲突，随着杨、谭各奔南北，遇老留守而告结束。
学界传大杨打过小杨一个耳光。本文作者曾就此事专访问过湖大老人。得知并无此事，但知情者相告，遇老因事怒不可遏，搧过后来任湖大校长易鼎新一个耳光，什么原因不详。
二、白璧微瑕
两杨的此番较量，多有论之者。如：谢泳《杨树达的屈辱》（载《学人今昔》第一部分，长春出版社，1997），李蟠《夜门兀自无人闭》，（载《书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期），散木《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史学家杨荣国》（载《中外书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期）。他们议论的基调多是：杨树达先生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教授，杨荣国先生则是以学术研究为手段而为政治服务的教授，他们碰在一起，不可能不产生冲突和矛盾。而这一冲突和矛盾，折射出制度上的某些问题：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等学者不适应的时候，而杨荣国这样的人却是喜气洋洋的了。[15]
对一件事有各种看法，已经习以为常了。别人的议论，选取的角度不同，我一向不大喜欢著文去掺和。我对于二杨的这一段矛盾冲突，持有自己的见解，这见解也许远离实际，但也可算是一种见解。假如我们不看以后杨荣国先生批林批孔中那一段张扬，而以二杨的关系为限，我以为，就遇夫先生方面说，反映了高级教授对另一类教授的轻视。就荣国先生那一方面说，则表现了挟有政治优势的普通学人对大学者的歧视甚至是敌视。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湖南长沙市人。据他所著《积微翁回忆录》载，他曾祖迁居长沙城[16]。他家在清香留[17]有“老屋”，在麻园岭[18]有“新筑”。祖父是读书人，父亲已小有功名。他本人曾考取县童生第一名[19]，进过以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的时务学堂，进过求实书院，公费留学日本7年，回国即任教育部门公职，继任楚怡工业学校英文教员，湖南第4师范国文教员，1920年任职教育部，次年即任职北京高等师范，不久即任北师大国文系系主任，1927年始，任清华大学教授，10年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1941年，经推荐选举为部聘教授。[20]而杨荣国呢，他也是教授，相比起来，只好说是另类教授。杨荣国先生（1907——1978），笔名杨天锡，也是湖南长沙市人。他祖父世居长沙县东乡谭杨洲[21]，摆渡为生。他父亲由做学徒开始，而至于开了一间纸铺名为松祥和，生意日渐兴隆，于是购地置业，定居长沙。可惜天年不永，48岁时早逝。在丧父的逆境中，杨荣国读完了7年私塾。他经过补习英语和数学，14岁考进中学，22岁上海群治大学毕业。8年之间读完了中学和大学的课程。按照荣国先生的女儿杨淡以的叙述，“在读书期间，为了家庭生活，他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他曾在一所教会办的三一小学任语言课教师……。‘马日事变’后，我父亲曾与同学贝允昕(谭嗣同的好友)[22]等人办过‘湘澜女学’，在此校任国文教员。”[23]
三一小学旧址在现今长沙市开福区的左局街，位于著名的“金满地”旁边。在上海读书期间，回湖南来教小学，办女学，在那里当国文教员。可以想见，那群治大学，并非像一所那时的正规学校那样办学。群治大学我们没有查到许多资料。而同时，又有长沙群治大学，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将军曾是那里的学生。毛泽东主席曾戏言，长沙群治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我们不能肯定，上海群治大学的性质，但能肯定，它办学的模式必有所不同。杨荣国先生在上海群治大学毕业，据他自己说，“那个时候，想找一份工作真难。去公办的中学教书，需要有门路。家中人有做大官的，家庭是富商的，才有办法。而我只能在私立中学转来转去，工资低，讲授的课程还不能让你选。”[24]他有着当教员、失业，失业、当家庭教师，当家庭教师、当教员这样频繁变换的经历。[25]
杨淡以说：“（1942年秋）大约半年以后，他（她的父亲杨荣国先生）受聘为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非名牌大学毕业，未留过学，而又未经过助教、讲师、副教授阶梯的他来说，在那个时代，真非易事。”[26]
这样说来，两位杨先生情形迥异。大22岁的杨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小22岁的杨先生出身寒门；大杨先生有深厚的国学根柢，小杨先生仅具备普通文化[27]；大杨先生有留学经历，小杨先生未出国门；大杨先生工作较为顺当，小杨先生就业艰辛；大杨先生是部聘教授，无往而不可，小杨先生经奋力扑腾，始得就任内迁于四川一个县的东北大学的教授的职位。
大杨先生这样的大教授看不起小杨先生这样的中小教授，原本是人情之常。以为本人的专业是最好的专业，无人能比，别人的专业则不值一道，这也是专业家们的并不稀见的短视。而我们都尊重的遇夫先生于此并不显得开明一些。1952年7月，《回忆录》说：“19日，湖大思想改造运动，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6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8]大学者自我贡高，轻视他人，本亦非异事，何况遇夫先生自己也并不否认这点毛病？大杨对小杨的诸种作为，只当是轻视的表现，是看不起他。当然也可引出一些深意来，但那或许已在其次了。
自高自大，轻视他人，并不是不可原谅的大错，像遇夫先生这样有大成就的学者，完全可以放到几乎可以不计的地位上去。但还是应该有个是非。轻视他人总是不对的。他不知道，中小学者自有中小学者的长处，不可忽略。
杨荣国先生以其遭际，无家学渊源，无名师提携，无就读的名牌大学可资依傍，主要靠自己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从中求得真理，以运用于中国学问的实际。
杨荣国先生自己回忆说：
1940年——1941年初在桂林。
因沅陵出版社之《中苏月刊》移到桂林出版，苏联寄了不少的中文版及俄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到桂林来，因而读到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当时的支部生活就学习这本书。它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理论上、政治上对我有很大的启发。[29]
1952年5月，遇夫先生《回忆录》说：“近日阅《联共党史》，时有开悟，心情为之小变，或者是进步处邪？”[30]
小杨先生读《联共党史》，理论上政治上都有很大启发；12年后，大杨先生始读同一本书，读了也“时有开悟”。
杨淡以如是谈论他的父亲：
抗战时，一本毛泽东同志著的《辩证唯物论提纲》(是当时只在地下党员中传阅的油印本，未公开发表。它是毛主席在抗大的哲学讲义，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前身)油印本，他随身携带了数年。1946年，他用“季埜的笔名为此提纲写了前言，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印发了两干多册。这本提纲，他读过不知多少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与启示。……他以此为指导思想，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创作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孔墨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书。[31]
1950年12月除夕，《积微翁回忆录》载：“阅报载毛泽东著《认识论》，说详审致密。余谓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君，不惟有政治才，亦富于学识，我国古来君师合一之象，今日见之矣。”[32]
[1] 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
[2] 《积微翁回忆录》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3] 又见于《杨树达诞辰百周所纪念集》2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
[4]
同上，26页。又见于1955年6月20日《积微翁回忆录》：“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
[5] 《积微翁回忆录》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6]
凡本文中关于两位杨先生的故事，如未注明出处，都听自当时在湖大工作和学习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或是我本人从他们那里听说过，或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我间接听到的。时间久远，记忆参差，所传容有失真。本文作者据当时情势和一般事理，审慎地决定其可传者。所说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包括总务处长1人，教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长1人，历史系助教2人，中文系学生8人（其中1945年入学者1人，）47年入学者2人，48年入学者2人，49年入学者1人，50年1人，51年1人）。
[7] 李蟠《夜门兀自无人闭》，载《书屋》22页，2004年第11期
[8] 《积微翁回忆录》3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9]
据我所知，骂人不识字或说人是别字大王，颇能收效。遇夫先生说天锡先生错别字多，连我们的作者也深受感染。即如《夜门兀自无人闭》一文的作者也说：“杨荣国先生错别字多我是相信的。批林批孔时他来我校作报告，把
‘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络’我是亲耳听见过的，当时报告厅内外一片哗然。”（《书屋》22页，2004年第11期）名人念错字，不足为奇。我所知道的一名教授，他念“塑料”为“朔料”，“袜子”为“末子”，“扔出去”为“乃出去”，并不妨碍他做资深博导
[10] 《积微翁回忆录》3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11]老杨、新杨已明。老谭者，谭戒甫（1887——1974），湖南涟源人，同盟会员，民革成员，先秦诸子楚辞专家，湖南大学原中文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新谭即谭丕模（1899——1958），湖南祁阳人，早年北师大毕业，1937年入党，解放后重新入党。1950年，代老谭为湖大中文系系主任。文学史专家。1958年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与郑振铎等乘图104飞机失事谢世。关于杨谭反杨谭，现尚健在的当时李达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长王石波教授说，决无此事。老谭先生胆小怕事，谨慎有加，不可能有反新当政者之举。他（王石波教授）与谭丕模过从甚密，知二谭关系甚好。作注者按：王说自是实话，但决无此事不等于决无此说。此说我从一名党员教授那里听来。
[12]参看李蟠《夜门兀自无人闭》，载《书屋》22页，2004年第11期
[13] 《积微翁回忆录》3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14] 同上，358页
[15]
有人还拓开来说：“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治学如果脱离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很难不做尴尬人的。”这些话说得很重，我不想引入本文的正文中
[16]
遇夫先生曾祖讳春台，原住长沙、宁乡交界处长沙一方，地名双江口。据杨逢彬等《近世训诂学巨子》，“杨氏宗族于明末清初从江西南昌府迁到长沙，定居于今长沙县东北角和平江、汨罗接壤的龙华岭一带。”（上海文史馆《世纪》20页，2008年第4期）
[17] 今长沙市芙蓉区都正街有清香留巷。
[18] 今长沙市开福区有上、下麻园岭社区，地近湘雅医院。
[19] 1956年《中国语文》为杨先生发讣文时，误以为杨先生曾考取秀才。
[20]
1941年的教育部，经同行专家推荐，专业委员会选举，选拔出各专业教授共３０名为部聘教授。部聘教授原则上可以到任何高等学校去当教授，而由教育部开付工资。其中有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李四光、周鯁生、茅以升、庄前鼎等。下文还将提供一个社会科学方面部聘教授的名单。
[21] 今长沙县黎圫镇谭杨村。
[22] “与同学贝允昕”,此话有误。应是“与同学和贝允昕”。“昕”，原误作“听”。
[23]杨淡以《追溯往事——记父亲杨荣国》，载《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38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所引杨荣国事迹等，大都出自杨淡以的文章。
[24] 同上。
[25] 同上，390页。
[26] 同上，404页。
[27]廖盖隆等《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称：“杨荣国在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熟读了先秦诸子及唐宋诗词小说等。”恐不确。杨荣国先生只读了7年私塾启蒙，接受识字教育，然后读中学和群治大学，要说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言过其实。
[28]
《积微翁回忆录》3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本说6条，而只记5条，无从考索
[29]
见杨淡以《追溯往事——记父亲杨荣国》，载《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39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0] 《积微翁回忆录》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6
[31]杨淡以《追溯往事——记父亲杨荣国》，《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40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2] 《积微翁回忆录》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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