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一家固然无理 华仔媒体也应反思

河北人

　昨天跟朋友聊天，偶然提起了最近轰动一时的女粉丝之父为满足女儿的追星梦而在香港跳海自杀的事件。
　　朋友无意间说：“我老爸要是知道我这样追星，一定先打断我的腿！”
　　“是正常父母都会这样的……”　　
　　杨丽娟，甘肃兰州人，在前29年的人生中，却已经有将近一半时间的追星史，这些后来看似荒唐的行为，都源于1994年的一个梦。正是这次与华仔的“梦中幽会”点燃了一个年轻少女对于真情的渴望和追逐，然而在正确的是非观念尚未成熟的时候，父母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爱女之心淡化了理智，不仅精神上表示理解，而且物质上给予满足，父亲甚至曾通过卖房、卖肾、借外债等方式帮助女儿步步接近华仔，在女儿的坚持和些许任性中，父亲终究选择了跳海这样一个偏激的方式来吸引了华仔的注意，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指责和不解。
　　对杨式一家人的谩骂之声已经持续多天，高温不退，事件双方各执一词，华仔表示歌迷不该利用不正确、不正常、不健康的方法与他见面，并表示希望媒体可以通过该事件正确引导疯狂歌迷的“病态”行为，并期望歌迷在今后的道路上理智追星。这段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地在替华仔抱不平，无非是说华仔是整个事件中最无辜的人，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歌手、演员，而并没有赔笑、陪照等义务”。然而笔者认为广大演艺人士，从被众人所知的那一刻起，自己已经不再只为自己而活，公众人物便有了他的公众效应，与其说他是一个自然人，不如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志，是许多喜欢崇拜他之人的心目中的一个目标。人往往要有目标的支持，才会有方向的生活下去，无论它是不是可以实现，始终都是一个精神支柱，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正在通过努力而日渐接近目标时，便会收获莫大满足和动力。
　　此事同样，华仔曾表示“许多人已经把我当成家人看待，我感到很幸福”，既然一个公众人物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家庭私有化，既然他可以接受并乐于接受他已经被私有化的事实，那么对“家人”的付出可以说是应尽的义务，无论是骑虎难下还是心甘情愿，华仔都应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对于家庭成员的个性偏激，如果不能包容，起码应该理解他人对自己的关爱，不该人云亦云地加以指责。有人在网上调查说“华仔应不应该”再见杨丽娟一面，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不应该，因为这样会助长这种不正之风”，就在我们强调问题出现的时候不应一味追究责任，而应更多地想出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却与这种理念背道而驰，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麻痹了人们对于解决之道的思考。
　　从大方面讲，无非就是见面与不见的争论。
　　一个争议点就是，如果见面也许会纵容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会吗？从这次旁观者以及众多粉丝对于杨丽娟的态度看来，持反对态度的人可以说是占绝对优势，她已经毫无异味的留下了历史的骂名，试问在看到这样的舆论压力所带来的影响后，谁还会愿意铤而走险顶风作案呢？杨丽娟现在确实是媒体的宠儿，一切费用包括路费、住宿费等都由各媒体全权负责，在这中间媒体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为了独家报料，为了她现在鼎盛的负面价值，说白了就是为了给众人看笑话，不惜践踏杨氏母女做为人起码的尊严，当她们不愿再为此回应时，记者们仍然穷追猛打，一路从香港追到兰州。试问这样精神的折磨还有人愿意承受吗？如果说这也是炒作，那么它也并不同于以往的娱乐圈性丑闻等事件，因为这次公众毫无争议地站在了反对杨丽娟的一面。所以杨丽娟事件这个负面教材无疑将给众多追星族们一个警示，除非还有人愿意自甘堕落，丧失清誉和人格，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笔者赞成见面，不是因为同情故去的老父亲，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对于他的死实在不值得同情。如果说华仔在娱乐圈的地位可以利用的话，那么这次反而是一个好机会，如果一个人可以带来负面效应，那么只要处理得体，他的正面效应也同样强大而有力，甚至可以化敌为友，将许多正在误入歧途的盲目追星者重新引入正轨，因此，见面是势在必行的，有什么问题摆在桌面上谈清楚总好过于逃避。
　　此事自始至终还有一个第三方，这就是媒体，媒体不愿意与社会大众唱对台戏，似乎都在事件之初向杨丽娟展开狂轰滥炸，醒目的大标题无外乎就是“杨女追星，逼死老父”云云，当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带有倾向性的时候，还怎样还原一个本来面目给众多不知情者呢，当负面新闻和妄加揣测充斥在每天的娱乐新闻中时，“谎话重复一千遍时就成了事实”，然而当媒体以其敏感在种种既定的负面新闻中挖掘出潜藏的正面情感因素，也许矛盾就不会像今天这般尖锐，为什么我们只看到父亲荒唐的行为，没有看到父爱的无声和深沉呢？为什么我们只看到杨女的任性，而没有看到她的坚定和执著呢？这些不也是从小到大都被教授的礼数吗？当然这有一个度的问题需要把握，所以传媒行业整体的职业素质也同样应该引起警觉，不要总将聚光灯打在丑陋和肤浅的一面，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个客观深刻的分析。假设华仔有朝一日与杨丽娟见面，作为人民眼睛和嘴巴的媒体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报道角度来看、来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