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与顾维钧:袁氏称帝前后的一段师生缘 政法往事系列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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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往事系列之十二


袁氏称帝前后的一段师生缘

——闲说古德诺与顾维钧

陈夏红

袁世凯称帝之前，宪法顾问古德诺一篇宏文《共和与君主论》派筹安会六君子奉为圭臬，大事传播，外界舆论均以为古德诺鼓吹中国帝制。袁世凯称帝之后，舆论大哗，及至称帝失败，袁氏声败名裂。被认为鼓吹帝制的古德诺亦跟着遭殃：古德诺时任美国约翰·霍普今斯大学校长，声望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威尔逊竞争总统宝座，未料想袁氏称帝成败，古德诺声誉大受影响，也就被共和党废黜了。

古德诺究竟是否因为襄助袁氏称帝而被耽搁总统候选提名，终非重点，笔者的重心在于描述一段古德诺和顾维钧之前的师生情，为这段失败的帝制和失败的宪法顾问生涯做个注脚。

在来华担任袁世凯总统宪法顾问之前，古德诺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世界知名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权威。古德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来华担任宪法顾问时54岁，正是一个学者学术上的成熟期。那么，古德诺是怎么来华又怎么当上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的呢？这就不能不说他和他的中国学生顾维钧的一段师生缘了。

知名外交家顾维钧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古德诺系其授课教师之一，在洋洋万言的《顾维钧回忆录》中，顾维钧屡次提及他的这位老师：“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由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古德诺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当然，他是公认的行政法权威。我记得他对我特别感兴趣。我经常向他请教，所以他简直成了我的顾问。”

古德诺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比较行政法》，1893年美国出版，1902年被译为日语，后来即由白作霖根据日译本翻译成汉语，于1913年由民友社出版；此后1931年又有谢小石译本，取名《美法英德比较行政法》出版。2006年1月，白作霖译本被列入“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重刊。

在1909年顾维钧开始攻读政治学研究生学位时，古德诺教授的宪法和行政法是他的辅修科之一。顾维钧博士在读期间，由于唐绍仪的保荐，接到袁世凯总统要求其担任英文秘书的邀请，匆匆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中，古德诺教授即答辩成员之一。顾维钧笔下记载了这段答辩经历：

随后，他们要古德诺教授来考我。使我十分惊奇的是古德诺教授没有提在班上讨论过的问题。我跟他至少学习了两年，读完了他开的所有课程。我对他提出的使我吃惊的问题至今记忆犹新。他问我，从中国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需要来看，美国宪法有哪些特点我认为适用于中国。这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问题，我记得在我回答之前，我曾停顿片刻以略加思考。就我回忆所及，我当时答道，对于一个刚刚踏上民主道路的国家来说，能起好作用的基本原理应该是权力分散。

这次博士论文答辩毫无悬念地通过。1912年4月底顾维钧即回到北京，开始其从政生涯，担任袁世凯总统的机要秘书。

据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提及，中美官方档案记载，古德诺来华是通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介绍。当时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正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巴特勒。可以想见古德诺能够来华，与校长巴特勒多少是有关系的，但却不一定是实际介绍人。按照当时政治运行的逻辑，这个实际介绍人应该是对古德诺和袁世凯都比较熟悉的人物，否则不可能在茫茫人海中如此牵线搭桥。

那么，古德诺来华是否顾维钧推荐？唐德刚先生猜想，这个介绍人就是古德诺在哥伦比亚所教过的学生顾维钧，而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之交王宠惠。唐德刚说，“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问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笑而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在顾维钧先生的回忆录中，还记述了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数次会面：

总统也不时接见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如古德诺教授，他应邀来华对我国适用何种宪法提供意见。他数次会见总统，我均在座。古德诺教授极端赞成中国复辟帝制，建立君主政府，因此，他遭到国外一些人的非议。

古德诺教授是第一次来华旅行时求见并认识总统的，。我介绍他时说，他是教我行政法的教授，这是他的专长，但他也是研究美国宪法的学者。因此，第一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行政：如何组织一个能够在国内保障和平、秩序与安全的有效的政府。总统很欣赏他的意见，因此约他再度来华。第二次见面，他们终于谈到正题。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者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唯一的形式只有帝制政府。

其实，正如唐德刚所言，“以古氏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的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计的。”
《共和与君主论》之所以被绑到帝制的战车上，正是缘于这个原因。事实上，这篇文章出台前三个月，也就是1915年4月，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曾写过一篇《君宪救国论》，这篇文章不管是筹安会的集体策划还是袁世凯的授意，总之袁世凯对此非常满意，开心之下挥笔“旷代逸才”并制成金匾送杨度。唐德刚先生指出，当时国内崇洋媚外风气非常严重，袁、杨均觉得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而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底细，因此决计联合起来利用古德诺。古德诺不明就里，大掉书袋，提出君宪、共和原是半斤八两，就看中国能否适用的基本观点，不料被杨度翻译时即变成帝制优于共和，紧锣密鼓为袁世凯称帝张目。都说外来和尚会念经，可是顾维钧介绍其老师古德诺来华，最终却念出来这么一本歪经，颇有驴头不对马嘴之感。

1947年顾维钧访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多兹在谈话中再次提起古德诺，“他同哥伦比亚大学古德诺教授一样，认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最关重要的不一定是关于美国制度和美国技术的一大堆知识，而是在他回国以后能够识别在美国所学到的全部东西里，哪些是对中国最适宜、最有益的。”在晚年回忆录中，顾维钧在事隔三十年后仍然和多兹聊起古德诺，莫非是在隐晦地替古氏辩白？读者自可会心一笑也。

2007年7月9日凌晨于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