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诸葛亮之北伐

cayan

诸葛亮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姜维九伐中原，未得寸土，却使蜀国民众长期征战，民穷力敝，国库日益空虚，已经从本质上瓦解了蜀国的基础。蜀国灭亡，实因诸葛亮，非惟刘禅。相反，如果没有刘禅坐镇后方，诸葛亮北伐哪来的经费？诸葛亮长期在外征战，而实际上又架空了刘禅的领导权，小人乘机而入，蜀国不亡何待？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吴大鸿胪张俨：《默记》]


陈寿说的还算中肯，刘备死后，孔明专制：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既然诸葛亮无城父、韩信之才，刘备一世枭雄，岂有看不出之理？他知道的，所以他一直很看重魏延。关羽、张飞是刘备的亲信，然而，刘备却有倚重魏延而不倚重这两人的地方。《三国志·魏延传》云：“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鎮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汉中是蜀国的北方屏障，是除荆州之外第二重要的区域，事实上，丢掉荆州，西川仍可偏安，丢掉汉中，西川失根矣，故刘备必须与曹操争夺马超（马超的地位也由此而来，非由战功）。荆州由关羽守，汉中却不由张飞守，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以想见。


诸葛亮北伐，魏延献策仿韩信故事，到底有没有道理，可以看看魏延当时的分析。《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榖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当时的事实是，魏主曹睿即位未几，司马懿被闲置，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的确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要以一支弱势的军队，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个有利战机，宁愿采取缓行战略，给敌方以充裕的应变时间，这在军事战略上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当时不是没有司马懿，只是司马懿被闲置起来而已，在诸葛亮的军事压力下，他随时可以回来执掌兵权的。


魏延的计策并非不可行，只是诸葛亮认为悬危不敢冒险而已，他宁愿采取保守的战略从坦道缓缓推进，而不是冒险一博，由此，已经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失败是必然的。国小民寡兵弱，与十倍之国打正规战与持久战，岂有胜理？历史上所有的以弱胜强例子，无不是靠速决、诡道、运动而胜的，这样的战略任何卓越的军事家都不会采用的，事实历史上的诸葛亮也不以军事见长，乏于应变是其性格特点。


有一件事是必须注意，就是恰恰在这次战役中，诸葛亮不用魏延，却用马谡（当时请令守街亭有三人，马谡、魏延、吴懿），若非孔明无识人之才，就是故意排挤魏延。孔明不肯分五千兵给魏延偷袭，却肯分二万兵与马谡守街亭，偷袭冒险，用马谡与司马懿对抗不冒险乎？魏延之策纵使失败，也只损失五千兵马而已，街亭损失的远远高于此数，这是什么道理？即使是第二次北伐，对手不是司马懿，也攻不下由郝昭把守的小小陈仓，坦道推进，岂有如是轻易之理！


总而言之，综观诸葛亮的历史，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北方的辉煌；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江东，确立鼎足之势的建树。孔明企图学曹操、周瑜一样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然而，他的军事才能，表现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六出祁山，盲目挑战，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仅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经使他心力交疲，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夺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


知其不可而为之，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造成的悲剧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