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历史上的诸葛亮

博涵

二论历史上的诸葛亮
诸葛亮在政治上排斥同为顾命大臣的李严，在军事上又不能团结东州集团和益州地方集团；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六出祁山，均无功而返。他在《出师表》中先说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里不难看出，他将皇帝的宫中也等同于他的丞相府，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一并交给他这个开府的有司来管，否则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但这些话像是一个上司在教训下属，那像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这些话，的确出自“一生唯谨慎”的“千古第一人臣”的诸葛亮之口，这难道不奇怪吗？
从这里不难看出，诸葛亮是一个权利欲很强的人，刘禅不过是他的傀儡罢了，他不仅掌握军国重权，而且宫中的事务，他一样也要管。打着刘禅的旗号，同样挟“蜀汉以令诸臣”，这就同曹操也差不了多少了，五十步和一百步而已。我们说诸葛亮在用权方面和曹操一样，大权独揽，决不手软；但两人掌权的目的却不一样，曹操是为一已的私利，而诸葛亮却是一心为公。两人的政治品质高下判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阵）和睦，优劣得所”。从前执掌皇室保卫的近卫军首领，一直是刘备的心腹将领赵云，而赵云此时已老态龙钟，反而将其调走出征；换成自己的亲信向宠，不能说是没有一点其他的目的在内。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当时的详情，这也是诸葛亮不设史官所造成的。诸葛亮怕史官秉笔直书，因此“国不置史”。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蜀亡以后，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也唯有蜀书因其“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重要人物都无法单独作传，使后人对这一段历史只能付之阙如。
诸葛亮在朝，理应由他来主持朝政。然而诸葛亮领导北伐，他走后，朝政暂时由谁来主持，这是应该指定的，但他连提都没有提，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如果要指定的话，按资历和名望来说，就非李严而莫属了。
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就是亲信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荆楚集团的人。虽然确实是贤臣，难道李严、费观、何宗、王谋就不是贤臣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而论也要远高于前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诸葛亮这样做也绝非是偶然的。
我们用史料说诸葛亮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在蜀汉王朝也同样大权在掌，排除同是顾命大臣的李严，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在于巩固蜀汉政权，尽量不使大权旁落，对蜀汉政权也确实是忠心耿耿，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诸葛亮毕竟也是人，既不是完人，也同样是一个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人，这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诸葛亮。
若以诸葛亮比于曹操，无论事功、用人、治政、用兵等各个方面，都要逊色一筹。但人们对诸葛亮却作出了过誉的评价，而曹操却遗臭后世。这是因为二人的品格，根本无法相比。曹奸险诈伪，残忍好杀，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品格的卑劣表现。诸葛亮的个人品质，公忠体国、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曹操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研究和学习历史，就是要正确地去理解和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历史的本来面貌。总结历史，以史为鉴。